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荻學習唯物辯證法也不是一天兩天了，思想與思維方式早被李信改造了過來，聽了顧炎武的結論，不禁秀眉微擰，按自己的方式組織語言暗中反駁，還不望偷偷看著李信。

　　柳如是也是一邊記錄，一邊思考。

　　李信不置可否道：“陽明先生乃一代大家，良知一說，發人深省，但后世子弟，良莠不齊，正如禪宗，元明之前，尚多精義，而元明之世，多野路出身的狂禪亂語，如著名的祖師禪。

　　所謂祖師禪者，以作用見性，諸公掀翻天地，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釋氏一棒一喝，當機橫行，放下拄杖，便如愚人一般，諸公赤身擔當，無有放下時節，故其害如是，狂妄無羈。”

　　事實上，現世流傳的一些佛門段子，源頭大多可追溯到元明時期，正是在那個時代，禪宗漸漸失去了精義，變得功利化，世俗化，各種偈語層出不窮，淪為了一種辯論工具。

　　黃宗羲眉頭一皺道：“李司令的意思是指，后人參悟心學，失了陽明先生本意？”

　　李信謙虛道：“陽明之學我只通皮毛，不敢妄論，但陽明先生曾和弟子薛侃論花草，薛侃除草見花，嘆為何善難顯，惡難除，言下之意把花定義為善，草定義為惡。

　　陽明先生認為，花草本天生，無謂善惡屬性，只因人之所好，方有善惡，薛侃于是問道：既然草不能以惡論，那又何必除草？

　　由此可見，善惡因人而異，有用為善，無用為惡，再可引申出，善惡乃相對，并無絕對標準。”

　　黃宗羲臉一沉道：“善即是善，惡即是惡，豈能模糊視之？”

　　李信駁道：“韃子有害于華夏，我們殺韃子，是為惡，但反過來，韃子亦有家人父母，我曾得到情報，在圖爾格全軍覆沒之后，沈陽全城慟哭，對于滿人而言，他們的壯士死于臨清，是為惡，劫掠大批財富回沈陽，方為善，故我堅持善惡因人而異，因事而異，不能等同一致。”

　　顧炎武道：“李司令，善惡自古以來皆有定論，否則歷代先賢何必勸人一心向善？”

　　李信擺擺手道：“我先前就說了，善惡不能一概而論，因此存在一個普世的問題，什么是普世？即秩序！

　　凡有利于維護當前秩序者，又為大多數人所認可，即為善，亦謂道德，凡有害于當前秩序，即為惡，顧兄所說的善惡皆有定論，是為人處世的最基本倫理，幾千年來不斷完善修改，成為善惡的總綱，人從一出生，就接受了這樣的觀念，因此才有大是大非的說法，而大是大非之下，還有小是小非，依次類推。

　　從中可以看出，善惡非天成，即不是天定，也不是一成不變，而是隨著文化社會的變遷而變遷，比如先秦，以人為殉是當時的禮儀，而英宗廢除殉葬卻得朝野稱頌，說明時代不同，禮亦不同。

　　我再舉個例子，如仔細推敲大明律，世上最省力，最賺錢的法門都寫入了大明律中，令行禁止，以免撈偏門、發快財不加扼制，致使人心崩潰，進而秩序崩潰，二位以為然否？”

　　“這……”

　　顧炎武和黃宗羲相互看了看，都沒料到李信如此難纏，他們登門的目地，是想弄清楚唯物辯證法是怎么回事，別是什么歪理邪說，被李信以權力強行推廣，釀成大禍，可這倒好，唯物辯證法還沒弄清，自家的心學已經挨批了。

　　“咳咳~~”

　　黃宗羲清咳兩聲，問道：“李司令，善惡之辯，是否可以看作人欲？”

　　“可以！”

　　李信想了想，點頭道。

　　“那好！”

　　黃宗羲精神一振道：“陽明先生主張，人欲與天理并存，這也是心學的基礎，而依李司令所言，人欲隨遇而變，理當居于天理之下，即人欲可滅，天理長存，與朱子主張不謀而合，可李司令推出《大義覺迷錄》明顯是反朱子之說，這豈不是自相矛盾？黃某……不理解啊！”

　　“嗯~~”

　　顧炎武眼里現出了贊許之色，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妙！

　　李信卻是微微笑道：“大聲希聲，大象無形，圣人以萬物為芻狗，天道本無情，無所謂善惡，善惡來自于人心，人心多變，故道德多變，黃兄莫要曲解，我的意思是，因善惡標準難定，故以良知斷善惡不為行，二位先別急于否認，我有幾個問題先要請教。

　　其一，大明官場上，心學門人以良知打壓對手，理直氣壯，凡事給人扣上一頂道德不足的大帽子，在民間，也以良知為由，組織鄉民，沖擊官府，其皎皎者如何心隱、又如號稱布衣宰相的張溥，這些人假借良知之名，行私欲之事，全然不顧他人指責與道德約束，世風日益敗壞，未嘗沒有心學推波助瀾，我想，此絕非陽明先生本意，我對二位也仰慕已久，望二位如實答我，心學是否如禪宗一樣，正逐漸濫化，低俗化？”

　　“這……”

　　顧炎武與黃宗羲相視一眼，都從彼此的眼里看到了尷尬。

　　自萬歷以來，心學逐漸擁有了與理學相庭抗禮的根基，但是負面影響正如李信指出，非常明顯，成了攻擊對手的一塊招牌，不分善惡對錯，只要你站在我的對立面，你就是錯的，是惡！

　　李信得勢不饒人，又道：“我們再回到薜侃與陽明先生的花草之論，對于薜侃的提問，陽明先生給出了草又妨礙，理亦宜去，去之而已的答復，既然沒有善惡屬性的草，妨礙到了花朵的時候，都理亦宜去、那么對于人或事，一旦妨礙到了自己，是否也該去之而已呢？

　　在每個人的身邊，都會有不同的聲音，如果針對不同的聲音，不是虛懷若谷，求同存異，而是簡單粗暴的抹殺，那和暴君獨夫有何區別？天下會亂成怎樣？善惡本難界定，倘若再以有用沒用、是否妨礙自己作為判斷依據，兩位不覺得太功利、太可怕了么？

　　陽明先生好歹還對這個問題有過反思，但據我觀察，當下的王學門人直接以有用沒用作為善惡的標準，這是徹徹底底的功利行為，與儒家仁者愛人，重義輕利的道德觀何其悖也。”

　　顧炎武與黃宗羲現出了凝重之色。

　　柳如是則是眼前一亮，目中射出奇光望向李信，孫荻站李信背后，也是連連點著小腦袋。

　　李信繼續道：“我們再來說說知行合一的問題，知行合一強調知行并重，行解并重，詮釋的是知識對道德的內化作用，這是在非常理想化狀態下的對圣人的標準。

　　其極端化的體現，便是道德至上，用求善統攝一切，只要人是好人，他的一言一行都是正確的，而人又有附炎趨勢的天性，引申為只要有權有錢，他的言行就成了金科玉律，心學的良知判斷，是不論真善美的區分，把一切問題歸納為善惡的價值判斷。

　　但是人的秉性各有不同，不是所有人都要當圣人，也不能以圣人的標準要求別人，而是應擇材錄用。

　　比如二位合適寫文章，上陣打仗肯定不如我，而我乃一赳赳武夫，動刀動槍我在行，論起筆桿子，卻未必如二位，這本是很簡單的事實，可是從目前來看，知行合一有濫用化的趨勢。

　　當然，我不是否定知行合一，這是圣人的標準，只能律己，不能及人，而且在立意上，心學也要高于理學，心學的根本問題，是對人心多變估計不足，心學門人又視若不見，一味的唯道德論，從道德上打擊對手，結果淪為僵化的教條，以赤果果的功利主義作為行事準則，這絕非陽明先生于九泉之下所愿見之。”

　　顧黃二人，端作不動，面色數變，李信對于心學的指責，毫不客氣，卻切中時弊，大明的亂像，有相當一部分的責任要由心學承擔，他們都是浸淫心學的老手，并不是不清楚，只是沒有李信整理的那么系統化，也因此無從反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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