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太傅，國朝科試，四書主程朱章句，可并非凡事皆要唯程朱之念是從的意思。先前科試，考生講論經術，多有兼采國朝松崖、東原諸前輩之意者，也往往可以得到取錄。我初迎鄉試，座師文正公便以慎修先生《鄉黨圖考》為本，凡‘過位’之語能得慎修先生之意者，悉予取錄，為何曹太傅主持會試，竟要對程朱之意如此苛刻呢？”阮元自然不會認同曹振鏞唯主程朱的觀點，便即以自己實際遭遇為例，向曹振鏞反駁道。

        “阮中堂，要不咱們再看這一句吧。”曹振鏞卻也沒有直接與阮元辯駁，而是打開了第二場的一張試卷，向阮元問道：“你且看這一句‘滿盛不仕，故非謂管仲之器小’，此人之言，與《論語》之意大有不合，《論語》言及：管仲之器小哉，此人卻反其道而行之，偏偏要說管仲并非器小之人。舉子應考，《四書》自當倒背如流，可他偏偏在這定論之上胡言亂語，這不是荒誕，又是什么呢？”

        “曹太傅，若是只看《論語》之人，自然可以說管仲器小乃是至論。可如今博學之人，天下間并不少，讀書人也應該知道，管仲自己便即留下一部著作，即是《管子》啊？”阮元對于這個問題自然也不陌生，便即引經據典，向曹振鏞駁道：“讀書人往往認為，管仲驕奢，是以器小。卻鮮有人知，驕矜自滿，本就是管仲生前之大忌！《管子.樞言》有云：‘釜鼓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重令》云：‘地大國富，人眾兵強，然而與危亡為鄰矣。’《白心》云：‘滿盛之國，不可以仕任’，《樞言》又云：‘人之失也，以其所長’，此數語俱可言明，驕矜自滿之害，管仲實非不知，可管仲猶有奢侈之舉，這便是為了讓外人清楚，齊國尚有不足之處。若是管仲嚴守操行，其人完美無瑕，那外人言及管仲，言及齊國，就只會留下盛贊之語，卻無憂慮之念。若是管仲和齊國，都再無一人言及其弊病，那其人其國，才是衰亡無日！管仲驕奢，正是為了讓世人有所進取，后人不讀《管子》，故而誤解了管仲，可如今國朝經學昌明，難道我們還要囿守舊論，苛求管仲不成？”

        “阮中堂，您果然是博學之人啊，老夫方才就想著，此人言及管仲并非器小，定有其用意，如今聽中堂之言，才清楚此人有何依據啊。”不想阮元所言，竟皆在曹振鏞意料之中，而曹振鏞聽著阮元之言，也繼續向他問道：“可是阮中堂，您覺得這公平嗎？《管子》也好，戴震也罷，還有中堂最開始說的《文獻通考》和《二十四史》，能讀這些書，那確是學識淵博之人，可如今天下各省，文教高下全然不同，這個中堂在云南做官，應該清楚啊？我看這卷子位置，也知道多半是江南考生，江南有的是藏書人家，可陜甘呢？云貴呢？這些省份哪有那么多藏書，讀書人又有什么條件，能把這些書都通讀一遍呢？若是按中堂所言，真的讓此人中式，此人于同儕之間，必然盛氣凌人，賣弄學問，而究其根本，不過是此人生在錦繡繁華之地罷了，那其他同科進士，卻要作何感想？不說別的，這《論語》之言，對于天下大半學子而言都是萬世不易之至論，其他人因為奉行圣人之言，方才取了進士，此人言語看似有理有據，卻全然否定了《論語》之言，若是這件事被其他考生知道了，他們會怎么想？憑什么這樣一個立論與他們截然相反之人，一樣可以取進士，和他們一起做官啊？中堂取錄此人，難道是為了告訴世人，苦讀《論語》，終究無用嗎？”

        “那曹太傅就不怕，你將此人黜落，竟而失了一個人才嗎？”阮元也當即反問道。

        “人才？阮中堂所言，竟是什么樣的人才啊？”曹振鏞又打開了那人第三場的試卷，指著其中一處應答文句向阮元問道：“阮中堂再看這一句，我記得這一句問的乃是《左傳》是否為左丘明所撰，你看是也不是？”

        “不錯，但此人之言我方才看過，依他所言，左丘明確是撰寫《左傳》之人，有何不妥啊？”阮元也反問曹振鏞道。

        “自然沒什么不妥。”曹振鏞也向阮元道：“可此人僅僅這一個條目，前后所答，竟有四行之多！按一般的策論應答之法，一個問題只需回答一兩句，最多一行，已經多有冗余，此人一個問題就回答了四行，這不是繁瑣又是什么？他應試言語便如此繁瑣，日后為官，自不免遲延拖沓，朝廷取錄這樣的人做進士，又有何益呢？”

        “曹太傅，您評價‘冗余’和‘繁瑣’的標準，就是文字多寡嗎？”阮元自然不會認同曹振鏞之念，也當即駁斥道：“當今讀書人有所立論，講究的乃是言必有據，依據越多，其言語也自然愈加可靠，依據不足，又何以證明其言為真呢？比如刑案，證據從來是越多越好，只有充足的證據，才能讓官員斷案之時準確地定罪量刑！此人言語雖多，但論據充足，自《史記》、《漢書》而至《太平御覽》所載桓譚《新論》，一一畢見。這不是更容易證明，左丘明就是撰寫《左傳》之人嗎？”

        “阮中堂，朝廷取錄進士，是為了讓進士進入翰林六部，亦或外放州縣，去辦事的。若是每個人都像他一樣為了什么言而有據，寫一篇文章都這般繁瑣，那朝廷要他辦的事，他何時才能辦成啊？”曹振鏞又指著另外一句，向阮元問道：“還有這一句，這句原本只是讓考生列舉一二前朝保甲之事，可他為何要在后面多寫了一大段，說什么臺灣本應設兵以守，兵力不足，自當重用保甲，保甲之設，足使海不揚波呢？這張卷子，問到他臺灣駐兵之事了嗎？”

        “曹太傅，此人先前文句，已將前朝保甲之事言明，即便多出這幾句，又有何不可呢？”阮元眼看俞正燮雖然多出數句，卻并未答錯原題，心中自然放心，道：“更何況此人之言并非空言，此處亦多有實據可以作證，臺灣設兵以守，此言出于施瑯《靖海記》，臺灣入版圖，而海不揚波，此亦《臺灣府志》之語，并非他一人之妄言。更何況臺灣之南，荷蘭久居噶啰巴（即今印度尼西亞爪哇島），又曾奪臺灣而居，此為外患，去年張丙陳辦之亂，前后三月方得平定，官兵調度，往往因之于福建內地，此為內憂，臺灣有此內憂外患，故保甲之語，先及臺灣，我以為并無不妥。”

        “阮中堂，朝廷取錄進士，是要讓進士為朝廷效力，可不是為了讓進士自作主張，賣弄學問的。”曹振鏞又向阮元道：“阮中堂不妨再想一想，此人若真是取了進士，入翰林擬定詔旨，亦或進入六部主稿，他言語如此繁瑣，所擬詔旨，所書公文，有幾個人能看得下去？朝廷擬定誥敕，六部繕寫奏本，若是都像他一樣自作主張，想到什么就寫什么，那這些奏本誥敕，是皇上、六部大臣的意思，還是他自己的意思呢？朝廷給他繕寫文稿，草擬詔書的機會，是讓他賣弄自己才學，借朝廷之力謀求私譽的嗎？”

        “曹太傅，朝廷取錄進士，是要儲備天下人才，使天下有才之士，皆能為朝廷所用，若是天下人才皆在朝廷，朝廷辦事，才能無往而不利！”論及科舉本身的目的，阮元之念卻與曹振鏞相反：“如今是守成之世，說一句天下太平并不為過。可是天下大勢，從來便是運會平陂相乘，非常之變，往往當承平既久，萌蘗蠢兆于其間。按照曹太傅的想法，朝廷取錄進士，就只是為了讓進士在翰林六部辦事，至于進士才學多寡，一概不問，那久而久之，朝廷之人，必將盡數成為拘守繩墨之輩，萬一天下有變，就會出現馭之無術，措置張皇的結果，到時候距離亂世也就不遠了！可若是進士能夠盡得天下人才，一旦有變，往往便會有才學兼備之人，可以防患于未然，即便大患已成，他們依然可以挽狂瀾于既倒。那什么人最有可能是鄉野間的人才呢？自然便是學識、見識俱皆豐富之人！昔日東坡先生應舉，其策問之言多由自撰，歐陽永叔仍然以為其人才華橫溢，惜其才而取之。試想若是東坡先生竟因言辭乖張，竟而不得取錄，那東坡先生許多絕佳詩文，豈不是便要湮沒無聞了？”

        “阮中堂既然說到東坡先生，那老夫倒是想問一句，東坡先生為官一世，是‘防患于未然’了呢，還是曾經‘挽狂瀾于既倒’呢？都不是啊？東坡先生一生為官坎坷，少年時有宰相之望，后來卻只能流連州郡，為一守令之才，花甲之年，尚遭貶黜，身返中原，便已是幸事。阮中堂舉東坡先生的例子，是想著告訴后世進士，做官就不要擔心播遷貶謫，只管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是嗎？阮中堂，您少年早達，督撫天下三十年，如今登臨宰執之位，東坡先生與您相比又算什么呢？您今年也七十了，東坡先生像您這個年紀，那早就不在人世了，您一生順遂，看東坡詩文，也只見其樂觀曠達之語，卻不能深究，那般言語之后，竟一句句都是數不清的苦楚啊？早知如此，歐陽文忠公當年取錄進士的時候，就應該早早將其黜落，斷了他入仕之念，東坡先生做個平民百姓，都要比這樣的一生太平啊？所以阮中堂，您如今也想著看這些后輩學子，一個個重蹈覆轍，是嗎？”曹振鏞卻如此向阮元反問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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