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九年等來的判決

　　1974年元旦在京山的戰備監獄填了一首詞，傳給了幾個好友。\\ＷｗＷ.ｑΒ5.ｃ0M/

　　甲寅新春贈諸君

　　——調寄卜算子

　　冰霜嚴寒時，孕育花滿枝，否泰互通極必反，幾多破涕事。豐年飛雪兆，甘甜困苦滋，莫道五更眸如鎖，靜候佳音至。

　　填這首詞的時候，認為自己已經處在最壞的境地，只要是變，那肯定是朝好的方向變。也許是被我蒙著了，佳音來了，1974年3月8號，在京山關了三年多后所長通知我們：你們的問題要解決了，明天回武漢。話語中透露解決問題的方案極其樂觀，超出我們的想象。第二天兩輛車準時開出，全沒有來時的那種荷槍實彈的緊張氣氛，沒有當兵的押送，只有兩個看守和我們在一起。一路上我們說說笑笑，飽覽無邊的春色，憧憬著和家人、親友相聚的時刻。

　　到了武漢市第二看守所，那氣氛就像第二天就要把我們給放了似的，原存在保管室的違禁物全都不收，直接讓我們進了號子，看守也不管我們這兩個號子。我們在里面歡歌笑語，搞起了聯歡會，每人都要出節目，一首《伏爾加船夫曲》，讓那深沉、激昂、樂觀、向上的情感，讓那向著太陽唱起歌的心靈撞擊久久不能散去。王老頭唱歌不怎么樣，但他的舞跳得真是棒極了，那風度，那韻味，那種完全沉浸在輕盈舞步中的自我陶醉，讓人看著就是一種享受。

　　傳言說要一風吹，該補工資的還要補工資。有人不是那樣樂觀，這多年來失望的次數太多了。就是樂觀的人心里也有郁悶，水運工程學院的俞明亮說：百萬雄師的人早就放完了，頭頭放出去個個升了官，把我們放出去補點工資還不該？就算真的補了工資，誰能補我一個青春呢？他這話一出，大家都沉默了。（后來了解的情況是當時確實是要對造反派高抬貴手，省委書記姜一和省委組織部已經找柳英發談過話，準備要他任團省委書記。）幾天后情況好像有變，該收到保管室的東西又重新拿走，把我們這批人又打散和其它的人犯關在一起。在二所關了三個多月后又說一時不能解決問題，于7月17號又被送回京山。在京山又關了半年后，1975年元月21號再次說要解決問題，又被送回武漢。在二所關了半年，再一次說情況有了變化，還要等。

　　“七五年七月十七號，還是去年的同一個日子我又回到了京山。三到京山了。什么時候才能解決問題，見我父母一面呢？”

　　上面是返京山后在筆記本上寫的一段話。

　　這次只在京山呆了很短的時間，只一個來月就第三次回到了武漢，還是關在二所。此時的傳聞已完全不是第一次回漢時那些讓人興奮的消息，風向變了。那首《卜算子》里面的“否泰互通極必反，幾多破涕事”成了一場夢，對我們來說應該改成“否泰互通極必反，只是夢里事”才貼切。

　　第一批一起去京山的難友此時放了幾個，這幾個本來就沒什么事，更多的是判了刑。絕大多數案子都解決了，怎么就我這案子一直往后拖？傳聞越來越不利，如果說第一次回來的感覺像是在九天之上，這次回來的感覺就是在九地之下，好消息來時是虛無飄渺，壞消息到時卻是實實在在。對解決問題我早已不抱回家的奢望，能早日去勞改隊就謝天謝地了。

　　大約是1975年底提我出去問過一回，來人見面就自我介紹是省高級法院的。我聽后心里一格噔：只有判死刑、死緩和無期徒刑這三種情況，省高級法院才來人對案，思量了一下，殺我頭的可能性不是很大但也不能肯定沒有，看來我將在無期徒刑、死緩和死刑中間三選一了，只是這選擇權不在我手中。

　　來人說關了我八年是為了慎重，現在是解決我這問題的時候了。他著重問我跟“12.5事件”性質有關的問題，我聽著聽著感到他是帶著我們是派性殺人的既定結論來的，此行只是履行法定的程序，來輕松證實一下已做出的結論而已。我暗暗提醒自己：事關“12.5事件”的性質不能有一點含糊，一定要說清楚。這不是我一個人判輕判重的問題，不講清楚紅十月在后人眼里就是一伙青面獠牙的暴徒，會讓整個紅十月蒙羞，讓整個造反派蒙羞。

　　我用盡可能平和的口吻，用具體的事例來詳細說明我們怎樣善待本班、本校的不同觀點的同學，不論他們曾經對我們做過什么，我們不僅沒有過報復的行為，而且還忍辱負重，以德報怨，這樣的事例在紅十月里實在是太多，信手拈來就是。而孔威、傅強他們除了為非作歹，從來沒做一件稱得上是參加文化革命的事，在我心里一直認為他們是渾水摸魚的一伙流氓。打死他們肯定是錯誤的，我愿意接受政府根據人民的利益給我的任何處分，但這個行動絕對不是出于派性。我這一番于情于理于客觀事實都無懈可擊的辯護詞讓來人顯然有點意外。眼前這個人與他所想象的區別太大，從這個人說的情況中應得出的結論和他先前的認定不同。他靜靜地聽我說完，考慮了一會說，這樣吧，你先回去，等我們的消息。

　　按常規，法院來對案后一個月左右會解決問題，可我這一等又是半年多。

　　前不久法院又來了人，這次來的是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的，中級法院來對案，那說明最高的刑期只有二十年。看來上次的自我辯護起了點作用，案子從高法降到了中法，我的問題快解決了，并且量刑最高也只有二十年，這和曾經準備的殺頭來說，是一個好消息。高興之余心里也有點怨，為這一天的到來，等的時間太長、太久、付出的代價也太大、太沉了。

　　如果九年前就知道等待我的是這個命運，如果知道這九年會是這樣一個不堪回首的經歷，我很可能會等不到這個時刻的到來。但現在太過沉重的滄桑已給九年前的那個一臉稚氣的中學生的心靈裹上了一層厚厚的繭殼，忍受力和耐受力已不能同日而語。我既然能走到現在，我就能走到任何一個可以想象得到的將來。

　　1976年7月31號下午，頂著夏日的驕陽，我正在制作爐碴磚，滿臉的灰塵，一身的臭汗。負責管外勞的看守很高興地來叫我，說法院來解決我的問題了，要我趕緊把臉洗一下。

　　我是看見市中級法院的一輛上海牌的轎車開進來（法院的幾輛車及車牌號早已爛熟于心），心里還在想又是要提哪一個要犯，坐轎車來的肯定是院長一級的頭頭，院長親自出面的案子不會小，沒想到竟然是奔我來的。

　　這一刻終于等到了。我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呼吸，把已作好的準備在心里又過了一遍。

　　走進宣判室時，里面已坐有三個人，中間的一個四十來歲，身體已有點發福，后來聽說是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的副院長。在核實了我的身份后，這副院長開始莊嚴地宣讀判決書：

　　湖北省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

　　刑事判決書

　　市法（72）刑初字第1137號

　　公訴機關：武漢市革命委員會公安局

　　被告人：李乾，男，二十七歲，宜昌市人，工人出身，學生成份，原紅旗中學學生。家住漢口民生路148號。現在押。

　　……

　　上列被告因開槍殺人一案，業經本院審理終結，現查明：

　　被告李乾等人在一九六七年期間，因觀點分歧多次與武漢市二十二中學生孔威、傅強等人發生過沖突。同年十二月五日，被告耿祺華為慶祝紅旗中學成立“革委會”（未批）舉行文藝晚會時，指定被告李乾負責保衛工作。晚會期間，被告祁援朝等人先后四次到紅旗中學向被告李乾等人謊報“傅強，莊洪運等三、四十個小流氓在二十二中集結，帶有手榴彈等兇器，準備沖擊你們的晚會。”被告即找被告耿祺華（校“革委會”主任），寧漢文（校“革委會”副主任）研究，決定到二十二中把傅強等人抓起來。接著又由被告何儒非（校“革委會”第一副主任）主持召開有李乾、寧漢文、方興國等二十余人參加研究抓人的行動會議。會議快結束時，祁援朝又報告說：“流氓已經走了。”被告李乾等人又繼續開會，策劃去孔威、傅強家將孔、傅二人打死。此時柳英發（當時群眾組織中負責人之一，校“革委會”委員）進入會場，提出“打斷條腿子，打死不好”。當即遭到被告方興國等人的極力反對。被告李乾、何儒非、柳英發等人均同意將孔、傅打死，被告符軍在會上介紹說：“孔威、傅強是他們的左右手。”并表示：“你們打死，我負責拋材料。”李乾綜合了與會者的意見，決定打死孔威、傅強、丁洪寶、莊洪運等四人。散會后被告李乾、寧漢文、何儒非、柳英發、符軍、方興國等人留下繼續開會，商議具體行動計劃，決定由符軍帶路。被告寧漢文在會上講：“行動要果斷、迅速，要注意安全。”會后寧漢文為方興國借得手槍一支。當晚十二時許，被告李乾帶領紅旗中學、二十二中的方興國、馮棟、俞國新等五十余人，攜帶手槍五支及匕首、棍棒等兇器。由被告符軍和胡××帶路，包圍了孔威的家，被告方興國踢開大門首先開槍。被告李乾、俞國新、馮棟亦先后開槍。撤出現場后，被告李乾聽說孔威未死，又返回現場朝孔威補槍三發。致使孔威中彈十一發死亡；孔母祁香中彈四發，現已殘廢；其姐孔小冬中彈三發，致使殘廢。被告李乾等人打死孔威后，又包圍了傅強的家。進屋后，李乾向睡在床上的傅強連開數槍，致傅死亡。打死孔、傅后，被告耿祺華于同年十二月六日中午主持召開了所謂校革委會全體成員會議。聽取了李乾打死孔、傅的匯報。被告耿祺華、何儒非、柳英發等人對李乾進行縱容包庇，支持李乾畏罪潛逃。

　　綜上所述，被告李乾等人目無國法，有組織，有計劃地開槍打死二人，打傷二人，手段殘忍，后果嚴重。為了維護社會秩序，保障人民生命安全，特依法分別判決如下：

　　被告李乾是槍殺孔威、傅強的組織、指揮者，又是主要兇手，情節惡劣，罪行嚴重。依法判處被告人李乾有期徒刑二十年（刑期自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五日起至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十四日止）。

　　被告方興國積極參與策劃殺人的會議，極力煽動槍殺孔、傅，是槍殺孔威的兇手之一。依法判處被子告人方興國有期徒刑八年（刑期自一九七五年八月三十日起至一九八三年八月二十九日止）。

　　被告符軍多次制造被害人是“流氓”的輿論，參與策劃會議，積極主張打死孔、傅，并表示“負責拋材料”，作案時還積極帶路。依法判處被告人符軍有期徒刑五年（刑期自一九七五年七月一日起至一九八O年六月三十日止）。

　　被告寧漢文身為教師，參與策劃殺人會議，為被告李乾等人出謀獻策，并給被告方興國借得手槍一支。破案后能坦白交待問題。依法從輕對被告人寧漢文免予刑事處分。

　　被告耿祺華身國家干部，竟違法亂紀，支持被告李乾等抓人，事后又主持召開會議縱容李乾逃往湖南。破案后認罪態度較好。依法對被告人耿祺華免予刑事處分。

　　被告祁援朝，多次謊報所謂流氓集結情況，參與槍殺孔、傅的犯罪活動。破案后認罪態度較好。依法對被告人祁援朝免予刑事處分。

　　被告馮棟參加槍殺孔、傅的犯罪活動，在槍殺孔威時開槍六發。歸案后認罪態度較好。依法對被告人馮棟免予刑事處分。

　　被告俞國新參加槍殺孔、傅的犯罪活動，在槍殺孔威時開槍三發。歸案后認罪態度較好。依法對被告人俞國新免予刑事處分。

　　被告何儒非主持召開槍殺孔、傅的策劃會議，贊同被告李乾等人的犯罪活動，事后又參加縱容被告李乾逃跑的會議。破案后認罪態度較好。依法對被告人何儒非免予刑事處分。

　　被告人柳英發參加槍殺孔、傅的策劃會議，贊同被告李乾等人的犯罪活動，事后又參加縱容被告李乾逃跑的會議。破案后認罪態度較好。依法對被告人柳英發免予刑事處分。

　　如不服本判決，可在接到判決書的次日起，十天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由，上訴于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

　　一九七六年七月三十一日

　　我面無任何表情地站在那里聽他一字一句地把判決書念完，心里卻在倒海翻江。這判決一開頭就強行把我們定為派性殺人，有什么證據說明我們是派性殺人？是派性殺人我們怎么也不會殺到孔威、傅強的頭上去，在實驗中學比孔威、傅強有更充足的理由成為派性殺人對象的人多的是，我們怎么沒對他們動一個指頭？連把我們的戰友打得兩下病危通知書的兇手我們都能善待，有這樣的派性殺人？百萬雄師中的某些人才是地地道道的派性殺人。1967年6月24號僅在工造總司一處至少有28人被他們殘忍地殺害，有的是被長矛捅死，有的是被鐵棍砸死，血流遍地，其狀慘不忍睹，還有更多的人受傷。尤其令人發指的是他們看到當時住在附近與造反派組織沒有任何關系、純粹是過去玩的朱慶芳小姊妹倆時，似乎殘殺鮮花一樣的少女更能滿足他們暴虐的心理，面對這群一臉殺氣的壯漢，倆姊妹嚇得直哭，連忙說明自己的身份、哀求不要傷害她們。這一切努力在這伙人面前沒有任何作用，他們手持長矛一擁而上，妹妹朱慶芳（八中學生）被當場殺死，姐姐當時重傷連腸子都被拉出來。第二天中午我趕過去看他們的殺人現場時，百萬雄師的封鎖線剛剛撤去，我看到為了洗刷掉殺人的痕跡，整棟樓像是從水里撈出來的，雖然經過一天精心沖洗再加上一層厚厚的石灰粉，但仍然掩蓋不住濃濃的令人窒息的血腥味。屠殺現場大面積血跡看不到了，斑斑點點的血痕仍然四處可見。聽旁邊人說：作孽呀，兩個十幾歲的女孩子喊他們叔叔，求他們，他們硬是殺得下手，有的家伙還專門往**、陰部戳。這才是地地道道的殺人犯，他們的手段不殘忍？他們的罪行不嚴重？怎么什么事都沒有？怎么沒有一個人被判刑？如果不是兩天后中央給武漢軍區來電，指出在武漢發生的武斗是極不正常的，要百萬雄師立即停止對一些單位的圍剿，不知道還會有多少無辜的百姓要慘死在他們的屠刀下，在他們面前社會秩序就不要維護？人民的生命安全就不要保障？法律對他們怎么就成了一紙空文？怎么獨獨對我們這幾個一心要跟**走的學生痛下狠手？我心里清楚這只有一種可能：組織指揮百萬雄師圍剿殺害造反派和審判我的是同一個利益集團，怎么能期待法律的一視同仁呢？對這樣的判決，我有什么好說的？抱定主意不開口。

　　“李乾，聽清沒有？”這位副院長念完后，稍稍歇了一會兒就開口問我。

　　沉默。

　　“沒聽清楚有疑問的地方可以問。”見我不說話，他再次開口。

　　沉默。

　　“聽了這判決你有什么想法？”也許他認為我是已聽清了，所以才不愿意回答聽沒聽清的問題，就接著往下問。

　　沉默。

　　“那好，你先坐下來想想再說。”大概他以為二十年的刑期把我打懵了，一下子緩不過神來。

　　我仍舊一臉的冷漠，毫無表情地坐到了板凳上。

　　“李乾，想好了沒有？”幾分鐘后他又開始了問話。

　　沉默。

　　“想好了你說說對這判決有什么想法。”

　　我發現他頭上在冒汗，但我依然是沉默。

　　“沒意見沒想法你就說沒意見沒想法。”他開始急于完成這件差事。

　　沉默，還是沉默，我靜靜地望著他。

　　“李乾，你是什么意思？為什么不說話？”他有點沉不住氣了。

　　還是沉默，令他難以忍受的沉默。

　　“你是不是要對抗無產階級專政？！”他開始聲色俱厲。

　　伴隨一雙木然眼睛的依然是沉默。

　　“李乾，你跟我們玩什么花招？老實點！”他啪的一下把桌子拍得發顫，我實在有點擔心他那只手。旁邊的兩位也開始大大咧咧地罵起來，他們已經失態了。

　　沉默，我臉上只有兩個字：沉默。

　　“你不要以為你還是革命小將，造反派頭頭，你現在是罪犯，你想跟我們斗？太自不量力，對付你有的是辦法。”這么快威脅的語言就出來了，看來他們的水平還真是不敢恭維。

　　他們的高聲叫喊和拍桌打椅，讓宣判室內熱鬧異常，所長和幾個看守不知道發生了什么事情，都趕過來看。

　　“李乾，你平時表現蠻不錯的，怎么一下子這樣了呢？有么想法你就說沙。”所長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后就勸我。他可能非常意外：平日里本本份份、從不惹事生非、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并且一定會干好的人，今天怎么這樣犟？

　　“李乾，你一直跟我們蠻配合的，今天怎么了？你這樣要吃虧的。”有的看守話里有話。

　　我還是無動于衷。

　　這一刻我苦苦等了整整九年，就等來這樣一個結果。這九年里我什么樣的罪沒受過？什么樣的苦沒吃過？除死無大病，討米再不窮，你們還能把我怎能樣？突然心里萌生了一個想法：我就是不開口，就是要看一看你們氣急敗壞時怎樣表演。

　　這九年來，除了想在我身上挖一點莫須有的、能夠陷人入罪的材料時才來敲打一下外，對我是不聞不問，像一個棄物被鎖在這陰暗的牢房里，任憑他發霉生銹，甚至毀滅。這是一條活生生的生命，這是一顆渴望為人民做點有益的事的靈魂，在這樣惡劣的環境里被擱置了九年之后，終于等到一個自被抓以來對他很不利的環境，在這樣一個環境里，一紙判決下來了。

　　在這紙判決下來之前，理不理我由你們說了算，但是在這紙判決下來的時候理不理你們卻是由我說了算。我反正豁出去了，九年的煉獄，換這一刻的快意，不過份；或者說用這一刻的快意去換后面可能的懲罰，我認。所長和幾個很熟悉的看守見勸了半天沒有效果，就去忙他們自己的事去了。平日里從所長到看守對我的印象都不錯，雖然他們的職業讓他們變臉只是小事一樁，但我不說話并沒有違犯哪一條哪一款，整我總得要有個起碼的理由，在沒有一個明顯的理由時，他們跟我過不去的可能性很小。當然如果他們平日對我的印象很壞，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所長等人的離開，讓副院長這一行人心里更不舒服。本指望看守所會配合他們來對我施加壓力，誰知這幾個人只是不痛不癢地說了兩句就走了。這位副院長怒氣沖沖地從那寫字臺后走到我跟前，用手指著我的鼻子說：

　　“你究竟想干什么？向我們挑釁？我告訴你，誰向我們無產階級專政挑釁只會粉身碎骨！”

　　這些話對我來說沒有一點新意，等待他的還是沉默。

　　“你給我站起來！”他看我很悠閑很舒服地坐著，而他自己汗流浹背地站在那里，一下子氣不打一處來。

　　站起來就站起來，我就是不開口，看你怎么著？我在心里說。他旁邊的倆人一個是書記員，另一個是司機兼隨員。他們大概原以為一個在牢里關了九年的家伙肯定巴心巴肝想到勞改隊去，會對宣判求之不得，甚至會感激涕零。壓根都沒想到會遇上這樣一個軟硬不吃、一言不發的悶砣子。除了謾罵、威脅，一時間竟無計可施。我站在那里，看著他們三人時而你唱紅臉我唱白臉的輪番轟炸，時而湊在一起小聲商量對策，時而看看戴在手腕上的表，一個個大汗淋漓，憤怒難耐，暴跳如雷的樣子，想起這樣一句話：熱鍋上的黔驢。

　　“□所長，你來一下。”這副院長在和他的兩個隨行商量之后突然高聲向門外喊，這半個小時已讓他忍無可忍。

　　有什么新招我等著。我心里一邊想一邊冷漠地看著他。

　　“□院長，有么事？”所長連忙過來問他。

　　“把這個家伙給我戴上腳鐐手銬，看他能硬到哪一天？不信他的嘴巴比那鐵家伙硬！”這位副院長又一次指著我的鼻子說。

　　最后的武器搬出來了，要用暴力來對付我的沉默。也只有這樣他才下得了臺，他總不能這樣灰溜溜地走吧？那樣也太有損院長大人的形象了。

　　所長一時有點猶豫，副院長的級別比他不知要高幾級，他不可能不聽這位副院長的指示。但為這事上刑具他好像又覺得有點不妥，但總要讓這副院長下臺呀。到底是一線的工作人員，情急之中所長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向這副院長耳語了一下，這副院長馬上就有一種如釋重負的表情出來，他讓自己平靜了一下，回到了書記臺的后面。開口前，臉上恢復了一點自信和威嚴：

　　“你上不上訴？”他跳開了前面所有的話題。

　　“上。”我說。

　　所長的這一招實在是高，我不可能不開口。其實心里面我認為目的已經達到，在等一個恰當的機會開口，所長的這一招讓雙方都有了臺階下。我開了口，這位副院長就是勝利者。

　　“那你在這里簽字。”他連忙說。

　　“不忙，我還有話說。”剛才我不說話，拼命逼我說，現在我只說了一個字就想這樣了結，怎么可能？

　　“你還有話說？”這副院長似乎有點意外。

　　“有。”

　　“那你說吧。”

　　“應該把方興國、符軍也放出去，他倆的責任由我來承擔、刑期加在我身上。”

　　一屋子人都目瞪口呆地看著我。

　　那位副院長后面說的話我已經聽不見了。

　　在專門關押上訴囚犯的號子里，想起宣判時的一幕自己也有點奇怪，關了九年我怎么就改不了？還是那樣沖動，想到哪是哪，這宣判對我來說就像即興游戲了一回似的。幾年后在電視上看到了審判“四人幫”的畫面，很驚訝那位大人物張春橋在法庭上的表現竟然和我幾年前在宣判時的態度幾乎是一模一樣。所不同的是在大庭廣眾面前，大人物從始至終都得到了和顏悅色的對待，盡管法官的語氣里后來帶有明顯的極力克制的憤怒；而我這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在鐵窗的一隅，如果不是所長的高招化解了僵局，就要鐐銬加身。俞國新算什么免予刑事處分？他已關了九年，他那點事判得了九年嗎？馮棟罰早已抵罪，何況還在牢里染一身重病，差點沒命。應該承認，這份判決他們還是有所顧忌的，還不是一網打盡，畢竟我希望保護下來的耿祺華、寧漢文、何儒非和柳英發還是免予了刑事處分。這恐怕不是他們不想，是他們不能。要上訴是我早就想好了的，你怎么判我都要上訴，我不能認同在對百萬雄師的殺人兇手完全不追究的情況下對我的判罪，我不能認同在對老紅衛兵殺死不同觀點的學生（武漢二中的鋼二司學生王武軍被老紅兵活活打死，兇手就沒有一點事）完全不追究的情況下對我的判刑。今天這個結果并不出我的意外，剛進來不久我就想到過這種可能性，并且有殺頭的準備。我必須面對這現實，但并不意味著我就認同這現實，我上訴是要表明我對這法律不公的不滿。但我苦苦等了九年、熬了九年，我不會再繼續等、繼續熬下去，我的等和熬改變不了這眼前的一切。

　　上訴期限是十天。到第六天時，這樣一份撤回上訴的文書交給了看守所，

　　請他們轉交法院。

　　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

　　經過幾天的考慮，覺得在過去多次的提訊和寫的材料中，我對我們這件事的看法、態度和認識已比較充分地談出來了。再在我的檔案袋中增加一份重復的東西以表示我對黨、對革命和對我自己的負責看來是多余的了。而個人責任的大小和刑期的長短又是我根本不予考慮的。

　　李乾1976.8.6

　　其實這份撤回上訴的文書在進上訴號子的當天，也就是七月三十一號晚上就寫好了，到上訴的時間過半時才交上去，我不能頭天說上訴，第二天就撤回。

　　八月二號，我給家里寫了判刑后的第一封信。

　　親愛的爸爸，媽媽：

　　請您們不要難過，也不必難過。

　　盡管您們的兒子在關押長達九年后又被判刑二十年，但他為之奮斗的事業是正義的。這偉大、正義的事業在偉大領袖**的領導下，打垮了黨內外資產階級一次又一次的進攻，一步步縮小了資產階級賴以安身立命的地盤，正在勝利地前進。對此，我們只應該感到由衷的高興，而把一切個人的哪怕是最不愉快的事情統統放在一邊。

　　您們的兒子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過火舉動比起那些只能得到一點自私而可憐的所謂“安樂”和“幸福”的慘淡經營來，要高出千百倍，沒有什么見不得人的。

　　一個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的信仰不真誠的人，20年的刑期可能會使他馬上把革命理想放一邊。而您們的兒子卻能把遺書在衣袋里放了幾個月仍神情自若地談到**的最后勝利。7月31號宣判完后，宣判員問我有什么話說。我說到：“應該把方興國、符軍也放出去，他們的責任由我來承擔，刑期加在我身上。”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看問題，我現在處境的好壞和將來結果如何，這都是無關緊要的。我個人可以肝腦涂地、粉身碎骨。但是，在**革命路線指引下，無產階級將取得最后勝利和資產階級必然會徹底消滅，難道是可以改變的嗎？

　　列寧說“在歷史上任何一次大革命中，人民沒有不本能感覺到這一點，沒有不表現其除惡滅害的決心，把盜賊就地槍決的。”我的舉動，實質上就是這種“本能”和“表現”，盡管表現得有些原始和粗野。由于要革命而在前進的道路上所犯的“錯誤”，也比那不革命甚至**革命的“正確”要高出千百倍。他們的正確，只會使社會停滯、僵化、倒退，而我的錯誤卻是一心一意要革命的青年在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難以避免的少數幼稚表現。我能夠認識自己，并從中吸取最寶貴的經驗和教訓而以后把工作做得更好。誰要革命，誰就不能擔保自己不犯錯誤。而革命正是使我們偉大的祖國偉大的黨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永遠朝氣蓬勃的根本保證。

　　親愛的爸爸、媽媽，請放心好了。如果說您們的兒子對一些并非很重要的問題的看法上都不是隨便形成的，而在形成之后不是能輕易改變的話，那么，建立在階級意識和階級本能的基礎上的，又經過這么多年的學習、認識、斗爭實踐的培養和鞏固的世界觀和信仰，是任憑再大的風浪也不可能使之動搖半分的。另外，您們為了我在我身上也看到您們所具有的那種勤勞、正直、富于犧牲精神和嫉惡如仇的品質而付出的心血也不會白費，并且我將把它作為最珍貴的禮物永遠留在身上。

　　最后，請您們轉告姐姐和姐夫：要他們讓那兩個我還沒有見過面的小外甥，從小就受到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教育和啟發，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培養兩名無畏的新兵而盡到自己的努力。

　　時間還長，再一次請爸爸、媽媽不要難過，達觀一些，保重，保重，再保重。

　　您們的兒子李乾

　　一九七六年八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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