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打崇禎十五年（1642年）開始，西洋傳教士湯若望就在紫禁城中焦急等待。
此前幾年，湯若望奉崇禎皇帝之命，在北京城中率領工匠鑄造火炮，支援遼東前線對抗滿清（后金）。但崇禎十四年（1641年），大明在遼東最后的一支精銳部隊十三萬人出山海關救援錦州，卻被清兵擊潰，統兵的薊遼總督洪承疇生死不明。
盡管已入中國傳教多年，幫助明朝官方修訂歷法、鑄造大炮的湯若望明白，他寄予厚望的大明帝國眼下搖搖欲墜，在內有農民軍、外有滿清的雙重夾擊之下，或許已經時日無多。
一個積重難返的農業帝國，不是最先進的歷法和大炮就能拯救的。
就在湯若望焦急等待之際，前方消息傳來，說薊遼總督洪承疇在城破后不愿投降，已經“殉國”了。為此，崇禎皇帝震悼痛哭，甚至下令設祭壇于朝天宮前，準備親往祭奠，在朝堂上，崇禎流了眼淚說：“我不曾救得承疇。”
但事實是，困守松山城半年后，崇禎十五年（1642年）三月，洪承疇在松山城破后被俘。起初，他確實是絕食數日拒絕投降，對此，已經將國號從金（后金）改為大清的皇太極多次派人前往勸降，都被大罵而回。
不愿放棄的皇太極派出吏部尚書范文程前去勸降。范文程見到洪承疇后，不提招降之事，只是與他談古論今。談話間，只見梁上掉下來一塊灰塵，落在洪承疇衣服上，洪承疇一邊說話，一邊“屢拂拭之”。察言觀色的范文程也不聲張，告辭出來后對皇太極說：“洪承疇不會死的。他對自己的衣袍還這么愛惜，何況自己的性命呢！”
于是皇太極打鐵趁熱，于次日接見洪承疇。見洪承疇立而不跪，皇太極也不生氣，只是噓寒問暖，當時遼東天氣仍然寒冷，他又故意將自己身上的貂裘脫下，披在衣著單薄的洪承疇身上。這或許最終打動了洪承疇，又或許給了洪承疇一個投降的臺階，第二天，洪承疇正式向皇太極投降稱臣。
早在松山、錦州城破之時，皇太極就非常高興，對各位將領說：“取北京就像砍大樹，要先從兩邊開始斫削，這樣大樹就會自己伏倒。我如今取了關外四城，明國精兵已盡，北京可得矣。”
在洪承疇帶著祖大壽等將領一起投降后，皇太極更加開心，親自設宴款待這些明朝將領，對此滿人內部的一些八旗將領很是不滿，議論紛紛，皇太極知道后，私下叫來將領們對談說：“我們這些人櫛風沐雨幾十年，為了什么？”
將領們回答說：“自然是為了奪取中原！”
皇太極立馬說，那就對了，“要奪取中原，這就好比走在路上，我們都不認路，今天得到一個引路人，我能不高興嗎？”
盡管皇太極將在說出這番話一年后暴斃身亡，他本人未能活著見到明朝滅亡，但大明帝國，確實已日落西山。
皇太極（1592-1643年）畫像。咄咄逼人的滿清，只是明朝滅亡的表象。圖源：網絡
01
松錦之戰徹底失敗、洪承疇被俘后，明朝在山海關外，只剩下三萬殘兵跟隨吳三桂退守孤城寧遠。
關外大勢已去，而在內地，李自成則率領農民軍第三次包圍重鎮開封，中原震動，內憂外患、手足無措的崇禎皇帝，此時已不知如何是好——他自打17歲時（1627年）繼承皇位以來，即位之初雷厲風行鏟除權宦魏忠賢，一度博得內外喝彩，但無奈大明多年來國勢日頹，滿清從東北、農民軍從西北兩方夾擊，搞得大明帝國疲于應對，而眼下，滿清已逼近山海關，農民軍則在帝國內部轉戰南北、烽火漸近北京。
很少人知道的是，在帝國最后風雨飄搖的日子，崇禎還曾一度信仰天主教。崇禎五年（1632年），信奉天主教的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徐光啟向崇禎推薦天主教，這使得精神迷茫的崇禎一度大喜，加上傳教士南懷仁、湯若望等人的宣講，崇禎于是命令將紫禁城內的佛像全部撤除，意思是只能允許天主存在，而不能有其他偶像。
不僅如此，由于一度崇拜天主教的上帝，崇禎還命令臣子中有“天”字的全部改名，例如大理寺推官陳良謨，原名陳天工，就因為崇禎下令而被迫改名。
但一度改信天主教，并不能挽救崇禎心中的迷茫和大明帝國日益衰頹的國勢，到了1640年，崇禎的皇五子朱慈煥病死，據說朱慈煥臨死前，崇禎前去探望，沒想到當時年僅虛歲五歲的朱慈煥竟然手指空中呼喚九蓮菩薩，并控訴崇禎毀棄紫禁城宮中的佛像，盡管這件事的真偽和事件過程出現了多種說法，但崇禎卻在朱慈煥死后深受震動，并請回了此前撤移到宮外的佛像，從此后也不再對天主上帝祈禱。
他曾經一度信仰的天主，當然救不了他的大明，于是，早在皇五子朱慈煥病逝前的1639年，他就曾經在紫禁城中設壇做法召喚天兵天將、祈求為他施舍神通平定戰亂，那一次的設壇做法當然沒有效果，但病急亂投醫的崇禎已然不知如何是好，于是，就在洪承疇被俘之后，崇禎再次在紫禁城中設立齋堂拜佛念經，感覺拜佛念經無效，他又召來道家正一派的第五十二代天師張應京，命令他設壇做法召喚天兵天將，希望神仙能夠下凡外驅滿人、內剿亂賊。
祈求神靈顯靈是一方面，崇禎明白，更多還是要靠人事，無奈之下，此前一直堅持不議和的崇禎，只得密令兵部尚書陳新甲與皇太極議和，沒想到議和進行到關鍵時刻，陳新甲與滿清的議和文書竟然被陳新甲的仆人無意間泄露、當成塘報通報各地，由此鬧得滿朝喧嘩。
本來，與滿清的議和是秘密進行的，但眼下事情已經泄密，礙不下面子的崇禎于是決定拿陳新甲做替罪羊，崇禎十五年（1642年）七月二十九日，陳新甲下獄，隨后，朝中大臣多方營救，大學士周延儒、陳演也上書說：“按照國法，敵兵不打到城下來，不應當殺掉兵部尚書。”但已下定決心殺陳新甲滅口的崇禎回復說：“（陳新甲當兵部尚書期間）我的七位親王遇害、受辱，這不比敵兵打到城下更嚴重嗎？”
一個多月后，（1642年）九月二十二日，陳新甲被斬于市，至此，明朝與滿清的最后一次議和徹底中斷，大明只能與滿清在戰爭一條路上干到底了，而本來就捉襟見肘的大明帝國，卻仍然必須將有限的資源分散到關外以應對滿清，形勢更加危急。
陳新甲代替崇禎議和，竟然因為泄密就被下令斬殺，替皇帝忠心辦事，卻隨時可能被棄卒保車，這使得滿朝文武更加噤若寒蟬。
所以，從另外一個層面看，明朝在最后滅亡之際，手下文武大臣在李自成進軍北京期間，大部分人紛紛棄械投降，也可以理解為一種對崇禎的絕望和放棄。
據統計，崇禎在位十七年間（1627—1644年），共斬殺總督7人、巡撫11人，其中督師薊、遼的兵部尚書袁崇煥，被性格多疑中了滿人反間計的崇禎下令凌遲處死；山東巡撫顏繼祖因為清兵入關攻克濟南生擒藩王德王，也被作為替罪羊處死；再加上因為參與議和泄密被殺的兵部尚書陳新甲——崇禎隨意屠戮大臣、推卸責任，也使得手下文武百官更加戰戰兢兢，在亂世中不敢作為。
對此，崇禎的針對之策是重用東廠和錦衣衛監視大臣，并動輒以私刑代替國法處死大臣，例如處死陳新甲的這一年（1642年），上言直諫的行人司副熊開元、給事中姜埰就因為直言沖撞崇禎，而被崇禎命令錦衣衛逮捕后秘密處死。
國事紛亂，性格偏隘的崇禎很希望勵精圖治，但又能力有限，無奈下，后來自詡“朕非亡國之君、臣皆亡國之臣”的崇禎，只得經常將怒氣發泄到臣子身上，要么殺人泄憤，要么頻繁更換臣僚——根據統計，崇禎在位17年，僅僅刑部尚書就換了17人；而整個明朝276年歷史不過160多位閣臣，崇禎在位17年就占了50人，由此可見他對手下臣子的換人之頻和疑心之重。
國勢江河日下，他心急如焚，但所作所為卻又讓臣子們更加離心離德。
崇禎的偏隘與多疑，加重了大明國內的君臣矛盾。圖源：影視劇照
02
有明一代，出了許多奇葩皇帝，例如胡亂北伐被蒙古人俘虜后來又成功復辟的明英宗，以及30年不上朝的嘉靖帝、28年不上朝的萬歷帝，還有崇禎的哥哥，熱衷做木匠手工活兒、寵信魏忠賢的明熹宗朱由校，但在晚明一系列混蛋皇帝中，崇禎皇帝算是一股難得的清流，他即位之初就鏟除魏忠賢，隨后勵精圖治，試圖挽救日漸西山的大明帝國，但為何明朝還是不可挽回地走向了覆滅呢？
對此，由明入清的遺老們在撰寫《明史》時，就提出了一個觀點：“故論者謂明之亡，實亡于神宗”——他們認為明朝之亡，其實是在怠政腐敗的明神宗萬歷皇帝時期，就埋下了嚴重禍根，這種觀點有其深刻一面，但帝國內部的腐爛是一種慢變量，而促成大明帝國滅亡的與快變量，是崇禎上位以后，嚴峻的氣候變化與干旱、蝗災、饑荒、瘟疫等各種天災。
早在崇禎上位之前幾年，當時陜北與關中地區北部就已是連年干旱，草木枯焦，赤地千里，就在明熹宗去世、崇禎繼位的天啟七年（1627年），當時陜北地區“草木盡，人相食”，農民“皮骨已盡，救死不瞻”，而明朝官方對此不僅沒有減免稅賦、賑濟災民，反而增派“新餉”“均輸”等賦役，并嚴令官吏督責催收，在此情況下，農民王二在陜西澄城率眾殺死知縣張斗耀，揭開了明末農民戰爭的序幕。
王二起義第二年，崇禎元年（1628年），因為年荒乏食，曾經作為邊兵的王嘉胤也組織災民揭竿而起，此后，王自用、高迎祥、李自成也先后參與農民起事，一時烽火燃遍陜西，并蔓延到山西、寧夏、甘肅三地，明末農民起事由此逐漸成勢。
而分析崇禎上位前后的一系列農民起事，可以發現，他們都與天災有著重大關系。
據不完全統計，崇禎在位17年間，全國各地竟發生了14次特大干旱，各地“餓殍遍野”“人相食”的記載十分常見。
雖然干旱在中國歷史上并不罕見，但明朝中后期干旱范圍之廣、程度之嚴重，觸目驚心。
崇禎十三年（1640年）的干旱，是千年一遇的大旱，也是中國自漢代以來最嚴重的干旱事件。
在這一年前后的兩次干旱事件，也絕非等閑之輩：崇禎十二年（1639年）的干旱是百年一遇級別，崇禎十四年（1641年）的干旱是五百年一遇級別。
旱災波及華北、西北地區，受災人口極其廣泛。許多地方，更是連年受災，百姓生產生活遭遇四連擊、五連擊，甚至九連擊。
根據氣象學者張德二的研究，在崇禎上位初期的干旱災害導致的次生效應還沒消除之際，崇禎十年至十六年（1637-1643年），大明帝國內部從北到南，又出現了一波長達7年的全國范圍的大干旱時期，“其持續時間之長、受旱范圍之大，為近百年所未見……連年大旱還引起了嚴重饑荒，并伴有蝗災、瘟疫流行……此事件正值小冰期最寒冷的第2個寒冷階段，是寒冷氣候背景下的持續干旱典型案例。”
當時，全國范圍內南北方共有23個省（區）相繼遭受嚴重旱災，“主要干旱區域在北方，初始于西北、華北，以后逐年向東、向南擴大，及至長江中下游地區，旱區范圍和旱情在1640年前后達到頂峰，其中陜西、河北、河南、山西、山東等地連續干旱5年以上。”
史書記載，例如河南蘭考地區，當時從“（崇禎）十一年（1638年）秋七月旱至十三年（1640年）六月十二日方雨”，接近一年十一個月無雨，這對一個地方的農業社會幾乎是一個毀滅性的打擊；而河南泌陽“自去年（1638年）六月雨至今（1639年）十一月不雨”，也是長達一年五個月不雨；山西運城則“自（1639年）九月不雨，至十三年（1640年）七月”，接近十個月無雨。
在這種廣泛的干旱影響下，當時，山東諸城“濰水斷流”，到了1640年，河北安新“白洋淀竭，九河俱干”，江蘇睢寧“黃河水涸”；史書記載，到了1641年，安徽巢縣“巢湖水涸”，山西河津“五月汾河干”，浙江桐鄉“河流盡竭”；進入1642年，河南蘭考“十一月黃河水干，人可徒步”；到了明朝滅亡前一年的1643年，河南虞城“黃河絕流夏旱”，上海松江“河水盡涸”。
這種殘酷的大規模、持續多年的干旱影響下，崇禎十年（1637年）至崇禎十四年（1641年），又暴發了連續五年以上的特大蝗災。
學者張德二的研究指出，“1639-1640年蝗災達到極盛，蝗區遍及甘肅、寧夏、山西、陜西、河北、河南、山東、江蘇、安徽、湖北、湖南”，而“飛蝗蔽天，食禾稼皆盡”的記載遍布當時的縣志和時人記錄，當時的河南地區更是記載，萬歷四十年（1612年）以后蝗災幾乎每年都有，“至崇禎十二年（1639年）盈野蔽天，其勢更甚……禾稼瞬息一空。焚之以火，塹之以坑，終不能制。嗟乎，天災至此，亦無可何如也。”
到了明朝滅亡這一年（1644年），史書記載，河南的蝗災更是到達頂點，“河南飛蝗食民間小兒。每一陣來，如猛雨毒箭，環抱人而蠶食之，頃刻皮肉俱盡。”在這種飛蝗無以為食、甚至開始吃人的歷史背景下，人民的苦難竟然還未終結。
明末所出現的連續多年干旱、蝗災、饑荒、瘟疫，是傳統農業社會幾乎無法抵擋的天譴。圖源：影視劇照
在崇禎時期連年的大干旱和蝗災影響下，明朝滅亡前五年，“崇禎庚辰（1640年）秋，山東、河南、山西、畿南人食木皮，至冬人相食。辛巳（1641年）江南北皆競棄子女、售器具，流殍塞路。少婦不值千錢”——在這種華北平原、黃土高原地區甚至京城北京南面到處“人相食”、流民死尸“塞路”的情況下，甚至出現了把死尸從墳墓里扒出來吃掉的殘酷現象，例如1640年在山西永濟縣，“四門外掘深坑以瘞死者，人就坑剮食其肉。”在江蘇丹徒，“三吳皆饑，樹皮食盡，至發瘞胔以食”。
山西稷山縣志記載，“（崇禎）十一年至十三年（1638-1640年）頻旱，野無青草，斗米前文，男女鬻者成市，草根樹皮采食殆盡，甚至人相食。有幼孺獨行被人攫食者，有殯未旋踵剖冢盜食者，有同食共寢暮夜剮食者，有子死而父母食之者，父母死而子食之者，種種慘凄不勝枚舉。”
在這種干旱、蝗災和，人民死亡高發影響下，瘟疫也隨之而來。
史料記載，明代中后期發生了兩次大瘟疫，分別在1586—1590年和1640—1644年，而與明代末期持續干旱同步的第二次大瘟疫，程度尤其嚴重。在這些瘟疫中，鼠疫的危害程度非常大。明清之際華北三省的死亡人口中，至少有500萬以上的人口死于鼠疫。
檢閱史書可以看到，崇禎十四年（1640年），當時由于長期的干旱，海量的老鼠竟然互相咬著對方的尾巴、成群結隊渡過江河險阻，進入安徽、河南、河北等各省覓食，而在長期旱災和饑荒中饑不擇食的災民中則以老鼠為食，由此更加加重了鼠疫的暴發——當時，整個北方“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歲大兇”，當時，往南方督催漕運的戶部給事中左懋第在途中給朝廷上疏說，他從天津靜海抵山東臨清，“見人民饑死者三，疫死者三，為盜者四。米石銀二十四兩，人死取以食”。
就在明朝滅亡的前一年，崇禎十六年（1643年），蔓延整個華北的鼠疫又傳入北京，“京師大疫，死亡日以萬計”，“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戶丁盡絕，無人收殮者”。由于瘟疫死亡人數實在太多，當時北京城內甚至出現了有的人戶全部死光，甚至連收尸人都沒有的慘況。
當時，北京城內的人口約為100萬人，在這場明朝滅亡前一年的大瘟疫中，北京城預估死亡人數高達20多萬人，而剩余的人也奄奄一息，“崇禎十六年大疫，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
就在明朝滅亡當年，崇禎十七年（1644年），天津督理軍務駱養性就說，“昨年京師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戶丁盡絕，無人收斂者。”
到了1644年開春，瘟疫又在北京復發。
此時，李自成的軍隊也從陜西順利推進到北京附近，當時，北京城內因為鼠疫人口死亡率已經達到了40%左右，由于死人太多，當時北京城中許多街巷都已冷落得無人行走，而負責保衛北京的明軍京城三大營，當時名義上有10萬人，但除了缺額外，剩下的幾萬人也大多患病，“鞭一人起，一人復臥如故”，身體已經虛弱得無法守城。加上由于明朝財政艱難、欠餉太久，當時士兵們已經斗志全無。
因此，當李自成的軍隊于1644年農歷三月兵臨城下時，已經被瘟疫折磨得半死不活的北京城立刻土崩瓦解。
03
綜合以上史料可以看出，實際上，滅亡明朝的最大因素，除了內在因素外，其外在的或者說快變量，毫無疑問是來自殘酷的連續大規模、長時間的干旱、蝗災、饑荒和瘟疫等自然災害。
根據氣候統計分析，明朝末年，當時中國正處于小冰期的寒冷期，冬季平均溫度比現在要低2℃左右，當時，中原氣溫與北方農牧帶的降雨量也直抵秦漢時期以來的最低點。
小冰期開始于13世紀，之后經歷了相對溫暖期，在16世紀中葉到19世紀中葉達到鼎盛。
在國內，通常將15世紀后期至19世紀末氣候寒冷期作為小冰期，由于這一時期恰是明清時期，因此也稱為“明清小冰期”。
不要小看小冰期時期氣候變化出現一兩度的氣溫下降，在農業社會，這點氣候的非正常變化足以摧毀整個社會的生產基礎，并極大地削弱國家的經濟實力，同時連鎖產生各種社會不穩定因素。
對此，早在天災逐漸進入高峰時，崇禎二年（1629年），官員馬懋才就在給崇禎皇帝的《備陳大饑疏》中，提到了受災最為嚴重的陜北的情況，他說：
“臣鄉延安府，自去歲（1628年）一年無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間，民爭采山間蓬草而食。其粒類糠皮，其味苦而澀。食之，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盡矣，則剝樹皮而食。諸樹惟榆樹差善，雜他樹皮以為食，亦可稍緩其死。
迨年終而樹皮又盡矣，則又掘山中石塊而食。其石名青葉，味腥而膩，少食輒飽，不數日則腹脹下墜而死。
最可憫者，如安塞城西翼城之處，每日必棄一二嬰兒于其中。有號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糞土者。至次晨，所棄之子已無一生，而又有棄子者矣。
更可異者，童稚輩及獨行者，一出城外便無蹤影。后見門外之人，炊人骨以為薪，煮人肉以為食，始知前之人皆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數日后面目赤腫，內發燥熱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氣熏天。”
馬懋才在上疏中講了人相食的慘狀后說，當地百姓中，那些不甘餓死的人，開始鋌而走險，相聚為盜。即便被官府抓獲了，也不后悔，公開表示：“死于饑與死于盜等耳！與其坐而饑死，何若為盜而死，猶得為飽鬼也。”
由于陜北地區是明末自然災害的初始發生地，加上陜北地區經歷華夏先民數千年的森林砍伐和破壞性開發，此時生態環境已經日臻惡劣。
因此，崇禎即位之初的1627年（天啟七年）和1628年（崇禎元年），王二、王嘉胤、高迎祥等人先后在陜北率領農民起事，當時，大明帝國內部很多饑民喊著“與其坐而饑死，何不盜而死”的口號紛紛發動起義，面對農民軍，明朝官軍起初在圍剿時經常占據優勢，但隨著氣候變化導致大干旱、的普遍蔓延，越來越多的農民不斷涌入起義軍，致使農民起義呈現“野火燒不盡”之勢。
根據當代歷史地理學家葛劍雄的統計分析，明代末年的人口在峰值時期，應該已經達到1.6億人左右，而擁有如此龐大人口資源的大明帝國，其實際能夠控制和征收賦稅的編戶齊民在高峰時期也只有五六千萬。
進入明末后，由于饑荒、干旱、土地兼并、瘟疫、戰亂等各種原因導致人民流離失所，明朝政府能夠掌控的人口資源越發減少，這同時也意味著政府的稅源和兵源在不斷流失，而面對滿人入侵的邊境戰爭以及鎮壓內部叛亂，明朝政府所需開支卻在不斷膨脹，一邊是日趨減少的可掌控資源，一邊是不斷膨脹的國家開支，這也使得明朝政府的生存資源和生存空間被不斷壓縮榨干。
作為后來農民軍的最重要首領，出生在陜北的李自成，起初先是因為明朝內憂外患、政府收支缺口太大，不得不精簡政府機關，這導致當時在驛站當驛卒的李自成被裁員，從公務員隊伍下崗后，李自成又當過邊兵，后來又因為軍將克扣軍餉而參與兵變，從此進入農民軍隊伍。
到了崇禎十年（1637年），李自成一度被明軍洪承疇、孫傳庭部打得潰不成軍，僅僅帶著17名部下躲到陜西東南的商洛山中避難，當時，明軍剿匪頗有成效，另外一名農民起事領袖張獻忠也一度投降官軍，但到了崇禎十二年（1639年），先是張獻忠趁著當年大干旱、再次反叛明朝，隨后，李自成也殺出商洛山，由于1639年至1641年的連續三年大干旱，當時，參加李自成農民軍的“遠近饑民荷鋤而往，應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絕，一呼百萬，而其勢燎原不可撲。”
不僅是農民軍，當時不斷南下的后金（清軍）部隊，其本質也是受到了當時北方小冰期氣候變化，以及大干旱、草原生態惡劣的影響所致，在氣候危機的影響下，本來就頗具野心的女真后裔滿人不斷南下，試圖通過攻城略地掠奪人口、物資等資源來度過艱難時期。
盡管同樣受到氣候變化的影響，但相對而言，后金（滿清）在崛起過程中，努爾哈赤和皇太極父子依托戰爭，在不斷掠奪遼東和關內財富、人口資源同時，也不斷拉攏關外的蒙古部落，并多次出兵征討朝鮮，使得蒙古各部和原本為明朝藩屬國的朝鮮都被滿清拉入麾下，加上滿人在遼東不斷爭取當地漢族的支持，從而使得滿清在與明朝爭奪天下的過程中，不斷擴充成長，成為明朝越來越壯大的威脅。
同樣面臨危機，滿人卻將危轉化成了機。當然，從現實的角度看，滿人在東北地盤小、人口少，船小好調頭，加上策略得當，四處拉攏資源和人心，這就使得滿人得以在明朝內部的大動亂中保持隔岸觀火，而明朝政府與李自成、張獻忠等農民軍的火并，也讓滿人這個第三者能在關外坐享漁翁之利，這確實是崇禎這個大明帝國的“大當家”所不具備的特殊優勢，而且是足以讓人致命的優勢。自打崇禎十五年（1642年）開始，西洋傳教士湯若望就在紫禁城中焦急等待。
此前幾年，湯若望奉崇禎皇帝之命，在北京城中率領工匠鑄造火炮，支援遼東前線對抗滿清（后金）。但崇禎十四年（1641年），大明在遼東最后的一支精銳部隊十三萬人出山海關救援錦州，卻被清兵擊潰，統兵的薊遼總督洪承疇生死不明。
盡管已入中國傳教多年，幫助明朝官方修訂歷法、鑄造大炮的湯若望明白，他寄予厚望的大明帝國眼下搖搖欲墜，在內有農民軍、外有滿清的雙重夾擊之下，或許已經時日無多。
一個積重難返的農業帝國，不是最先進的歷法和大炮就能拯救的。
就在湯若望焦急等待之際，前方消息傳來，說薊遼總督洪承疇在城破后不愿投降，已經“殉國”了。為此，崇禎皇帝震悼痛哭，甚至下令設祭壇于朝天宮前，準備親往祭奠，在朝堂上，崇禎流了眼淚說：“我不曾救得承疇。”
但事實是，困守松山城半年后，崇禎十五年（1642年）三月，洪承疇在松山城破后被俘。起初，他確實是絕食數日拒絕投降，對此，已經將國號從金（后金）改為大清的皇太極多次派人前往勸降，都被大罵而回。
不愿放棄的皇太極派出吏部尚書范文程前去勸降。范文程見到洪承疇后，不提招降之事，只是與他談古論今。談話間，只見梁上掉下來一塊灰塵，落在洪承疇衣服上，洪承疇一邊說話，一邊“屢拂拭之”。察言觀色的范文程也不聲張，告辭出來后對皇太極說：“洪承疇不會死的。他對自己的衣袍還這么愛惜，何況自己的性命呢！”
于是皇太極打鐵趁熱，于次日接見洪承疇。見洪承疇立而不跪，皇太極也不生氣，只是噓寒問暖，當時遼東天氣仍然寒冷，他又故意將自己身上的貂裘脫下，披在衣著單薄的洪承疇身上。這或許最終打動了洪承疇，又或許給了洪承疇一個投降的臺階，第二天，洪承疇正式向皇太極投降稱臣。
早在松山、錦州城破之時，皇太極就非常高興，對各位將領說：“取北京就像砍大樹，要先從兩邊開始斫削，這樣大樹就會自己伏倒。我如今取了關外四城，明國精兵已盡，北京可得矣。”
在洪承疇帶著祖大壽等將領一起投降后，皇太極更加開心，親自設宴款待這些明朝將領，對此滿人內部的一些八旗將領很是不滿，議論紛紛，皇太極知道后，私下叫來將領們對談說：“我們這些人櫛風沐雨幾十年，為了什么？”
將領們回答說：“自然是為了奪取中原！”
皇太極立馬說，那就對了，“要奪取中原，這就好比走在路上，我們都不認路，今天得到一個引路人，我能不高興嗎？”
盡管皇太極將在說出這番話一年后暴斃身亡，他本人未能活著見到明朝滅亡，但大明帝國，確實已日落西山。
皇太極（1592-1643年）畫像。咄咄逼人的滿清，只是明朝滅亡的表象。圖源：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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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錦之戰徹底失敗、洪承疇被俘后，明朝在山海關外，只剩下三萬殘兵跟隨吳三桂退守孤城寧遠。
關外大勢已去，而在內地，李自成則率領農民軍第三次包圍重鎮開封，中原震動，內憂外患、手足無措的崇禎皇帝，此時已不知如何是好——他自打17歲時（1627年）繼承皇位以來，即位之初雷厲風行鏟除權宦魏忠賢，一度博得內外喝彩，但無奈大明多年來國勢日頹，滿清從東北、農民軍從西北兩方夾擊，搞得大明帝國疲于應對，而眼下，滿清已逼近山海關，農民軍則在帝國內部轉戰南北、烽火漸近北京。
很少人知道的是，在帝國最后風雨飄搖的日子，崇禎還曾一度信仰天主教。崇禎五年（1632年），信奉天主教的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徐光啟向崇禎推薦天主教，這使得精神迷茫的崇禎一度大喜，加上傳教士南懷仁、湯若望等人的宣講，崇禎于是命令將紫禁城內的佛像全部撤除，意思是只能允許天主存在，而不能有其他偶像。
不僅如此，由于一度崇拜天主教的上帝，崇禎還命令臣子中有“天”字的全部改名，例如大理寺推官陳良謨，原名陳天工，就因為崇禎下令而被迫改名。
但一度改信天主教，并不能挽救崇禎心中的迷茫和大明帝國日益衰頹的國勢，到了1640年，崇禎的皇五子朱慈煥病死，據說朱慈煥臨死前，崇禎前去探望，沒想到當時年僅虛歲五歲的朱慈煥竟然手指空中呼喚九蓮菩薩，并控訴崇禎毀棄紫禁城宮中的佛像，盡管這件事的真偽和事件過程出現了多種說法，但崇禎卻在朱慈煥死后深受震動，并請回了此前撤移到宮外的佛像，從此后也不再對天主上帝祈禱。
他曾經一度信仰的天主，當然救不了他的大明，于是，早在皇五子朱慈煥病逝前的1639年，他就曾經在紫禁城中設壇做法召喚天兵天將、祈求為他施舍神通平定戰亂，那一次的設壇做法當然沒有效果，但病急亂投醫的崇禎已然不知如何是好，于是，就在洪承疇被俘之后，崇禎再次在紫禁城中設立齋堂拜佛念經，感覺拜佛念經無效，他又召來道家正一派的第五十二代天師張應京，命令他設壇做法召喚天兵天將，希望神仙能夠下凡外驅滿人、內剿亂賊。
祈求神靈顯靈是一方面，崇禎明白，更多還是要靠人事，無奈之下，此前一直堅持不議和的崇禎，只得密令兵部尚書陳新甲與皇太極議和，沒想到議和進行到關鍵時刻，陳新甲與滿清的議和文書竟然被陳新甲的仆人無意間泄露、當成塘報通報各地，由此鬧得滿朝喧嘩。
本來，與滿清的議和是秘密進行的，但眼下事情已經泄密，礙不下面子的崇禎于是決定拿陳新甲做替罪羊，崇禎十五年（1642年）七月二十九日，陳新甲下獄，隨后，朝中大臣多方營救，大學士周延儒、陳演也上書說：“按照國法，敵兵不打到城下來，不應當殺掉兵部尚書。”但已下定決心殺陳新甲滅口的崇禎回復說：“（陳新甲當兵部尚書期間）我的七位親王遇害、受辱，這不比敵兵打到城下更嚴重嗎？”
一個多月后，（1642年）九月二十二日，陳新甲被斬于市，至此，明朝與滿清的最后一次議和徹底中斷，大明只能與滿清在戰爭一條路上干到底了，而本來就捉襟見肘的大明帝國，卻仍然必須將有限的資源分散到關外以應對滿清，形勢更加危急。
陳新甲代替崇禎議和，竟然因為泄密就被下令斬殺，替皇帝忠心辦事，卻隨時可能被棄卒保車，這使得滿朝文武更加噤若寒蟬。
所以，從另外一個層面看，明朝在最后滅亡之際，手下文武大臣在李自成進軍北京期間，大部分人紛紛棄械投降，也可以理解為一種對崇禎的絕望和放棄。
據統計，崇禎在位十七年間（1627—1644年），共斬殺總督7人、巡撫11人，其中督師薊、遼的兵部尚書袁崇煥，被性格多疑中了滿人反間計的崇禎下令凌遲處死；山東巡撫顏繼祖因為清兵入關攻克濟南生擒藩王德王，也被作為替罪羊處死；再加上因為參與議和泄密被殺的兵部尚書陳新甲——崇禎隨意屠戮大臣、推卸責任，也使得手下文武百官更加戰戰兢兢，在亂世中不敢作為。
對此，崇禎的針對之策是重用東廠和錦衣衛監視大臣，并動輒以私刑代替國法處死大臣，例如處死陳新甲的這一年（1642年），上言直諫的行人司副熊開元、給事中姜埰就因為直言沖撞崇禎，而被崇禎命令錦衣衛逮捕后秘密處死。
國事紛亂，性格偏隘的崇禎很希望勵精圖治，但又能力有限，無奈下，后來自詡“朕非亡國之君、臣皆亡國之臣”的崇禎，只得經常將怒氣發泄到臣子身上，要么殺人泄憤，要么頻繁更換臣僚——根據統計，崇禎在位17年，僅僅刑部尚書就換了17人；而整個明朝276年歷史不過160多位閣臣，崇禎在位17年就占了50人，由此可見他對手下臣子的換人之頻和疑心之重。
國勢江河日下，他心急如焚，但所作所為卻又讓臣子們更加離心離德。
崇禎的偏隘與多疑，加重了大明國內的君臣矛盾。圖源：影視劇照
02
有明一代，出了許多奇葩皇帝，例如胡亂北伐被蒙古人俘虜后來又成功復辟的明英宗，以及30年不上朝的嘉靖帝、28年不上朝的萬歷帝，還有崇禎的哥哥，熱衷做木匠手工活兒、寵信魏忠賢的明熹宗朱由校，但在晚明一系列混蛋皇帝中，崇禎皇帝算是一股難得的清流，他即位之初就鏟除魏忠賢，隨后勵精圖治，試圖挽救日漸西山的大明帝國，但為何明朝還是不可挽回地走向了覆滅呢？
對此，由明入清的遺老們在撰寫《明史》時，就提出了一個觀點：“故論者謂明之亡，實亡于神宗”——他們認為明朝之亡，其實是在怠政腐敗的明神宗萬歷皇帝時期，就埋下了嚴重禍根，這種觀點有其深刻一面，但帝國內部的腐爛是一種慢變量，而促成大明帝國滅亡的與快變量，是崇禎上位以后，嚴峻的氣候變化與干旱、蝗災、饑荒、瘟疫等各種天災。
早在崇禎上位之前幾年，當時陜北與關中地區北部就已是連年干旱，草木枯焦，赤地千里，就在明熹宗去世、崇禎繼位的天啟七年（1627年），當時陜北地區“草木盡，人相食”，農民“皮骨已盡，救死不瞻”，而明朝官方對此不僅沒有減免稅賦、賑濟災民，反而增派“新餉”“均輸”等賦役，并嚴令官吏督責催收，在此情況下，農民王二在陜西澄城率眾殺死知縣張斗耀，揭開了明末農民戰爭的序幕。
王二起義第二年，崇禎元年（1628年），因為年荒乏食，曾經作為邊兵的王嘉胤也組織災民揭竿而起，此后，王自用、高迎祥、李自成也先后參與農民起事，一時烽火燃遍陜西，并蔓延到山西、寧夏、甘肅三地，明末農民起事由此逐漸成勢。
而分析崇禎上位前后的一系列農民起事，可以發現，他們都與天災有著重大關系。
據不完全統計，崇禎在位17年間，全國各地竟發生了14次特大干旱，各地“餓殍遍野”“人相食”的記載十分常見。
雖然干旱在中國歷史上并不罕見，但明朝中后期干旱范圍之廣、程度之嚴重，觸目驚心。
崇禎十三年（1640年）的干旱，是千年一遇的大旱，也是中國自漢代以來最嚴重的干旱事件。
在這一年前后的兩次干旱事件，也絕非等閑之輩：崇禎十二年（1639年）的干旱是百年一遇級別，崇禎十四年（1641年）的干旱是五百年一遇級別。
旱災波及華北、西北地區，受災人口極其廣泛。許多地方，更是連年受災，百姓生產生活遭遇四連擊、五連擊，甚至九連擊。
根據氣象學者張德二的研究，在崇禎上位初期的干旱災害導致的次生效應還沒消除之際，崇禎十年至十六年（1637-1643年），大明帝國內部從北到南，又出現了一波長達7年的全國范圍的大干旱時期，“其持續時間之長、受旱范圍之大，為近百年所未見……連年大旱還引起了嚴重饑荒，并伴有蝗災、瘟疫流行……此事件正值小冰期最寒冷的第2個寒冷階段，是寒冷氣候背景下的持續干旱典型案例。”
當時，全國范圍內南北方共有23個省（區）相繼遭受嚴重旱災，“主要干旱區域在北方，初始于西北、華北，以后逐年向東、向南擴大，及至長江中下游地區，旱區范圍和旱情在1640年前后達到頂峰，其中陜西、河北、河南、山西、山東等地連續干旱5年以上。”
史書記載，例如河南蘭考地區，當時從“（崇禎）十一年（1638年）秋七月旱至十三年（1640年）六月十二日方雨”，接近一年十一個月無雨，這對一個地方的農業社會幾乎是一個毀滅性的打擊；而河南泌陽“自去年（1638年）六月雨至今（1639年）十一月不雨”，也是長達一年五個月不雨；山西運城則“自（1639年）九月不雨，至十三年（1640年）七月”，接近十個月無雨。
在這種廣泛的干旱影響下，當時，山東諸城“濰水斷流”，到了1640年，河北安新“白洋淀竭，九河俱干”，江蘇睢寧“黃河水涸”；史書記載，到了1641年，安徽巢縣“巢湖水涸”，山西河津“五月汾河干”，浙江桐鄉“河流盡竭”；進入1642年，河南蘭考“十一月黃河水干，人可徒步”；到了明朝滅亡前一年的1643年，河南虞城“黃河絕流夏旱”，上海松江“河水盡涸”。
這種殘酷的大規模、持續多年的干旱影響下，崇禎十年（1637年）至崇禎十四年（1641年），又暴發了連續五年以上的特大蝗災。
學者張德二的研究指出，“1639-1640年蝗災達到極盛，蝗區遍及甘肅、寧夏、山西、陜西、河北、河南、山東、江蘇、安徽、湖北、湖南”，而“飛蝗蔽天，食禾稼皆盡”的記載遍布當時的縣志和時人記錄，當時的河南地區更是記載，萬歷四十年（1612年）以后蝗災幾乎每年都有，“至崇禎十二年（1639年）盈野蔽天，其勢更甚……禾稼瞬息一空。焚之以火，塹之以坑，終不能制。嗟乎，天災至此，亦無可何如也。”
到了明朝滅亡這一年（1644年），史書記載，河南的蝗災更是到達頂點，“河南飛蝗食民間小兒。每一陣來，如猛雨毒箭，環抱人而蠶食之，頃刻皮肉俱盡。”在這種飛蝗無以為食、甚至開始吃人的歷史背景下，人民的苦難竟然還未終結。
明末所出現的連續多年干旱、蝗災、饑荒、瘟疫，是傳統農業社會幾乎無法抵擋的天譴。圖源：影視劇照
在崇禎時期連年的大干旱和蝗災影響下，明朝滅亡前五年，“崇禎庚辰（1640年）秋，山東、河南、山西、畿南人食木皮，至冬人相食。辛巳（1641年）江南北皆競棄子女、售器具，流殍塞路。少婦不值千錢”——在這種華北平原、黃土高原地區甚至京城北京南面到處“人相食”、流民死尸“塞路”的情況下，甚至出現了把死尸從墳墓里扒出來吃掉的殘酷現象，例如1640年在山西永濟縣，“四門外掘深坑以瘞死者，人就坑剮食其肉。”在江蘇丹徒，“三吳皆饑，樹皮食盡，至發瘞胔以食”。
山西稷山縣志記載，“（崇禎）十一年至十三年（1638-1640年）頻旱，野無青草，斗米前文，男女鬻者成市，草根樹皮采食殆盡，甚至人相食。有幼孺獨行被人攫食者，有殯未旋踵剖冢盜食者，有同食共寢暮夜剮食者，有子死而父母食之者，父母死而子食之者，種種慘凄不勝枚舉。”
在這種干旱、蝗災和，人民死亡高發影響下，瘟疫也隨之而來。
史料記載，明代中后期發生了兩次大瘟疫，分別在1586—1590年和1640—1644年，而與明代末期持續干旱同步的第二次大瘟疫，程度尤其嚴重。在這些瘟疫中，鼠疫的危害程度非常大。明清之際華北三省的死亡人口中，至少有500萬以上的人口死于鼠疫。
檢閱史書可以看到，崇禎十四年（1640年），當時由于長期的干旱，海量的老鼠竟然互相咬著對方的尾巴、成群結隊渡過江河險阻，進入安徽、河南、河北等各省覓食，而在長期旱災和饑荒中饑不擇食的災民中則以老鼠為食，由此更加加重了鼠疫的暴發——當時，整個北方“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歲大兇”，當時，往南方督催漕運的戶部給事中左懋第在途中給朝廷上疏說，他從天津靜海抵山東臨清，“見人民饑死者三，疫死者三，為盜者四。米石銀二十四兩，人死取以食”。
就在明朝滅亡的前一年，崇禎十六年（1643年），蔓延整個華北的鼠疫又傳入北京，“京師大疫，死亡日以萬計”，“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戶丁盡絕，無人收殮者”。由于瘟疫死亡人數實在太多，當時北京城內甚至出現了有的人戶全部死光，甚至連收尸人都沒有的慘況。
當時，北京城內的人口約為100萬人，在這場明朝滅亡前一年的大瘟疫中，北京城預估死亡人數高達20多萬人，而剩余的人也奄奄一息，“崇禎十六年大疫，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
就在明朝滅亡當年，崇禎十七年（1644年），天津督理軍務駱養性就說，“昨年京師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戶丁盡絕，無人收斂者。”
到了1644年開春，瘟疫又在北京復發。
此時，李自成的軍隊也從陜西順利推進到北京附近，當時，北京城內因為鼠疫人口死亡率已經達到了40%左右，由于死人太多，當時北京城中許多街巷都已冷落得無人行走，而負責保衛北京的明軍京城三大營，當時名義上有10萬人，但除了缺額外，剩下的幾萬人也大多患病，“鞭一人起，一人復臥如故”，身體已經虛弱得無法守城。加上由于明朝財政艱難、欠餉太久，當時士兵們已經斗志全無。
因此，當李自成的軍隊于1644年農歷三月兵臨城下時，已經被瘟疫折磨得半死不活的北京城立刻土崩瓦解。
03
綜合以上史料可以看出，實際上，滅亡明朝的最大因素，除了內在因素外，其外在的或者說快變量，毫無疑問是來自殘酷的連續大規模、長時間的干旱、蝗災、饑荒和瘟疫等自然災害。
根據氣候統計分析，明朝末年，當時中國正處于小冰期的寒冷期，冬季平均溫度比現在要低2℃左右，當時，中原氣溫與北方農牧帶的降雨量也直抵秦漢時期以來的最低點。
小冰期開始于13世紀，之后經歷了相對溫暖期，在16世紀中葉到19世紀中葉達到鼎盛。
在國內，通常將15世紀后期至19世紀末氣候寒冷期作為小冰期，由于這一時期恰是明清時期，因此也稱為“明清小冰期”。
不要小看小冰期時期氣候變化出現一兩度的氣溫下降，在農業社會，這點氣候的非正常變化足以摧毀整個社會的生產基礎，并極大地削弱國家的經濟實力，同時連鎖產生各種社會不穩定因素。
對此，早在天災逐漸進入高峰時，崇禎二年（1629年），官員馬懋才就在給崇禎皇帝的《備陳大饑疏》中，提到了受災最為嚴重的陜北的情況，他說：
“臣鄉延安府，自去歲（1628年）一年無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間，民爭采山間蓬草而食。其粒類糠皮，其味苦而澀。食之，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盡矣，則剝樹皮而食。諸樹惟榆樹差善，雜他樹皮以為食，亦可稍緩其死。
迨年終而樹皮又盡矣，則又掘山中石塊而食。其石名青葉，味腥而膩，少食輒飽，不數日則腹脹下墜而死。
最可憫者，如安塞城西翼城之處，每日必棄一二嬰兒于其中。有號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糞土者。至次晨，所棄之子已無一生，而又有棄子者矣。
更可異者，童稚輩及獨行者，一出城外便無蹤影。后見門外之人，炊人骨以為薪，煮人肉以為食，始知前之人皆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數日后面目赤腫，內發燥熱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氣熏天。”
馬懋才在上疏中講了人相食的慘狀后說，當地百姓中，那些不甘餓死的人，開始鋌而走險，相聚為盜。即便被官府抓獲了，也不后悔，公開表示：“死于饑與死于盜等耳！與其坐而饑死，何若為盜而死，猶得為飽鬼也。”
由于陜北地區是明末自然災害的初始發生地，加上陜北地區經歷華夏先民數千年的森林砍伐和破壞性開發，此時生態環境已經日臻惡劣。
因此，崇禎即位之初的1627年（天啟七年）和1628年（崇禎元年），王二、王嘉胤、高迎祥等人先后在陜北率領農民起事，當時，大明帝國內部很多饑民喊著“與其坐而饑死，何不盜而死”的口號紛紛發動起義，面對農民軍，明朝官軍起初在圍剿時經常占據優勢，但隨著氣候變化導致大干旱、的普遍蔓延，越來越多的農民不斷涌入起義軍，致使農民起義呈現“野火燒不盡”之勢。
根據當代歷史地理學家葛劍雄的統計分析，明代末年的人口在峰值時期，應該已經達到1.6億人左右，而擁有如此龐大人口資源的大明帝國，其實際能夠控制和征收賦稅的編戶齊民在高峰時期也只有五六千萬。
進入明末后，由于饑荒、干旱、土地兼并、瘟疫、戰亂等各種原因導致人民流離失所，明朝政府能夠掌控的人口資源越發減少，這同時也意味著政府的稅源和兵源在不斷流失，而面對滿人入侵的邊境戰爭以及鎮壓內部叛亂，明朝政府所需開支卻在不斷膨脹，一邊是日趨減少的可掌控資源，一邊是不斷膨脹的國家開支，這也使得明朝政府的生存資源和生存空間被不斷壓縮榨干。
作為后來農民軍的最重要首領，出生在陜北的李自成，起初先是因為明朝內憂外患、政府收支缺口太大，不得不精簡政府機關，這導致當時在驛站當驛卒的李自成被裁員，從公務員隊伍下崗后，李自成又當過邊兵，后來又因為軍將克扣軍餉而參與兵變，從此進入農民軍隊伍。
到了崇禎十年（1637年），李自成一度被明軍洪承疇、孫傳庭部打得潰不成軍，僅僅帶著17名部下躲到陜西東南的商洛山中避難，當時，明軍剿匪頗有成效，另外一名農民起事領袖張獻忠也一度投降官軍，但到了崇禎十二年（1639年），先是張獻忠趁著當年大干旱、再次反叛明朝，隨后，李自成也殺出商洛山，由于1639年至1641年的連續三年大干旱，當時，參加李自成農民軍的“遠近饑民荷鋤而往，應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絕，一呼百萬，而其勢燎原不可撲。”
不僅是農民軍，當時不斷南下的后金（清軍）部隊，其本質也是受到了當時北方小冰期氣候變化，以及大干旱、草原生態惡劣的影響所致，在氣候危機的影響下，本來就頗具野心的女真后裔滿人不斷南下，試圖通過攻城略地掠奪人口、物資等資源來度過艱難時期。
盡管同樣受到氣候變化的影響，但相對而言，后金（滿清）在崛起過程中，努爾哈赤和皇太極父子依托戰爭，在不斷掠奪遼東和關內財富、人口資源同時，也不斷拉攏關外的蒙古部落，并多次出兵征討朝鮮，使得蒙古各部和原本為明朝藩屬國的朝鮮都被滿清拉入麾下，加上滿人在遼東不斷爭取當地漢族的支持，從而使得滿清在與明朝爭奪天下的過程中，不斷擴充成長，成為明朝越來越壯大的威脅。
同樣面臨危機，滿人卻將危轉化成了機。當然，從現實的角度看，滿人在東北地盤小、人口少，船小好調頭，加上策略得當，四處拉攏資源和人心，這就使得滿人得以在明朝內部的大動亂中保持隔岸觀火，而明朝政府與李自成、張獻忠等農民軍的火并，也讓滿人這個第三者能在關外坐享漁翁之利，這確實是崇禎這個大明帝國的“大當家”所不具備的特殊優勢，而且是足以讓人致命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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