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回當下，在吏治的解決上也是如此。

林煜為了方便這幾個學生理解，還是寫下了一些史書記錄的數據推演。

“一般情況下，王朝為了保證全體官員對朝廷的忠誠和對權力的監管，必須維持上下相制、疊床架屋、人浮于事的行政格局。

因此，歷代王朝的官僚數量總是會持續膨脹，官民比持續上升。

漢朝官員總數大約只為7000人，唐朝時就已經翻了一倍之多，達到了18000多人；而到了北宋，冗官冗兵現象嚴重，其官員數量比之唐朝同樣翻了近一倍，達到了34000多人；

本朝大明，洪武初年官員數量不過二萬多人，至如今洪熙元年，不過短短六十年，官員數量就已然膨脹至四萬多人。”

說到這里，朱高熾已然渾身一顫，他之前看本朝的官員總數，還并未覺得有什么問題。

可是現在……

就連一向被史書詬病，冗官冗兵嚴重的宋朝，它的官員總數也都不過三萬多人，而本朝大明卻已經漲到了四萬多，正在往五萬逼近。

就這，他居然還在沾沾自喜，登基之初認為朝廷只是因為戰爭，才一時缺錢，只要能與民休戚，那盛世總會到來。

盛世？

盛世個屁！

我大明已是在冗官一途上，比之兩宋都還要嚴重了，那百姓身上的負擔又會是什么樣的呢？

也不要說什么北宋到大明，時間跨度那么大，人口肯定不一樣。

嗯，確實不一樣，北宋目前估算人口，初約2000萬，末約4600萬（也有說法認為境內人口超過1億）。

而本朝大明，初約5000萬，后期約6000到8000萬（也有說法認為大明建國時人口6055萬，到17世紀初已突破2億）。

總而言之，大明的人口與北宋實際差額不算太大（都是農業國家，人口增長是有閾值的），意思就是說，大明完全能夠得上“冗官”的程度。

朱高熾心頭在發顫，但林煜的誅心之言還在繼續。

林煜說道：“實際上，現如今的四萬官僚還不是大明的極限，就依照目前大明的發展進度，預計百年內，大明的官僚總數就能突破10萬人大關。”

“當官員的絕對增加速度，超過了人口的增長速度，官民比持續上升，那百姓賦役負擔就必然增加。”

“而且，由于歷代王朝對稅賦更化的出發點都不是‘減稅’，而是‘并稅’，也就是說，并不是為了百姓去限制國家增稅的權力，而是從國家的角度出發來確保財政收入。”

“通過將正雜明暗諸稅合并為簡單的稅種征收，同時下令不得再征他稅，雖然可以在短期內取得一定效果，卻無法解決百姓負擔過重的根本問題，尤其是從制度上約束國家和官員開征新稅的權力也從未被提及。”

“伴隨著時間的推移，國家財政支出的剛性增長與雜派就會浮冒出來，因為封建專制的農業國家，它是無法對外創造新財源的，只能通過對內來轉移國家出現的財政赤字。”

這里面也包括老生常談的“商業帝國”大宋朝，都說宋朝有商稅，宋朝資本主義萌芽出現，宋朝商業發達云云。

但實際上的情況就是，宋朝有錢是因為他們肆無忌憚的盤剝壓榨百姓，甚至沒有金國南下，宋朝可能就已經被此起彼伏的農民起義給干翻了。

至于宋朝的資本主義萌芽？

那更是扯淡中的扯淡。

說出這話的營銷號，顯然沒有考慮過一個問題，一個基本問題，那就是宋朝是屬于很典型的封建專制、****化的君主國家，它不是什么自由民主的共和國，而是一個帝制的王朝。

別看宋朝地盤不大，但趙匡胤杯酒釋兵權的高超帝王之術，成功讓大宋皇帝的權力達到了一個巔峰狀態。

皇權的強大，封建官僚的勢力強盛，就會導致一個情況出現，那就是百姓手里的農產品、手工產品會迅速轉為租稅型商品化，而非剩余型商品化。

說白了，就是王朝控制下的“假性商品經濟”，一切都是為了應付朝廷的苛捐雜稅，而不是什么產品或資本剩余，所采取的謀利型商品化。

這就會讓市場呈現完全僵化，如同被控制的傀儡，沒有了市場主導型商品經濟，那就不可能開啟資本主義的萌芽……

“所以，按照黃宗羲定律，王朝每推行一次稅賦改革，就會催生出一次雜派高潮，百姓的負擔反而會比稅賦改革前更重。”

“如此循環往復，百姓的負擔就如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逐漸陷入到稅輕費重——并稅除費——雜派滋生——稅輕費重的無限循環之中，而作為基層的小吏就可以在這個惡性循環里頭上下其手。”

林煜把話說完，朱高熾跟著徹底陷入了沉默。

就連楊榮也不說話了，他在沉思破局之法……

或者說，根本沒有辦法能夠破局。

于謙沒想那么多，他還停留在問題的源頭上：“林先生，問題的根源到底是為什么？”

林煜點點頭，認真解釋道：“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黃宗羲定律的出現，在于封建帝制的國家缺乏對于官僚階層的有效制約，皇權幾乎就是唯一能與之抗衡的力量，但是皇權相對于龐大臃腫的官僚集團來說，所能起到的作用又極其有限。

同時，老百姓也沒有任何議價的權利，就必然會導致底層小吏愈發為所欲為。朝廷既然把正式賦稅乃至耗羨之類的合法加派幾乎都‘起運’一空，就只能對地方上的另行‘創收’睜一只眼閉一只眼，這也導致‘正供有限而橫征無窮’之弊愈演愈烈。”

這番話說的有點誅心了，相當于當著皇帝的面跟人家說，因為你的權力還不夠大，所以只能對下面的小吏被迫放任自流，讓他們去盤剝無度，糜爛地方。

用后世的理解來說，便是古代中國的問題在于不存在借錢者和征稅者之間的競爭，老百姓本身就不能用腳投票，商人不能“擇善主而棲”，暴君和違約者不能被“優勝劣汰”。

同時，由于外來的軍事威脅不夠大，君主也沒有足夠的動機去出讓部分政治權力給納稅人，建立“不代表不納稅”的代議機構。

只要三方博弈的格局不改變，“黃宗羲定律”效應就不會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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