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從“一小撮”走過來的紅十月

　　這是一個不眠的夜晚。\\wＷw。ＱΒ5。C0m\

　　也許是隱約意識到了事情的嚴重性和復雜性，我躺在被子里思前想后，想理出個頭緒來。太意外了，對坐牢有充分的思想準備時，坐牢并沒有真的發生；自認為大局已定時，卻一個晴天霹靂把自己打入這樣一個難以忍受的世界。

　　從”九.二-四絕食”算起，這一年多來經歷的風風雨雨不算少了。如果再往前推一點，1965年夏天就感到渴望已久的、能跟隨**干革命的機會來了。當袁子斌告訴我**說的“……我們這一代人將參加親手埋葬帝國主義的戰斗，任重而道遠……”這一段話時真是感到熱血沸騰，一股激情在胸中不可遏止地涌動。我們如饑似渴地學習革命理論，我們刻苦地鍛煉身體，我們認真地學好每一門功課，我們以極大的熱情迎接每一次太陽的升起。記得有一次我們班上二十幾個同學到武漢大學游泳池游泳，返回學校的路上，我們自覺地排著整齊的隊伍，精神抖擻，意氣風發，一路高唱《我們走在大路上》、《打靶歸來》等革命歌曲，高昂的革命激情和嘹亮的歌聲贏得沿途不斷的掌聲和喝彩。

　　為革命而學習，我們認真刻苦主動。在一次數學課上，陸老師布置我們做書上的一道題，然后要我們上臺演示，看誰的解法最簡單。在她認為最簡解法已經出來準備結束時，我突然悟到一個更簡單的方法舉手要上去演示，她有點疑惑地望了我一下后還是讓我上去了。我的演示寫出來，思路非常巧妙，比前面的方法都簡單。課后她特地走到我座位前很高興地對我說：自這道題上這冊教材十多年來，你的解法是最簡單的，之前還沒見過。搞教改時，化學課的張老師問誰愿意上來講一堂課？我第一個舉手。在她的指導下，我用了一整個星期天跑書店，找資料，認真備課，那堂課同學們的注意力特別集中，效果出乎預料的好。易鐘英校長，這位連續兩屆的全國人大代表還特地在會上說到這件事。

　　1966年元旦武漢市要舉行萬米長跑，學校先搞了一場選拔賽，初中部就只我一人參加，結果高中部參賽的大哥哥一大半都被我甩在后面。

　　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出來后，性格決定了我很關注這場火藥味非常濃的討論。文化革命的風暴吹到了學校時，我把班上運動組織得有聲有色，大字報貼得鋪天蓋地。總之，各方面我都要努力做最優秀的。可是怎么突然間我成了教育革命工作組排斥和打擊的對象，把我排除在革命隊伍之外？我一下掉到冰窟窿里。工作組還派人到我父親的工作單位去調查，看能不能找到我成為**革命的內在原因，從一個老工人身上能找到什么？說我個人主義膨脹，跟黨對著干，已滑到了**革命的邊緣，離**革命只有半步之遙了，這還是因為出身好，要不然就是**革命。還要開什么會來幫助，說是把我從**革命泥坑往外拉，實際上就是往我身上潑臟水，我不承認，我不甘心，憑什么不讓我革命？憑什么說我是半個**革命？難道就因為我太向往革命，太投入太專注而沒有看臉色行事？難道我對黨對**的感情就比誰差？“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他為人民謀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一曲《東方紅》，唱得我們這一代人除了一心一意跟**走外就再沒有別的念頭。

　　六年前我讀小學三年級時有這樣一件事。當時正值“三年自然災害”時期，老百姓的日子過得很苦，生活中饑餓像影子一樣無時不在。一天放學前，一個低一年級的學生領著老師到班上來朝我一指，我被帶到校長辦公室，在反復盤問無結果后，班主任送我回到了家里。后來從母親口中知道是學校出了“打倒□□□”的反動標語，那個學生指認看見是我寫的。盡管班主任認為我一直是班干部，學習優秀品行端正，但為了排除那怕萬分之一的可能性，學校和家長想了一個絕招：半夜在我睡得正香時把我喊醒，趁我迷迷糊糊時候問：有人要打倒□□□怎么辦？我脫口而出：抓起來槍斃。學校不再在我身上費力氣了，轉身盤問那個指認的學生，還沒過幾招，那學生就把真正作案的人供出來了，原來他們是一伙的。

　　對**的崇敬和對**的熱愛真可以說是溶化到了我血液里，在什么樣的情況下都沒有變過，可怎么現在硬要把我往**革命圈子里推呢？記得那段時間多難，成天心里像壓著一塊鉛，每天下午我都要跑到長江里去游上兩個小時，只有在長江里劈波斬浪時，心里才能稍稍好受一點。

　　《十六條》我是在守橋部隊的巡邏艇上聽到的，那天我和高中十幾個同學每人背個籃球從平湖門下水橫渡長江，從大橋的第四和第五個橋墩中間穿過后，在已經離岸不遠時被守橋部隊發現，一個個從水里被拉到快艇上。在等待核實我們身份的時候廣播響了，我聽到了《**中央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要保護少數的內容讓我隱約感到事情可能會有轉機。緊接著首都南下串聯的學生來了，他們帶來的消息雖然我聞所未聞，但卻是我心底里最期盼的，北京來的東風吹去了我心里的陰云，原來在北京，**早就為像我這樣的“**革命”平了反，不是我們在**革命，而是工作組在壓制革命、在鎮壓革命。湖北大學，特別是首都南下學生聯絡站所在的湖大31號樓成了我幾乎每天必去的地方，聽他們的演說、聽他們的辯論就像聽革命的福音，我向他們講述我的遭遇，訴說我的不平和苦悶。他們告訴我文化大革命不是一輪新的“反右”運動，是**領導全國人民反修防修，是**號召全國人民起來造修正主義的反，保證中國千秋萬代不變色。接觸多了，我和南下“一小撮”的頭頭趙桂林、傅軍勝成了朋友，成了他們忠實的追隨者和擁護者。我第一次上北京就是住在趙桂林的宿舍里，他在下鋪我在上鋪，他像兄長一樣關照我。

　　一想到趙桂林，”九.二-四絕食”前后的經歷又出現在眼前。

　　“九.二-四絕食”我是第二天中午知道的消息。當時我正在學校看大字報，聽旁邊有人說南下的學生正在省委十三號樓前鬧事，就跟當年的右派一樣。我連忙問是怎么回事。原來9月1日湖北省委在工業建設廳召開多數派紅衛兵會議，省長張體學表示：湖北省的運動是**主席親自領導的，省委是個大紅幫，指責南下學生是壞人，運動后要劃為右派，要送去勞改，說他不當省長要去當勞改隊的隊長。南下學生得知后非常氣憤，集聚在省委宣傳部所在的那棟樓前要求張體學出來為“南下一小撮”平反并回答學生幾個問題。但張體學拒不出來，南下同學被迫采取絕食的措施。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后，心想人家千里迢迢到來武漢支持我們，人家圖的什么？雖然現在贊同他們觀點的人不多，但決不能讓他們感到孤立，我已經是**革命了，還怕什么？聲援他們去，以后說我是什么都認了。

　　趕到十三號樓時人還不是很多，約兩百人左右，大家席地而坐，我找了一個空位子坐了下來。會場前面有一張桌子，上有麥克風，不時有人上去宣讀給中央文革的告急電和對湖北省委的抗議書，高呼表達我們要張體學出來的心愿和對湖北省委不滿情緒的口號。趙桂林、傅軍勝等絕食火線指揮部的學生領袖慷慨陳詞，贏得一陣又一陣掌聲。更多的時候我們淚流滿面，一遍又一遍地唱起“抬頭看見北斗星，心中想念**。”

　　這里的人有的已經餓了一整天，喉嚨早開始沙啞，到了晚上，天上飄落下一陣細細的雨點，初秋的寒氣不斷地襲來，對只穿著單衣的我們來說真可謂饑寒交迫，陸續有人昏倒被抬出去，但緩解后他們又堅持坐進來，曾有省委工作人員拿來面包和水，但沒人理，也有人跑來大聲指責我們別有用心，有一個女中學生聲淚俱下地說這么好的省長、這么好的省委你們都要反，你們安的什么心？沒有誰理她，我心想把你打成**革命試試看？我們懷著一腔熱血，只不過是希望**的光輝也能照到我們身上，只不過是希望張體學能出來見我們一下，承認我們不是別有用心的**革命就行了。**都多次出來接見紅衛兵，支持我們的革命行動，贊揚我們的革命首創精神，你張體學有什么理由不出來呢？絕食持續到四號下午，虛脫的人越來越多，張體學不僅不出來，還傳出消息說湖北省委認定我們的絕食行動是**革命行為。火線指揮部認為絕食再繼續下去已經沒有意義，決定停止絕食，上北京告張體學去！這時參加絕食的學生已經增加到近千人。我一天多時間滴水未進，在站起來的那一瞬間感到天旋地轉，差點倒下，走路都沒有一點感覺。在身體都那樣虛弱的情況下，我們還是一路高呼口號，隊伍一直游行到水利廳附近才解散。

　　在南下學生的強烈要求下，湖北省委勉強給了一節裝行李的悶罐車皮讓他們去北京，我準備和趙桂林他們一起去。9月6號上午我們從湖北大學列隊出發，一路上我們高喊炮轟湖北省委的口號，引起沿途很多市民的駐足觀望，用一種驚訝的眼光看著我們，顯然沒想到有人敢明目張膽地炮轟省委，這是不是右派翻天了？！

　　我在武昌南站被我校的紅衛兵糾察隊攔住，說不是南下的學生不讓上車，趙桂林據理力爭說上北京是**賦予的權力，誰也不能剝奪。但沒用，他們不跟你講道理，我第一次感到了道理在武力面前的無奈。我握著趙桂林的手淚水直流，只能眼睜睜地看著他們上車。在我極度失望的時候，一個人走過來說他是湖北大學紅八月的叫賈培培，問我還想不想去北京？賈培培當時是湖大有名的“一小撮”，他曾貼出大字報，一個人要和湖大的官辦“文化革命委員會”辯論。我成天泡在湖大，當然知道這人，只是未曾接觸過，一聽說是賈培培馬上就有一種完全的信任，感到有了希望，連忙說當然想去。他說你照我說的做保你能去北京。我問怎么做？他說你先假裝朝車站外面走，趁那伙糾察隊不注意的時候偷偷返回來藏在車站的花壇里，然后再聽他的安排。照他說的我返回后躲藏在花壇足有半個多小時，賈培培就像沒事人似的在附近踱來踱去，突然他走過來說快出來上車。這時汽笛已響，那伙糾察隊以為已勝利完成任務，撤一邊去了，我在最后一分鐘跳上了火車，當我再次握著趙桂林的手時忍不住又一次想流淚。

　　終于到了北京，那種喜悅的心情溢于言表，尤其是像我這樣第一次到北京的人。為了滿足我們要看看**的愿望，接我們的大客車特地從**前走過，沒想到**遠沒有我們在電影的畫面里感覺到的那樣大，不少人脫口而出：比想象的小多了。

　　9月7號晚上，周總理、陶鑄等中央首長在中國人民大學操場接見了我們。當時在場的有來自全國各地的學生數千人，大會組織者特地把來自武漢的我們安排在了最前面，景仰已久的中央領導人就在我們面前。周總理最先講話，當我聽到“你們昨天的大會，因為我們沒得到消息，沒傳到我們手中，很對不住你們，讓你們白白等了八個小時，我們覺得很抱歉，所以今天我們聽到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王力同志、戚本禹同志告訴我們這件事，我們馬上決定開這個大會”時，對比在“9.2-4絕食”事件中湖北省委的態度，我眼淚簌簌地流了下來。周總理儒雅的風度使我著迷，他指揮我們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的神韻和豐采只能用完美來形容，那場景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里。

　　在北京走了幾個學校，感覺完全不一樣，這里的空氣都是自由的，完全沒有了在武漢所感到的那種壓抑。

　　9月8號陶鑄接見傅軍勝等九名南下學生的代表，他批評了湖北省委對待南下學生的態度，作出了明顯有利于“一小撮”和“少數派”的三點指示。

　　帶著勝利的喜悅我們回到了武漢。我們人還沒到，陶鑄的三點指示已經傳遍武漢三鎮，少數派有點要翻身的味道。但沒過一天，鋪天蓋地的傳單和大字報說我們是造謠，湖北省委拿出了內容完全不同的陶鑄四點指示。陶鑄當時是政治局常委，僅次于周總理的第四號人物，無疑是湖北省委在造謠。這樣我們同湖北省委的對立情緒更大。

　　在湖大期間，結識了不少支持南下“一小撮”的中學生，人數也不算少，只是處于一盤散沙的狀態，不能形成戰斗力，幾次醞釀成立武漢市的中學生“少數派”組織，但最后都沒有結果，我感覺到這是由于沒有根基的原因，建立“少數派”的組織要從自己的學校開始。這想法和我校的許多“少數派”不謀而合。《紅十月造反公社》已是躁動腹中的嬰兒，誕生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1966年10月１8號下午，在原外語教研組的辦公室里，我們十幾個“少數派”的學生坐在一起，從初三到高三的每個年級的學生都有，正式商討成立自己的組織。在“血統論”甚囂塵上的時候，為了不給對方辮子抓，盡管我們對“血統論”是不贊成的，但還是注意了對這十幾個人出身的了解。

　　我們是在行使**給我們的神圣權利：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革命。這是一批有思想的人，都不愿意自己只是簡單地重復過去，都想有新意。

　　大家七嘴八舌地邊說邊議：

　　“成立組織總得有個名字，先把名字定下來。”

　　“當年馬克思高度贊揚了巴黎公社和巴黎公社的原則，我們的組織要以巴黎公社為藍本，不要叫什么戰斗隊，就叫公社。”

　　“**說革命無罪造反有理，我們就是要造修正主義的反，造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反，造湖北省委的反，這個公社叫造反公社。”

　　“現在是十月，這個公社是十月誕生的，就叫十月造反公社。”

　　“十月是紅色的，共和國就是在十月誕生的，前面要加個紅字，叫紅十月造反公社。”

　　“這個名字好，有氣勢。”

　　“我們這個組織是紅衛兵組織，這點也應該表示出來。”

　　“我們要和“三字兵”區別開來，紅衛兵前面要加上**思想幾個字，我們是**思想的紅衛兵。全稱就是《紅旗中學**思想紅衛兵紅十月造反公社》。”

　　這個名稱大家一致通過，這些“一小撮”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組織，再不是一盤散沙了。有人接著說那我們采取什么樣的組織原則呢？

　　各種意見又出來了：

　　“還是要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

　　“我不同意。十六條都說了要保護少數。多數人錯了怎么辦？”

　　“這話是不錯，但總不能一個集體按少數人的意見辦吧？”

　　“如果少數只能服從多數，那我們這個公社連出生的可能性都沒有，少數人的意見要在公社的決議里完整地表現出來。”

　　“一個組織總不能沒有一個集體的態度和意志，把兩種或幾種意見都拿出去那還有什么戰斗力？”

　　在兩種意見相持不下時，何儒非說：“我看是不是這樣，采取協商一致的原則。”

　　有人提出疑問；“協商的結果能夠一致當然沒話說，如果不能一致怎么辦？”

　　“協商一致這個原則好。堅持這個原則至少可以避免以勢壓人，可以讓少數人的意見得到充分表達的機會。我們這個組織一定要堅持民主的原則，我們都是嘗過以勢壓人的苦頭的，不能讓這種情形在我們這個組織里重演。”何儒非接著說。

　　“那還是沒有回答無法一致的時候怎么辦的問題。”提這問題的人顯然也在認真思考。

　　“在無法協商一致的時候，可以這樣，公社采納多數人的意見，但不僅允許少數人保留自己的意見，而且還不要求他們服從多數人的意見，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見去行事。”

　　“那這樣我們就不是一個戰斗的整體，隨時都有分裂的可能。”有人插話。

　　“我的話沒有說完，還有一個大前提，就是在任何情況下，無論是多數人還是少數人都要以大局為重，相互尊重，對事不對人，要勇于堅持真理，也要勇于修正錯誤。只要是出于公心，分裂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何儒非沿著他的思路繼續往下說。

　　沒有人再提出新的疑問。

　　“今天可以只形成一個初步的意見：不強調少數服從多數，不允許多數壓制少數，強調協商一致的原則，實行一段時間后再修改完善。”何儒非也給他的意見留有了余地。

　　“我看可以，同意。”不少人說。

　　“那下級服從上級呢？”有人問。

　　“提議不設負責人，不存在下級服從上級的問題。大家輪流在辦公室值班，處理公社的日常工作。”這是高一的一個同學的建議。

　　“這樣行不行？”

　　“你做都沒有做怎么知道不行？”

　　“這樣做的好處是什么呢？”

　　“分成頭頭和普通成員后,時間一長頭頭會染上官僚習氣，會脫離群眾，普通成員會產生依賴性，革命的主動性和首創精神會消褪乃至消失。實行輪流值班，不設固定的頭頭，一不會產生特殊化，二能充分調動和發揮每一個人積極性和創造性。”

　　“有道理，這是一種新的組織原則，我贊成。”

　　“那是不是我們表決一下，同意的舉手。”

　　幾乎全部都舉起了手。

　　出乎預料的是輪流值班制堅持了不到一個月就結束了，還是用直接表決的方式選出了公社的勤務組。在實行輪流值班制的過程中發現我們最初的美好愿望只是一種不可能實現的烏托邦，嚴酷的現實要求我們必須有一個權威、穩定、高水平的領導核心。不過輪流值班制仍不失為一種很有益的探索和嘗試。那種發自內心的對民主的追求和向往，使說服決不搞壓制成了紅十月的一個傳統。可以爭論但決不爭吵，任何人自覺不自覺的想以勢壓人都沒有市場。

　　《紅十月造反公社》誕生后不久，就干了兩件在社會上有影響的事。

　　第一件事是在成立不久后的十一月中旬，我帶隊的《紅十月》北上小分隊在北京策劃了一張震動京城的大字報《江城質疑——王□□你究竟要干什么？》。大字報首次披露了王□□1959年跟隨**回韶山后寫的那首“韶山風光依舊，人世幾經滄桑；壯志已成大業，何須衣錦還鄉”的詩。當時這是一顆重磅炸彈，對王□□的仕途可能是致命的。然而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如果不是這張大字報，誰能肯定十年后被抓的不是“五人幫”而只是“四人幫”呢？。

　　第二件事是在“工人總部”被打成**革命組織、“3.**逮捕”后的一天，我們突然看見何儒非揮動著《紅十月造反公社》的旗幟，一個人在大操場里游行。在春寒料峭的早春，盡管四月初的江城這時還是北風瑟瑟，《紅十月》的大旗讓大家快冷下去的心一下子熱起來，被壓抑得太久的激情一下子被何儒非的舉動點燃了，沒人號召，一個、兩個、三個……大家紛紛跑出來加入進去，很快變成了一支一百多人的隊伍，我們走出校門，游到22中，游到33中，游到華師一附中，游到水院，游到鋼二司司令部所在的武測，我們每到一個地方，喚起的都是久違的激情和歌聲，口號由“向紅十月的革命小將學習”、“向紅十月的革命小將致敬”的喊聲漸漸演變為“堅決為‘工總’翻案”、“堅決反擊二月逆流”、“誓死保衛**”、“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沿途不斷有新的隊伍、新的旗幟加入進來，甚至本來站在路邊觀看的群眾都情不自禁地走了進來，彼此握握手，就高呼口號共同前行。最后竟成了一支近萬人的大軍。數不清的紅旗迎風招展，望不到邊的洪流滾滾向前，長龍見首不見尾。在那萬馬齊喑的日子，紅十月發出了江城第一聲激情的吶喊，并得到了三鎮震天的響應。在春寒料峭的江城，這支隊伍告訴人們：石在，火種就不會滅。

　　在事隔三十八年后來看，在這支大軍中的人們未必十分清楚他們究竟在干什么？究竟要干什么？什么是他們追求的理想和目標？這點至少是不清晰和不明確的。其實他們僅僅只是想有一個稍許寬松一點的環境，只是希望能在學習和工作中發揮自己的主動性和首創精神，不要動不動就被人戴上大帽子打成“**革命”而已。這種潛意識里的需要和**的號召一拍即合。不然就無法解釋為什么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之后，數不清的按照自己意愿成立的群眾組織才破土而出，人們才會有第二次解放的強烈感受，才能看到幾乎在每一個大中城市出現過的老百姓冒著風險，自發地捐錢捐物支持造反派的感人場面，也才會有人切實地感到用了十幾年的金科玉律不靈了。而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之前，當權者將文革變成了一個讓老紅衛兵無法無天、橫沖直撞的平臺，普通的老百姓都擔心或者已經成了游街或抄家的革命對象。

　　紅十月的人好像都有一種英雄情結。

　　何儒非在動不動就要你死我活的年代能夠提出“協商一致”的原則、在萬馬齊喑時高舉大旗迎風一揮發出壓抑已久的吶喊是英雄情結；宣傳隊的十幾個洋娃娃般的少男少女拿起長矛慷慨赴死是英雄情結；燕妮丹面對癌癥泰然處之是英雄情結。他們這樣做時根本沒有想過“英雄”二字，只是覺得自己應該這樣做，不論前面是什么在等待都會義無反顧地去做。

　　與英雄情結相伴的往往是難以預料的承受之重。

　　有英雄情結的人都是在危難之中顯身手，印證了一個詩人說的話：滄海橫流，方顯出英雄本色。在平常的日子里他們往往低調，很少有什么豪言壯語。他們義無反顧，往往付出的代價極大，最后的結局能夠稱為悲壯就屬于善終了。“12.5事件”應該說是紅十月這個集體潛意識中的英雄情結的一個集中表現。為了這個英雄情結，紅十月人付出了太沉重的代價。

　　富有朝氣和追求的紅十月，高墻能把我的人和你隔開，但不能把我的心和你分開。這一年多的風風雨雨都走過來了，這一次我也同樣能走過。

　　沒有英雄情結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很早我就這樣想過了，但認識到只有英雄情結卻缺少理性的民族同樣是沒有希望的，并且可能更危險，卻是十幾年之后的事了。認識到這一點經歷了一段太漫長太艱難的跋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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