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現在，到往后，朱家這兩個房間的租客，一直是我哥哥。

　　他那個年齡段的孩子，差不多就剩下他了。

　　我不認識風鎮的小孩。風鎮的孩子像西河的魚，不停地游啊游啊，鉆水里的各種縫隙，尋泥沙中的各個洞穴，他們剛一長大就奮力探索更遠的地方，還沒完全長成就不知去向。一直在的，是我哥哥，他像挪不走的樹。但這是一棵憂郁的樹，沒有春天的意氣風發，只有冬天的抖抖索索。

　　每個孩子都是旋轉的陀螺。風鎮的孩子們被外界的信息牽引，旋轉移動然后不知去向。我哥哥這只被抽動的陀螺，一直在旋轉中收縮他的世界，慢慢地，他逐步將自己生命的軌跡濃縮為一個點，就在那個點上堅定地旋轉。

　　我不清楚他的使命究竟是什么。

　　他每個月都想法湊夠房租，交到朱大娘手里。朱大娘還握有他的鑰匙，隨時過來檢查他有沒有弄壞她的條凳和火爐，也隨手拿走他提籃里的土豆、飯甑里的饅頭。這個漂亮的寡婦比我母親還要年長，但她像一枚山間的野蘋果，殷紅的顏色越來越深，香氣也越來越濃郁。對她的所有惡行，我哥哥從不生氣，晚飯沒有了，他就喝水，不停地喝水。

　　十年前的一個夏天，朱大爺突然想吃山中的野毛栗，挎上籃子出去，再沒有回來。

　　在我的記憶里，朱大爺長得瘦小，有顴骨，下巴尖，嘴角有皺紋，面相干癟如同南方老女人。連聲音都是萎縮了的女人的那種聲音，一開口音就高，不流暢，有些尖細。

　　不過，朱大爺見人就給笑臉，不像朱大娘那么又冷又硬。并且，朱大爺是風鎮的文化人，他家祖上是開私塾的，和我爺爺一樣。我爺爺的故事，要回到1937年去講。朱大娘是地主的女兒，據說年輕時就十分刁蠻。朱大娘和朱大爺的婚姻，算是風鎮最最門當戶對的，只是，一個刁蠻，一個文弱，婚后并無子嗣，也不愿收養族人的子女。

　　和朱大爺同輩或比他年長的，都叫他朱先生。

　　有人說，他是被山里的豹子吃了，獵人們在荊棘叢里拾得一把殘缺的鵝毛扇子，風鎮人認得，是朱大爺的，當他反復說那句口頭禪“大而化之”的時候，就輕搖鵝毛扇，頭也同時輕搖，仿佛戴有綸巾。

　　也有人說他是失足從懸崖上掉下摔死的。別說是人，就是一頭牛，尸身也會被山間野物撕咬吞凈，所以難尋蹤影。

　　朱大爺走后，向來冷峻倨傲的朱大娘，性情并沒有隨和些許。時光推移，這個不曾生育的豐滿婦人，臉上的櫻桃紅依然不褪色，雖然孤獨和寂寥，卻沒有皺紋刻畫出來，誰也不知道她的內心是否和外表一樣堅硬。

　　面對一個失去父母，沒有一寸土地，也不會做生意的異鄉人，我哥哥，朱大娘依然是氣勢洶洶的。她下午才罵他五谷不分六畜不明，生個爐子也滿屋的煙，煙氣還竄到了她房間，晚上又罵他癆病鬼，吭吭吭咳起來吵死人。

　　街這邊一溜房屋，從東到西，一半是劉家的，一半是朱家的，房子都是木板間隔，鄉下木匠不做細活，杉樹砍伐以后剝掉樹皮直接拉鋸，木板有大有小，拼起來有很多縫隙。朱大娘從這些縫隙偷窺，監視我哥哥，他的任何動靜都會招來她的罵聲。

　　1977年國家恢復高考，那時我哥哥還在離風鎮幾百公里的一個農場知青點種樹養豬，他考上了師范大學。大學期間，他因為肺結核和憂郁癥，休學一年。他畢業后分配在省城當教師，可是沒多久，他跑回風鎮來了。

　　“爸爸在鎮里，我就要回來。再說，城里我一個人都不認識，我又不會打麻將。”他皺著眉說。對于他來說，不會打麻將又總是要被人請去打麻將，是件多么痛苦的事情。

　　他回到風鎮，在區政府做個小職員，按我父親的意思，就租住在朱家。他和我們一樣，有購糧本，每月可以到風鎮糧管所買31斤糧食。

　　糧管所只賣陳年的美國玉米，金黃色，粒大，馬牙一般，但里面全是蟲子和滅蟲的六六粉，還有霉味。磨成了粉，煮成了飯，他一口也咽不下。他每月有工資，就不愛煮飯，去鎮上的小攤買發糕當飯。賣發糕的女子溫柔地用玉米葉子給他包發糕，他說不用了，像別個手拿就行了。她說不行，你是文化人哩。她的樣子既害羞又得意，雪白的小臉左邊有酒窩。

　　十月的一個下午，天降暴雨，街邊的小攤販們迅速撤離，她端著盛發糕的簸箕躲到供銷社的屋檐下。屋檐短窄，她的下半身很快濕透了。他撐著油紙傘走過，看見她在陰暗的屋檐下，目光焦灼地發亮，直望著他。他瞥見她的布鞋和褲腿已經被濺起的泥水糊住了。

　　他心里忐忑起來。

　　他回到朱家的出租屋里，坐在光光的硬板床床沿上，看窗外的雨，灰蒙蒙地淹沒了白晝。快一個小時過去，雨勢毫無減弱的意思。他猛然站起來，換上高筒雨靴，撐開傘，急切地跨出朱家高高的門檻。朱大娘聞聲而動，打開門，靠在隔壁門口，乜斜著他的背影被雨簾裹緊、鉆進雨中。

　　他走回到街上，看見她還在那里。他吃力地向她走近，她冷得瑟瑟發抖。

　　他問：“你不是鎮上的嗎？”

　　“不是，我家在陸家大山呢，要走十幾里路的。”

　　“天都黑了！”他望著灰灰的雨幕，憂愁地說。

　　她不吭聲。

　　他略略猶豫，伸手將棕黃的油紙傘遞給她。她沒接，直接鉆到傘下來了。

　　我哥哥聽著快要擊穿傘紙的雨水的噼啪聲，遲疑著，身體發僵。他呼吸輕而急，帶著經年塵土氣味的潮濕空氣進入他的肺部，他不可避免地呼吸到了她的氣息，是三四月里早熟的野漿果的氣息。

　　他忍不住暗暗拉長了氣，將她的氣息控制在自己的肺里，喉嚨有點哽哽的。

　　他有點木呆。

　　暴雨讓黃昏提前降臨，街上一片黑暗。她吊著他的手肘，推他，往雨中移動，往朱家的出租屋走去。

　　她叫櫻子。

　　1993年秋的某天，我哥哥不到兩歲的孩子整天在鎮上游蕩，難見蹤影。

　　房間里，櫻子又在撒嬌，她摟住我哥哥的脖子：“你是文化人，我要多給你生幾個孩子。”

　　“不行！”我哥哥叫起來，“我們已經有一個了。違反政策要被開除的。你又有了？”

　　櫻子不吭聲，兩條腿啪地落到地上，站在床邊開始收拾她的包裹。等他在里間做好晚飯叫她時，屋內空空，她已經悄然離開了。

　　櫻子離家出走的那段時間里，我哥哥無法找到她。他找遍了陸家大山，沒有人認識一個叫櫻子的姑娘或孕婦。

　　“沒得人會叫這個名字。”坡地里勞作的農人說，“我們這里的女子，都叫大秀二秀，或者叫大妹二妹幺妹。總之，沒有叫什么子的，又不是日本人！”

　　一個頂著白色包頭的好心的彝族婦女，對我哥哥說：“他們苗族人就是這樣子的，今天在這里，明天在那里，有時爬樹，有時鉆洞，你找不著的。”

　　“她好像不是苗族。”

　　我哥哥突然意識到，他對櫻子的來歷和出身一無所知。

　　1994年夏天，失蹤大半年的櫻子出現了，人很瘦，挺著大肚子，步履蹣跚。無法想象這大半年飄零的時間里，她得到過什么吃食。她似乎就是用自己的血肉，喂養了腹中的孩子。

　　她剛進家門，即刻又尖叫著轉身跨出門檻，朝街上奔去。但是，有五六個人已經包圍了房前屋后，她無處可逃。告密并帶隊的朱大娘，滿臉通紅，得意地鼓掌，她的手掌骨骼秀美。就在門口的大街上，朱大娘協助那些個抓人的男男女女，將櫻子綁上一架骯臟的板車。

　　“引產，馬上送醫院引產！”帶隊抓人的小頭目喊。他穿了一套松松垮垮的藍色西裝，一手叉腰，一手抹開臟兮兮的額發，用力揮掉手里的汗。

　　當天晚上，我哥哥找遍醫院所有角落，包括無人敢去的太平間，也沒找到櫻子。

　　有人說，看見他們在去鎮醫院的路上，她居然割斷了繩子，從那些人的手里逃出來，衣衫不整，瘋了一樣向西河奔去……

　　那段時間，消失很久的西河，突然出現，開始是涓涓細流在荊棘叢和蘆葦間流淌，很快漲水，仿佛溶洞里的水都從地底倒灌出來一樣。

　　我哥哥隨即被開除了。

　　他白天外出找人，夜里一身泥一身水地回家。

　　有天夜里，他剛躺下，有人輕輕敲窗。他開門，看見一個木盆。他將木盆端進屋，在微弱的燈下，看見盆里裝滿樹葉，樹葉間有溫熱的氣息浮動。他拂開樹葉，露出包裹好的嬰兒。

　　不足月的嬰兒一直只睜一只眼睛，另一只眼睛無力地閉著，這閉著的左眼像稻谷里的稗子一樣，就是沒有右眼飽滿。

　　嬰兒總是哭，聲音羸弱，像貓。

　　直到我父親從風谷中學趕來，抱他，他露出了笑容，小小的臉和櫻子一樣，左邊有個酒窩。

　　后來，嬰兒的左眼還是睜開了，只是，眼球比右眼小，也沒有右眼那么亮，好像一顆沒成熟的紫葡萄。

　　如今，我哥哥那倆孩子，一個四歲，一個兩歲，整天在外覓食。山里的野栗子，農民地里沒刨干凈的碎紅薯，路邊酸澀的刺藜、紅籽，田埂上的折耳根，以及其他孩子不敢摘食的鮮紅的蛇莓，都是他們果腹的美味。他們的光腳板后跟裂了幾道口子，胳膊和小腿上有各種荊棘的刺痕，臉上和額頭上也有各種傷疤。

　　而我哥哥，我幾乎不敢相信他就是我那英俊而且藝術氣質濃郁的哥哥，眼前的他，瘦削，頭發稀少，皮膚青白，看見外人立刻露出討好、羞澀的淺笑。笑未及收回，又捂住胸輕咳。

　　我父親的靈魂輕而且自由，發出一聲又一聲嘆息。所有前來參加喪事的人都在差遣我哥哥，他一直在忍受著胸腔里的疼痛，他寬闊的額頭總是汗涔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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