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中書街（131）

        一三一、參加紅軍

        隨著生活節奏的加快，職場上的弱肉強食，每一個日漸忙碌的男女，不是每天穿梭在早晚高峰期的洶涌車流中，就是待在某座寫字樓、某棟廠房、某間門店或者某個作坊里努力工作，不知有多久沒有仔細觀察過自己所生活的這座城市？遇上假期，不是去京城登長城，就是去上海逛迪士尼；不是去新馬泰領略異國風氣，就是去巴厘島享受海水沙灘和陽光，卻不知自己身在的這所城市本身就有無數的故事，歷史因為那些故事中的人物而顯得厚重，新鮮的伴隨著這個城市的變化，就好像上世紀六十年代初，中書街就曾經住過一個家喻戶曉的名人。

        中書街的本身就顯得很內斂，街的兩頭的街口都很窄，走進去就變得開闊，而且與其相連的那些寬窄巷子的街口甚至都比中書街更寬敞、更大氣。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反正有些奇怪。就拿獻福路的那個街口來說，靠近那兩棟建于上世紀六十年代末的房管局所屬的青磚樓房的街口還是很寬敞的，可是稍稍進去一點，開車就得格外小心翼翼。

        那個街口朝東一邊是一大棟好幾個天井的深宅大院，無論是厚厚的木門上包著的那層鐵皮，還是被炊煙熏黑的梁柱上的一些雕刻精細的花卉人物，都說明這原來本是大戶人家的宅院；朝南的一邊卻是一個小院的圍墻，小院的平房倒是很靠后，可是平房的前面一側是花草，春天的時候，墻頭會探出一些粉紅的喇叭花，另一側是菜地，種些蔥姜蒜，還有再普通不過的青菜，可是院門上磚瓦的挑檐弧度很大，就把本來就顯得狹窄的街口給緊緊卡住了。

        這個小院的主人從解放后就在那里默默無聞的住了很久，上世紀六十年代的時候突然走紅，這座城市的人幾乎都知道他的名字叫余冰（公元1915-1989年），是宜昌為數不多的老紅軍，而且是爬過雪山、走過草地，跟著中央紅軍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的老革命。在那個激情燃燒的火紅年代，經常有機關、學校、工廠、農村和部隊開著吉普車請他去作報告，本人在學院街小學和第四中學讀書的時候，就不止一次聽他講過他的革命經歷，還從自己父輩口里知道了他的級別很高，整個宜昌市都為數不多。

        余冰原名李盛成，1915年生在長陽縣傅家堰（現在地屬五峰縣）一個貧窮家庭里，父親一輩子當長工，后背貨過清江時失足落水淹死，母親除了幫人打短工，就是租種幾畝坡地，生活過得艱辛。據余冰自己的回憶：他12歲時體弱個小，母親就叫他撿了些桐籽換錢去讀私塾，僅僅讀了三個月，先生病死了，就只好跟著一個師傅學裁縫，當時的學藝規定都是學徒三年不取分文，出師后給徒弟一套裁縫工具。

        余冰在刊于宜昌市政協文史委編纂的《文史資料》第一輯的《我的經歷》中回憶了他參加紅軍的過程，很樸實，也有些生動，更重要的是比較真實，特摘錄如下。

        “一九三二年五月，革命的風暴吹到我們山區，一天，天氣晴朗，我做完活，背著工具包回家，剛翻過一個山嶺，就看見前面來了很多人，不多時就與他們相遇了。一個中等身材的人問我是干什么的，我說我是做工的，他又問我是做什么工的，我說我是做衣服的。他不信，問我包袱里包的什么，我說是做衣服的工具，他還是不信，要我把包袱打開他看，他看了我做衣服的工具，又看了我的手，才相信。

        “就問我當地哪家是地主，我說大龍坪的李興漢、傅家堰的張開照、青山墩的向作忠都是地主，紅軍打土豪把他們都打倒了，現在只有我大伯。他們問我打我大伯的土豪沒有，我說沒有，他們又問我大伯住在哪里，我說他住在龍潭拐。他們要我帶路，在路上，他們問明了我的情況，就動員我跟他們一塊去當紅軍，打土豪、分田地、鬧翻身。從談話中，我才知道他們是紅軍獨立師游擊三大隊，跟我說話的那個人是分隊長許樹廷同志，他們的話正合我意，聽得很入神，滿口答應參加紅軍。到了我大伯家，找他籌八百鋼洋的款，事后，我就參加了革命。”

        在此文中，余冰既說了當年紅軍游擊隊對他的盤查與盤問，也說了自己大義滅親的過程，十分栩栩如生，真實可信。后來還有一篇相似的采訪，就寫得干巴巴得多，完全似乎是寫簡歷似的：“我是1932年5月參加革命的。當年一支紅軍部隊路過我的家鄉，領頭的人問我愿不愿跟他們一起去打土豪、分田地、鬧翻身，還講了一些我似懂非懂的革命道理。他們的話正合我意，滿口答應參加紅軍。”

        看來，寫回憶錄也得有一個文學水平稍高、忠實于當事人講述內容的記錄人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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