鴉鵲嶺與宜昌絲竹(9)
鴉鵲嶺與宜昌絲竹(9)
2006年,第一批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出爐,宜昌有7個申遺項目榜上有名,其中有宜都青林寺謎語、秭歸屈原故里端午習俗、長陽撒葉兒嗬跳喪舞、下堡坪民間故事、興山民歌、宜昌絲竹和枝江民間吹打樂。值得注意的是,其他地方的民間文化都是以當地的地名為標志,唯獨鴉鵲嶺的絲竹被冠為“宜昌”的牌子。這就和省的名稱、國家的名稱一脈相存,代表著一種榮譽、也代表著一種榮耀,宜昌絲竹受重視程度之高可見一斑。
鴉鵲嶺作為巴楚文化的交匯之地,自然就浸透了中原漢人文化和云貴川少數民族文化的混合體,宜昌絲竹既不同于長陽那種源于土家族的跳喪舞的撒葉兒嗬,也和枝江那種源于楚國的吹打樂不同,而是屬于一種古老的漢族民間音樂;既不同于興山的那種直著嗓子喊的原生態的山歌,也和下堡坪產生于田間地頭的民間故事不同,它是鴉鵲嶺那片歷史積淀深厚的土壤中孕育出的一朵多姿多彩的民間文化奇葩。
絲,指的是弦樂器;竹,指的是管樂器。絲竹是琴瑟簫笛等樂器的總稱,也是漢族傳統民族弦樂器和竹制管樂器的統稱,同時也是中國古典音樂的代名詞。《禮記·樂記》中指出:“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而《商君書·畫策》說的很夸張:“是以人主處匡床之上,聽絲竹之聲,而天下治。”可見得作用之大。民間藝人的那部必讀物《禮樂須知》中描述:“自三皇五帝各有音樂,用以宗廟以薦祖先,用以天地以享鬼神,用于朝庭以彰威儀,用以酒筵以宴賓客,所謂禮樂也。”就把絲竹音樂提高到禮樂的高層次上了。
唐朝的劉禹錫在《陋室銘》里說:“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可就是不知道如果沒有音樂環繞,不能在桌上讀書寫字,作為文人而言,豈不單調無聊的要命嗎?看看同時代的白居易是怎么說的:“緩歌謾舞凝絲竹,盡日君王看不足。”他在成名作《琵琶行》里更是感嘆:“潯陽地僻無音樂,終歲不聞絲竹聲。”不過這都不如明朝馮夢龍在其《東周列國志》第七十一回中寫的生動:“(齊)景公大悅,于是解衣卸冠,與梁邱據歡呼于絲竹之間,雞鳴而返。”那就是真正的載歌載舞。
從周朝就有的絲竹音樂已有n多年的歷史了,中國的古典音樂又分為“大樂”和“細樂”。大樂一般以吹打為主,演奏的樂器是大號、嗩吶、鼓、鑼、鈸、釵,適合檢閱、盛典、集會,有些像歐美交響樂中的進行曲;而細樂就是用絲弦和竹管為主,演奏的樂器一般是二胡、秦琴、笛、簫、笙。適合除大型儀式以外的各種場合。記得明朝有文人評論柳永的詞說:“只好合十七八女孩兒,執紅牙板,歌‘楊柳岸曉風殘月。’”而對蘇東坡詞的評價是:“學士(指蘇東坡)詞,須關西大漢,執鐵板,唱‘大江東去。’”而唱“大江東去”似乎就是大樂,唱“楊柳岸曉風殘月”就是細樂,也就是屬于絲竹音樂。
絲竹音樂源于中原大地,隨著漕運的發展,隨著江浙蘇杭一帶的經濟發展,隨著對外貿易的發展,所以兩百多年前就在江浙一帶產生了具有濃郁的地方特色、創新性的江南絲竹,與此幾乎同時,由于長江黃金水道的航運發展,鴉鵲嶺這個南來北往的交通節點的重要性的凸顯,宜昌絲竹也在鴉鵲嶺一帶逐漸形成。多年以前,我在讀中國音樂史的時候,就曾經被兩地的異曲同工的發展驚訝不已:兩地的絲竹都是以絲弦樂器和竹管樂器為基本編制,其中既有二胡、琵琶、揚琴、三弦、笛、笙、簫等,還加入了一些打擊樂器如鼓、板等;兩地的絲竹都因為加入了當地一帶的婦孺皆知、老少皆宜的一些民間曲調,還有一些朗朗上口的地方小調和表現形式,自然受到當地民眾的歡迎,這就叫異曲同工。
所以說,音樂是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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