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昌宗教面面觀（29）

        二十九、層出不窮的宜昌教案（上）

        “宜昌教案”的詳細情況和來龍去脈詳見筆者寫的《宜昌教案》中的《宜昌教案的真相》，當然現在有各種不同的表述和文章，其中與筆者所介紹的情況最大的不同就是有些人盡可能的將一次勢必爆發的教案說成是偶爾所為；將教會無禮在前、開槍在前而引發的惡劣后果說成是刁民的借題發揮，所以認為有必要在這里介紹一下相關的歷史背景。

        首先，全國教案相繼發生，有著滿清王朝對西方宗教的曖昧態度一直左右搖擺。1861年，總理衙門雖然曾與法國公使議定，不準教士過問公私事件，但同時又通令各省，要依禮接見教士，以示大清朝體面。各級地方官員同樣如此，一方面畏懼洋槍洋炮的權勢，抱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態度，對外國人一味縱容；一方面也在向朝廷表示自己的不滿和擔心：“連年倡亂，蔓延數省，即由廣西上帝會而起，上帝會乃天主教之別名。”（兩廣總督葉名琛奏折）；

        同時，依據那些不平等條約，外國傳教士享有治外法權，不受中國管治，擁有特權保護，這就在無形中提高了他們的地位，使他們變得更加驕橫自大：山東的傳教士竟然自稱巡撫，命令各地官吏服從教堂指示；貴州的傳教士強迫督撫撤換不順從他們的官吏。外國傳教士時常進出衙署，甚至藐視官府，干預審理案件。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一些社會混混、一些不肖之徒爭相入教，橫行鄉里，無法無天；而有些貧窮人家則因貪圖小恩小惠，也相繼加入洋教。而在處理民教訟案的時候，清朝各級官員往往屈服于外國教會的壓力，采取“袒教抑民”的政策，造成普遍的“民冤不伸，怨聲載道”的局面。因此，一般人民仇視西方宗教的最大原因就來自于外國傳教士的橫行霸道以及教民“得勢便猖狂”的助紂為虐。

        發生“宜昌教案”的1891年，江南的反洋教運動開始醞釀。湖南出現大量反洋教的書文、詩歌、詞曲、圖像、揭帖等，這些反教宣傳品“遍傳各省”，其中湖南鄉紳周漢刊刻的朱墨套印的反洋教通俗圖畫，在民間廣泛流傳。連湖廣總督張之洞都不得不承認：“屢次嚴飭南北兩省查禁，不遺余力，舊本甫毀，新本旋出。”這些宣傳品對廣大民眾無疑起到了巨大的鼓動作用。

        那一年的5月，因蕪湖耶穌會中國修女領養兩名小孩，被傳為“迷拐幼孩，挖眼制藥”，輿論大嘩，傳教士和英領事脅迫官府派兵干涉，致使群情激憤。5000余人手執小旗，擁入教堂，將教堂、育嬰堂及傳教士住宅焚毀，并沖擊了海關洋樓和英領事公署。清兵開炮威脅，群眾“仍四處聚集不散”。蕪湖起事后，反洋教斗爭迅速向全省及江蘇、江西、浙江、湖北等地擴展。安慶、丹陽、無錫、金匱、陽湖、如皋、江陰、九江、杭州、廣濟、宜昌等地群眾起而焚毀教堂和教士住宅，“竟有一縣焚毀數處者”。

        6月，湖北廣濟縣哥老會郭六壽率民眾千余人圍攻武穴鎮英國遁道會福音堂，擊斃英國傳教士和海關鈴子手，并搗毀附近黃梅、蒲圻等地教堂。

        9月，“宜昌方濟各會圣母堂收買拐來的兒童，家屬到教堂索還，居民齊集堂外評理。美國圣公會教士竟然向人群開槍，擊傷一人，從而激起民憤。數千人沖入圣公會，燒毀教堂，接著又到圣母堂救出幼童后，焚毀該堂，并擊傷修女多人。此外，河街（濱江路）天主堂、英人住宅和正在修建的英國領事署亦被毀。”“宜昌教案”的發生，導致武漢兩岸，“洋街洋堂，人人自危”；甚至上海租界和徐家匯一帶也出現反教揭帖。美國公使田貝向美國國務院報告說：“幾乎在長江各通商口岸都有騷亂發生”，“沒有一個城市是安全的，上海也包括在內”。

        還是那句話，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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