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中書街（83）

        八十三、正月初三的緊急會議

        清咸豐三年是癸丑年（牛年），也是公元1853年。那一年的正月初二，占領武漢，威脅蘇皖，震撼豫蜀的太平軍自武漢出發，水師戰船萬艘，順流東下，陸軍則在兩岸屏障水師，長驅直搗南京。清廷大為驚慌，破例增設兩欽差大臣：一為署河南巡撫琦善，率軍進防信陽、新野；一為兩江總督陸建瀛，督師扼守江皖。

        然而，由于大清王朝貪腐嚴重、地主盤剝厲害，在太平軍“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的口號激勵下，各地民眾紛紛揭竿而起，清軍要么軍心渙散、聞風而逃，要么只知尾隨，不敢追擊。那一年的正月二十九日，太平軍直逼南京城下，南京城內一片驚恐，文官“茫然不知守御”，武將“原不知武為何事”，前后不過十二天，整個南京就被太平軍占領。二月二十日，太平天國正式定都南京，改南京為天京。

        馬克思在1853年指出：“太平天國是世界上第一個具有共產主義性質的政權。”而孫中山在1912年則認為：“太平天國即純為民族革命的代表，但只是民族革命，革命后仍不免為專制，此等革命，不能算成功。”在1949年十分鮮明的指出：“自從1840年鴉片戰爭失敗那時起，先進的中國人，經過千辛萬苦，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洪秀全、康有為、嚴復和孫中山，代表了在中國出世以前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一派人物。”可見得，立場不同、觀點各異，看法和結論自然就不盡一致。

        太平軍占領南京并成立太平天國的消息自然比太平軍攻陷武昌對大清王朝的震撼要大得多，除了政治上的恐慌，同時由于戰爭，軍餉激增，部庫儲存漸趨枯竭。就開始在河南、江蘇等地府縣廣泛推行“抽厘（厘捐）”，也就是對運銷過程中的所有日用必需品抽收百分之一的稅款，作為臨時籌款措施，實為變相捐輸。這無疑加重了對百姓的剝削和搜刮，導致其后各地的農民起義風起云涌，神州大地烽火連天，其中就有廣東的紅巾軍、陜甘回變、福建天地會、東北紅胡子，以及日益壯大，到最后幾乎席卷整個華北、中原和蘇皖的捻軍。

        于是，在咸豐三年正月初三，也就是太平軍從武昌沿江揮師東去的第二天，南陽知府顧嘉衡就不顧當時還是新年假期，全城的官民都在歡度新年，差人分別通知所屬各部的主要負責人在當天下午未時務必趕到府衙二堂參加由他主持召開的緊急會議。

        有人把清朝的官職與現在進行對照，得出的通俗解釋是：知府是地級市的市委書記，其手下的知州就是地級市的市長，同知是地級市的副職；所謂的通判就是檢察院長兼民政局長，道臺就是正廳級干部的官員；縣令就是縣委書記，縣丞就是副縣長；縣尉就是武裝部長兼公安局長，典使就是監獄長，教諭就是教育局長，還有一些部委辦局的部門頭頭分掌所屬的糧稅、鹽稅、江海防務、水利等等工作。

        而據清嘉慶年間編撰的《南陽府志》記載：清初甫陽府設知府一員，同知一員（順治十六年裁，至康熙二十三年復設改駐淅川），通判一員（康熙三年裁），經歷一員，照磨一員（后裁），教授一員，訓導四員（后裁其三），分守南汝道一員（康熙三年裁），設陰陽學，醫學、僧會司、道紀司、普濟院、育嬰堂等。

        不過，千萬別以為知府所屬旗下的辦事機構就這幾個，清代南陽知府衙門的內部組織機構由府堂及經歷、司獄、照磨等司組成，有些類似如今的市委市政府。府堂為知府衙門內一個綜合性辦事機構，形如現在的地級市的各部委辦局，設有承發司、永平庫，并按吏、戶、禮，兵、刑、工六房具體辦事，直接為知府服務，置典吏若干人承辦。還有經歷司掌管出納文移、照磨所掌勘磨卷宗、司獄司掌察理獄囚諸事；還有府稅課司、醫學、陰陽學、僧會司、道紀司等。

        府衙所屬機構中除各級主管“正官”一名之外，還設有典吏若干人，名額時有變化，多則幾十人，少則十余人；例如僅僅一個掌署內考勤，鄉紳、丁憂、起復各事的小小吏房，就有主管一名（吏書），書吏十余名到二十人。他們不是官員，沒有品級，就如同現在所說的不屬于公務員、屬于編制外事業人員，俸祿不靠國家撥款，而是靠地方財政自籌，在這點上，古今中外皆有此種情況，由此可知，那天奉命到南陽府衙參加緊急會議的也大有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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