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檢的解釋，彌合了禮運篇的矛盾，讓群臣連連點頭，認為這個解釋很順暢。

    就連劉宗周，雖然認為皇帝的解釋有私心、有不夠圓融的地方。但也同樣認為這個解釋，要比之前強得多。

    禮運這篇文章，也能從之前的尷尬境地解脫出來，重新被儒者研讀。

    不過，這篇文章的解讀，仍舊是存在風險的。因為一定會有士子被古人注釋所影響，把天下為公解釋為禪讓制。

    朱由檢為何要冒著風險，以這篇文章為宣言呢？

    這是因為在他看來，儒家發展到現在，已經走入了死胡同。惟有把當前的小儒，轉向大同之儒。才能讓儒生不沉迷于繁雜的禮儀和典章，而是向大同之世邁進——

    按照后世的說法，就是向理想和目標而努力。而不是沒有追求，逐漸變得庸俗。

    這是關系士風、甚至整個社會風氣的大問題。

    朱由檢想通過重塑理想，讓大明擁有漢唐那樣的昂揚氣質，重塑社會風氣。

    而不是讓儒生越來越庸俗化，劉宗周這樣的人越來越少。

    同時，朝堂上的政策，也會在大同之世的指引下，有明確的目標。

    在這樣一個目標下，凡是朱由檢認為應該改變的，都能說大同之世不應該這樣。然后加以修改，用更好的辦法代替。

    而非像之前那樣，每一個政策都要和群臣解釋很久，才能在各種手段下，勉強獲得通過。

    臣子在有了明確的目標后，也能知道向哪個方向努力。

    不過，現在的臣子，還沒有認識到這一點，他們大多覺得，皇帝對大同之世的解釋，猶如水中望月。似乎能夠看到，其實卻可望不可即。

    連孔子都是在七十歲時才達到“從心所欲，不踰矩”的境界，被皇帝認為擁有了大同之世的道德境界，其他不如孔子的人，又怎么可能達到呢？

    孟子、朱子都不見得有這個道德境界，其他人就更不可能了。

    更別說大同之世是對全天下人的要求，幾乎不可能實現。

    所以大同之世，根本是個幻想。

    這讓一些人之前對公有制的擔心，此時也放下了。因為不管公有制怎么樣，都是不可能實現的。

    但是他們卻沒想到，朱由檢解釋了關系后，立刻向眾人道：

    “大同之世，是三代之治，是堯舜之治。”

    “以后大明君臣，都當向大同之世而努力。”

    定下這個目標后，朱由檢還把更具體的目標，向群臣道了出來：

    “但是我們也不能好高騖遠，妄想一步邁進大同。”

    “劉先生，你來說一下，如何建成小康之世？”

    劉宗周思索一番，說道：

    “《禮運》說禹湯文武成王周公之世。”

    “《史記》說成王周公之后，康王即位，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措四十余年不用。”

    “臣以為小康之世，莫過于此。應當像周公那樣制定禮樂教化民眾，如此可天下大治。”

    對此若有所思，朱由檢道：

    “刑措四十年不用，如果再進一步，那就是不需要明文禮法的大同之世了。”

    “看來小康之世的最后階段，可以稱為成康之世。”

    “我們就以成康之世為目標，重制大明禮樂。”

    群臣聽到之后，都是吃驚不已。萬萬沒想到皇帝在說了一番經書后，提出個建設成康之世。還要以這個為目標，重制大明禮樂。

    這讓他們覺得，皇帝是不是頭腦發熱，竟然在經筵上，定下這么重要的事情。

    不過這件事情，劉宗周卻早已知道。因為他在昨日，就知道了皇帝有意重制禮樂。今日讓他講解禮運篇，也是在為重制禮樂做準備。

    如今皇帝正式下達命令，他當即就附和道：

    “陛下所說，誠是至理名言。”

    “臣請以陛下的解釋，修訂禮運注釋。”

    這是要把這件事定下來，讓朱由檢無法反悔。朱由檢思索之后，應允道：

    “應該如此！”

    “就請先生受累，注釋《禮記》禮運篇。”

    “從下一科開始，禮運按此解釋。”

    意思是從今以后，科舉考試中對禮運的解釋，要按這個說法來。

    而且有劉宗周主筆，相信能將這個理論完善，得到天下人認同。

    會很快傳播出去。

    劉宗周接受這個任務后，朱由檢被這個請求啟發，又說道：

    “六經是指詩書禮樂易春秋，樂經失傳后，就成為了五經。”

    “五經中的禮，漢朝指的是《儀禮》。”

    “到了唐朝，孔穎達等編纂《五經正義》，改為使用《禮記》。”

    “本朝也采用這個說法，把《禮記》定為五經之一。”

    “但是這個《禮記》，僅僅是《小戴禮記》，把《大戴禮記》《儀禮》《周禮》拋在一邊，實在有些不妥。”

    作出這個結論，朱由檢向劉宗周道：

    “先生有意重制禮樂，那么禮樂教材的編纂，就同樣交給先生。”

    “樂經暫且不提，禮最重要的是法，用以指導法制。”

    “請先生擔任禮法研究中心主任，為大明重制禮法，并從三禮之中，選取合用的篇章，制定禮法教材。”

    “這部教材，就稱為《禮經正義》。在朝廷集議通過后，正式印刷發行。”

    這個任命，讓劉宗周很是驚訝，而且十分激動。

    禮法研究中心主任的職位且不用說，讓他編寫教材，意味著他對禮的解釋將成為正統。全天下的士子都要學習，否則科舉就考不上。

    如此一來，他自然不用擔心制定的禮法無法實行的問題。有資格當官的士子都學這個，怎么會推行不下去？

    同時，也讓他有了很大壓力，知道自己制定的禮法若不恰當，會被天下人詬病。甚至可能連書籍都無法通過廷議、無法印刷發行。

    這讓他心中忐忑激動，向皇帝大禮參拜，接受這個任命。

    其余臣子見此，都是羨慕不已。

    劉宗周這個任務，雖然存在風險，但是得到的收益，卻遠遠超過風險。

    只要他能把《禮經正義》編纂好，以后就會像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一樣，成為全天下士子的教材。

    這對文人來說，是名垂后世的事情，劉宗周甚至能因為這部教材，被后人尊稱為劉子。

    只要想到這點，群臣就忍不住羨慕。

    從此以后，劉宗周雖然和他們同朝為官，地位卻完全不同了。

    他們對這個注定要成為圣賢的人，都要更尊重點。(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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