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節(jié)趕堆子（2）

        湖北宜昌素有“三峽門戶，川鄂咽喉”之稱。自古以來就有水道東連荊漢，西通巴蜀；陸路南接三湘，北往陜豫。原稱“夷陵”，也就是靠近蠻荒之地。這一點從北宋曾在此任過縣令的歐陽修筆下便可得知：這個地方“地僻而貧，故夷陵為下縣，而峽為小州。”“州居無郭郛，通衢不能容車馬，市無百貨之列，而鮑魚之肆不可入，雖邦君之過市，必常下乘，掩鼻以疾趨。”

        雖然從明代洪武十二年（1379年）就有了“城垣高二丈二尺，周圍八百六十三丈，城墻垛口三千九百零三垛”的城墻，可直到清順治十三年（1656年）清朝彝陵（注：清時為避諱，將“夷”改“彝”）左營游擊（從三品）張琦用政府撥款對這座城池進行修葺，才開始有了可以關(guān)閉的城門，從不設(shè)防變成了真正意義的城池。

        宜昌的最初發(fā)展是由于清咸豐三年（1853年）太平軍建都南京，淮鹽不能上運湘鄂，清廷飭令川鹽濟楚，宜昌成了長江上重要的過載碼頭；清光緒二年（1876年）對外開埠，宜昌成了進入四川的橋頭堡；然后是民國十一年（1922年）“沿清末舊例，不設(shè)征稅機關(guān)，由商會成立濟宜公司代收煙稅，正稅上交北洋政府，地方收取附加捐”。云貴川的“土藥”（鴉片）均從宜昌通過，宜昌成了那種毒品的集散地，那就是史稱宜昌“第一次黃金時代”的畸形發(fā)展。

        宜昌真正高速發(fā)展的黃金時代是從上世紀(jì)六十年代開始的：先是有眾多的“三線建設(shè)”項目落戶宜昌，極大地加強了宜昌的經(jīng)濟實力；再就是“萬里長江第一壩”葛洲壩工程和“高峽出平湖”的三峽工程陸續(xù)動工，不僅使宜昌擺脫了單純做為渝東鄂西物質(zhì)運輸重要轉(zhuǎn)口港的形象，也為宜昌的全面發(fā)展張開了翱翔九天騰飛的翅膀。而旅游宣傳語也從五彩繽紛的“金色三峽，銀色大壩，綠色宜昌”變成了更有自信、表現(xiàn)實力的“宜人之城，昌盛之地。”

        正因為歷史上的宜昌不僅處于長江的上中游交界處，碼頭眾多、船工、纖夫數(shù)以萬計，還有各地紛至沓來的商販，人口流動性很大；除了“湖廣填四川”，還有抗戰(zhàn)時的全民逃難；除了解放初期的南下干部，還有支援三線建設(shè)的人口遷入，以及改革開放后的外來工的進城，宜昌的人口成分就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再加上宜昌自古就是靠近蠻荒之地，周邊本來就是少數(shù)民族聚集地。多方面因素匯集在一起，就使得宜昌民俗不僅具有濃厚的楚、巴遺風(fēng)和漢、土色彩，還具有來自各地的多元性和起源于本地的特殊性。尤其是“清明節(jié)，趕堆子”的習(xí)俗更能體現(xiàn)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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