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昌宗教面面觀(30)
宜昌宗教面面觀(30)
三十、層出不窮的宜昌教案(中)
鴉片戰爭后,外國傳教士陸續來到中國,到戊戌變法前后,在中國的外籍傳教士達3200人,建教區40多人,教會60多個,入會教徒80余萬人,深入中國內地的教堂“幾遍天下”,“無處無之”,“雖窮鄉僻壤,皆有各國教士潛往傳教”。用英國人的話說,傳教士們“在整個鴉片戰爭中的功績是無論評價得多么高也是不會過分的。”美國公使田貝也承認:“這些先鋒隊(指美國傳教士)所搜集的有關(中國)民族、語言、地理、歷史、商業以至一般文化的情報,將其送回國內,對于美國的貢獻是很大的。”
那些仗著兵艦大炮耀武揚威的外國傳教士往往想和地方官平起平坐,損害了地方官獨享的統治權力;而中國人入教,“有司即不能過問”,與地方官分庭抗禮,這是各級封疆大吏所不能忍受的,所以在教案發生之時,要么推波助瀾,要么任其發展。同時,天主教和基督教義與中國傳統的封建禮俗相矛盾,也與中國本土的道教、融入中國人生活的儒教格格不入。在中國人看來:“無君父之尊親,惟耶穌之是奉,是無綱紀也。無骨肉之親愛,惟主教之是崇,是無倫常也。且已有妻女任其與主教褻淫,則廉恥喪。只敬天主而不祀神祗祖考,則禮義亡,此等亂夷,行同禽獸,不待教而誅矣!”
宜昌教區的天主教與民眾的沖突從1881年開始,是因為西方宗教與中國道教之爭。那一年的7月,由于宜昌海關占用了漢景帝廟,引起本地前來求雨的農民群眾的極大不滿,有500多人沖擊英國人領導的宜昌海關。按照主持宜昌海關署稅務司的李約翰1891年12月最后一天寫的那份厚厚的《宜昌十年報告》里說,是因為“宜昌開埠以來一直被海關占有的‘漢景帝廟’經常遭到激動的前來求雨的鄉民們的侵襲。”1884年7月,大約有500人又一次沖入漢景帝廟,最終被驅散;1885年,宜昌英國領事館的人員與當地的駐軍發生了口角,那些丘八繼而拆毀了欄桿,打碎了玻璃,但最終被制止。
1891年的春季,宜昌遭遇到罕見的旱災,《十年報告》中說:“農民們擔心他們的稻谷顆粒無收,就組織隊伍開進宜昌,祈求老天爺不讓干旱威脅他們。”5月19日,他們沖進了漢景帝廟,也闖進了海關稅務師的住所,“毀壞了他們所遇到的任何東西。”由于大批士兵趕到,行動被制止和驅散。但正因為長年累月積累的仇恨和怨言,以至于9月1日發生的拐賣兒童、9月2日發生的兒童家長向圣母堂修女討要不成、從而激起大規模的焚燒教堂、毀壞外國傳教士財物,沖擊外國領事館的群眾運動出現的十分順理成章。
事情并沒有結束,民眾與外國教會的矛盾還在繼續擴大。七年后的1898年12月11日,一名趾高氣揚的比利時神父董若望在巴東小垱被憤怒的鄉民所殺。第二年年初,宜昌教區將董的尸首運回宜昌,居然將棺材放進了那座清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修建的龍王廟(沿江大道強華里到一馬路路段)里。龍王廟廟門朝著長江,廟旁原來豎立著一根長長的“靈桿”,本來是拜祭龍王爺,祈求風調雨順之地,誰想會放進十分晦氣的棺材,而且還是洋鬼子,原來的原因無法還原,但幾乎所有的文章都說這純屬“蓄意制造事端”。
據魏鐵寫的那篇《龍王廟的風波》介紹:“當時正逢天旱無雨,莊稼枯萎,百姓們來到廟前祭祈龍王,盼降甘霖。見到廟內這番情景,無不激憤異常,眾人群起而攻之,殺傷大批洋教士。事后,軟弱無能的滿清官府殺了幾個無辜百姓,并向外國人賠款道歉,才算了案。同年11月11日,洋人在‘祝圣’發表了所謂的‘美麗宣言’,這一事件在宜昌民眾心里又一次埋下了仇恨的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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