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26章  木衛十

        下課后，蔡元培和李諭、魯迅、李大釗等人一同吃飯，本來想叫上辜鴻銘，不過他明顯不太想和一幫搞新文化運動的人在一起。

        來到飯店，李諭問：“胡適之和辜老先生不太對付？”

        “相當不對付，簡直是死對頭，”蔡元培笑道，“一個剛剛留學回來的畢業生就做了教授，不止辜先生，還有很多老先生無法接受。”

        “適之教的什么課？”李諭問。

        “中國哲學。”蔡元培說。

        胡適在美國學的就是哲學，算他的老本行。

        “學生們的評價怎么樣？”李諭有些好奇。

        蔡元培對李大釗說：“守常（李大釗字）與學生來往較多，應該更了解。”

        李大釗說：“昨天我聽文科學院成績最好的傅斯年評價，適之講的墨學一課不太理想，就像外國漢學家講中國文學，雖然有些觀點比較新奇，但大多淺嘗輒止，沒有深入探究，也不太適合中國人。”

        傅斯年是后來的史學大家，目前在北大文科念書。

        他的成績相當出色，從入學開始就一直位居第一。而且傅斯年頗有“大哥范”，除了學問好，還長得很壯，能打架，講義氣，小時候就有很多人愿意追隨他，現在更是北大學生中的頭頭。

        “另一位成績很好的學生顧頡剛也有類似評語，”李大釗接著說，“不過傅斯年對適之的總體評價不錯，認為‘（胡適）這個人書雖然讀得不多，但走的路是對的。’”

        李大釗為了顧及老師的面子，沒有說全，其實傅斯年最后還有一句：“你們（學生）不要胡鬧。”

        李諭笑道：“學生評價先生，有點意思。”

        這是初期北大的一種風氣。

        早在京師大學堂時代，許多北大的學生官品就高于教習，出路也比教習好。所以曾有放棄教習位置而寧做學生的，這個傳統讓北大學生有一種隱隱的優越感。

        民國以來，北大的招生和教師聘請兩方面比較隨意，沒有其他學校那樣嚴格的標準。不少學生在某些方面的學問真的超過老師，北大學生的回憶錄里經常看到學生刁難教習的記錄。

        而胡適能短時間在北大站穩腳跟，真的離不開傅斯年這個學生頭頭。

        后來胡適自己承認，許多學生覺得他對古史的處理是思想上的謀逆，認為他不配教這門課，要趕走他，結果因“在校中已經是一個力量”的傅斯年出面干預而作罷。胡適十分感慨：“我這個二十幾歲的留學生……面對著一班思想成熟的學生，沒有引起風波。過了十幾年以后才曉得是孟真（傅斯年字）暗地里做了我的保護人。”

        蔡元培說：“適之十分用功，他知道自己在國學方面比不上一些學生，尤其像傅斯年那種在章門學習過的，所以不僅提心吊膽，也一直加倍學習。”

        “這個我知道，”魯迅說，他也曾拜在過章太炎門下，“適之經常拿一套《章氏叢書》鉆研，并且用新式標點圈點了整書，遇到不明白的就去詢問德潛（錢玄同字）。有時學到深夜，便只吃個皮蛋對付。”

        李諭在多所學校開過講座，所幸沒有受到過什么刁難。

        李諭以為胡適過了學生這關就萬事大吉，蔡元培卻又說：“不止學生發難，北大現有的一些老師也認為適之不通。”

        “不通？不通什么？”李諭問。

        蔡元培說：“適之上課發的講義叫做《中國哲學史大綱》，有位教三年級中國哲學史的老師在課堂上拿著適之的講義說，‘我說胡適不通，果然就是不通。只看他的講義名稱，就知道他不通。哲學史本來就是哲學的大綱，說中國哲學史大綱，豈不成了大綱的大綱？’”

        “哲學”這個詞對中國人來說很新，是近代從日本那邊轉譯過來的。

        既然連“哲學”這個詞都沒有，中國古代自然沒有西方意義上的哲學。

        西方哲學動輒就會談到一個詞——“存在（being）”，這是西方哲學的重中之重。但在中國傳統文化里，并沒有一個確切的詞語相對應。就算找到意思相近的，也并非什么特別重要的概念。

        因為中國文化太長，完全自成體系，沒必要去講西方的“哲學”。

        后來胡適想通這一點，便堅持說自己研究的不是“中國哲學史”，而是“中國思想史”。

        思想這個詞就很有中國味。

        但此時胡適確實犯了個小錯誤，在北大，“哲學史”三字是一個整體概念，即“哲學的大綱”，而不是“哲學之歷史”的意思。

        那位教授據此取笑胡適，笑得沒毛病。

        “適之在北大還有那么點水土不服，好在有白話文運動這個強項。”李諭說。

        胡適總歸混得很不錯，成名相當早。

        幾人慢慢又談到歐洲大戰，畢竟北洋政府已經對德宣戰。

        李大釗對這方面最關注：“俄國的退出是今年歐洲大戰最重要的因素，我在報紙上看到列寧那句‘和平、面包和土地’口號時，就知道東線戰場要結束了。”

        魯迅說：“不僅俄國，今年法國的兵變鬧得也很大。兩邊都出事，真擔心德國趁勢反撲。”

        “沒這么簡單，”李諭說，“法國軍隊的嘩變并非俄國那樣的革命，可以壓下去。而且美軍參戰后，西線戰場上德國面對的壓力只怕會更大，最終的決戰要來了。”

        法軍年初發動了一次大反攻，由接替霞飛的新任總司令尼維勒發動。

        不過他的作戰計劃在戰前就被德軍全部知曉，因為尼維勒竟然到處演講，給士兵講了具體戰術……

        開戰后，尼維勒調集了大量火炮進行火力覆蓋，要強攻德軍布置的興登堡防線。

        但等法軍的火炮彈幕結束后，德軍的塹壕、碉堡和炮臺并沒有受到太大損傷。

        法軍步兵進攻時，一戰戰場上最出名的死神馬克沁機槍就開始收割了。

        尼維勒攻勢可以說毫無進展，法軍被打殘，西線從此主要由英軍和德軍對峙。

        英國人那邊，則搞了一次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非核爆炸。

        梅西納山脊戰役中，英軍在德軍陣地下方挖掘了五千多米隧道，埋藏了445噸炸藥，凌晨時引爆，睡夢中的德軍被炸死2萬人。

        德軍提前發現并做了防爆工作，但沒想到英軍搞得這么絕。

        但這些已經都不重要了，因為年度大戲在俄國。

        李大釗說：“我有些擔心華工情況，歐洲大戰如此激烈，要是北洋政府派的軍隊過去了，恐怕損失更慘重。”

        李諭說：“美國的士兵還要訓練一年才能奔赴戰場，可能根本用不著北洋士兵。”

        段祺瑞的確按照日軍的模式組建了三個師，但他們直到一戰結束還沒訓練完成。

        <div  class="contentadv">        聊了大半天，飯店端上來了飯菜。

        魯迅對大家說：“這家店有道最近名動京城的‘總統魚’，大家嘗一嘗。”

        李諭看著桌上那盤大鯉魚，隨口說：“很正常的菜，起的名字這么唬人。”

        魯迅解釋說：“這是新任的馮國璋馮大總統從北海、南海、中海中撈出來的，異常名貴。”

        蔡元培說：“三海里的魚？里面不都是前清皇室和過去袁大總統養的嘛？”

        “所以很珍貴，”魯迅說，“馮大總統聽說這些魚能在市場上賣個好價錢，就找商人撈了出來，賣到各家飯店，聽說賺了好幾萬元。”

        李諭笑道：“這個總統當得太無趣，搞錢竟要從竭澤而漁的地方下手。”

        民國的總統沒錢還沒權，就圖個名，黎元洪也就罷了，馮國璋是個實權派，當了沒多久，就堅持不下去。

        蔡元培拿起筷子：“我得嘗嘗三海的魚有何不同。”

        品了幾筷，蔡元培說：“味道沒太大不同，但魚真夠肥。”

        ——

        從北大返回的幾天后，李諭在京師天文臺又見到了一個前來拜訪的學者，高魯；隨同的還有一名清華學校畢業生，兩人都是天文學者。

        高魯是近代天文學家，首任紫金山天文臺臺長、南京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首任所長。

        “院士先生，您真把這座古觀象臺做成了現代天文臺的樣子！”高魯興奮道。

        李諭說：“花了好幾年，望遠鏡是從美國運過來組裝的。”

        “放眼全世界，您在天文學領域都首屈一指，在下不出國就能領略天文學大咖的風采，”高魯說得很真誠，“我過去在比利時留學，便喜歡上了天文學，回國后一直找不到如此設備優良的天文臺。”

        李諭說：“我平時比較忙，正好天文臺缺人，如果閣下喜歡，可以當個臺長。”

        “不不不，”高魯連忙擺手道，“臺長還是院士先生做，我只要能摸到望遠鏡就心滿意足。”

        “那就做個代理臺長，”李諭笑道，“還有北洋政府發的薪水。”

        反正要不是李諭憑空出現，京師觀象臺的臺長就是高魯的。

        當然了，要是沒有李諭，京師觀象臺仍然只是個設備落后、形式大于意義的地方。

        高魯異常熱愛天文學，三兩句勸就頂不住：“多謝院士先生！此前我在上海徐家匯天文臺工作了一段時間，天文臺是法國人修建的，每天只能干些雜活。”

        李諭帶他們進入天文臺內部，那名清華學生忍不住道：“好壯觀的望遠鏡！比徐家匯的大好多。”

        “我似乎在清華學校見過你。”李諭說。

        高魯隨即給李諭介紹：“他叫余青松，今年就會從清華學堂畢業，赴美國留學。”

        “難怪這么眼熟。”李諭說。

        余青松說：“不知道在美國能不能讀個天文學專業。”

        實話說天文學是個相當相當冷門的專業，李諭穿越前，全國僅有十來所大學開設天文學專業。

        余青松去美國，首先進入的是土木工程學院，然后才轉入另一所大學的天文學專業。

        1929年，高魯被任命為駐法公使，余青松接任成為紫金山天文臺第二任臺長。

        高魯說：“日本東京今年將召開各國觀象臺臺長會議，以往他們只邀請上海徐家匯天文臺的法國神父勞積勛，從不問中國的真正代表，令人無比氣憤。”

        “那今年咱們就搞出點他們弄不出的成果，也羞辱一下日本人。”李諭說。他就愛干這事。

        高魯和余青松瞬間來了干勁：“什么成果？”

        “不用很復雜，”李諭想了想，“比如咱們再找到幾顆木星的衛星。”

        “還有新衛星？！”高魯有些不可思議。

        “木星引力太強，我估計衛星還有很多，”李諭說，“就是發現難度越來越大。”

        三年前，美國天文學家海耳主持修建的威爾遜山天文臺發現了木衛九，此后長達三十年，沒能再發現新的木星衛星。直到1938年才又發現兩顆，也是出自威爾遜山天文臺。

        其實木星衛星非常多，后世發現了至少95顆。其中一顆還是70年代一位業余天文愛好者找到的。

        當然了，已經不可能再通過簡單的直接觀測發現，需要用到照相分析、光譜分析等專業方法。

        在這個對宇宙認知不太深的年代，發現幾個太陽系內的新衛星仍是件值得稱道的事。

        幾人說干就干。

        作為穿越者，李諭清楚知道那里必然有衛星。在這種指導思想下，他們比其他天文臺在浩瀚夜空中巡天效率要高很多。

        花了點時間，幾人最終找到了一顆體積不大的小衛星。

        按道理它應該是木衛十一，但既然現在先找到了它，就成了木衛十。

        這顆衛星有一些奇特現象，比如它的軌道和木衛九一樣，是逆向的。

        得到這個結果，高魯和余青松異常興奮。

        “絕對能讓日本人閉上嘴！”高魯說，他多年前就想出這口氣。

        李諭輕松道：“將來讓日本人目瞪口呆的機會還有的是。”

        余青松通過這件事對天文學的興趣更加大增，恨不得去了美國后直接進入天文學專業。

        “早點也好，”李諭很贊成，“天文學研究變得越來越復雜，涉及諸多物理學、數學知識。在美國下點功夫，將來咱們繼續搞點大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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