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清軍于1642年底攻入山東，殺死魯王朱以派，并擄掠了220萬兩白銀和36萬漢人入關為奴之時，手下已經沒有可用之兵的崇禎皇帝，只得眼睜睜看著清軍在境內來去自如。
在關內，為了應對不斷攻城掠地的農民軍，崇禎先是于1642年年初，下令釋放了此前曾經大敗李自成、后來卻無辜被羈押三年多的名將孫傳庭，但日趨壯大的李自成農民軍已經今非昔比，而手下已經沒有精兵強將的孫傳庭，則在開封城破后的第二個月（1642年農歷十月），被李自成擊敗于河南，隨后，明朝“諸將皆望風引避，莫有敢當其鋒者”，很多官吏甚至直接棄城出逃，“易服匿草間”。
在河南境內擊敗孫傳庭后，李自成又揮兵進攻湖廣重鎮襄陽，當時，鎮守襄陽的是擁兵二十萬的左良玉，這也是崇禎在關內僅剩的一兩支仍然可以倚為支柱的大軍，結果，左良玉不僅沒有守城御敵，反而是在李自成兵臨城下前，先是縱兵擄掠襄陽和樊城百姓，然后棄城出逃，致使李自成輕松占領襄陽。
襄陽一失，李自成的軍隊很沿著漢江進入到了長江中游，并先后攻克了長江中游的重鎮棗陽、荊門、荊州等地。
進入崇禎十六年（1643年）后，當年農歷五月，另外一支主要流民軍隊、張獻忠所部又攻陷了華中重鎮武昌，并處死了楚王朱華奎——張獻忠也學習李自成吃福王肉，將楚王朱華奎剁碎了吃掉，不僅如此，張獻忠還將攻陷武昌等地掠奪來的六百多萬兩白銀拿出來召集流民、擴大軍隊。
01
在武昌，張獻忠自稱“大西王”，建立了大西政權，與此同時，李自成也在襄陽建號稱王，對于張獻忠的稱王舉動，李自成頗為不滿，當時，明軍左良玉部開始反攻張獻忠軍隊，為了避免與李自成部和明軍左良玉部兩面作戰，張獻忠于是又率領軍隊南下進攻湖南和江西等地，到了崇禎十七年（1644年）正月，張獻忠又率部向四川進發，開始了此后亂蜀的大屠殺之戰。
與此同時，此前只是滿足于攻城略地、殺人越貨的李自成，也開始萌生了與明朝分庭抗禮、爭奪天下的想法，就在攻克黃州（今湖北黃岡）后，李自成就發布檄文聲討崇禎皇帝和明朝官方說：
“明朝昏主不仁，寵宦官，重科第，貪稅斂，重刑罰，不能救民水火，日罄師旅，擄掠民財，奸人妻女，吸髓剝膚。”
而對于攻克之地的百姓，李自成則發布檄文進行撫慰：“本營十世務農良善，急興仁義之師，拯民涂炭。今定承天、德安，親臨黃州，遣牌知會，士民勿得驚惶，各安生理。”
不僅如此，李自成還到處宣傳“三年免征，一民不殺”，這對于當時因為大干旱以及明朝官方三大餉重壓之下，已經接近生存極限的北方災民來說，影響巨大，以致于李自成軍隊所到之處“所至風靡”。
對于這種農民軍和明朝官方的人心向背轉換，明朝翰林院編修馬世奇在與崇禎的對話中指出，在農民軍中，李自成比張獻忠更可怕，原因就在于張獻忠到處屠戮，而李自成卻處處收買人心：“今闖、獻（李自成、張獻忠）并負滔天之逆，而治獻易，治闖難。蓋獻人之所畏，闖人之所附。”
對于李自成攻城后散財收買民心的舉措，馬世奇分析說：“賊知人心之所苦，特借剿兵安民為辭，一時愚民被惑，望風投降。而賊又為散財賑貧，發粟賑饑，以結其志，遂至視賊如歸，人忘忠義。”
談到如何扭轉困局，馬世奇說：“其實賊何能破各州縣？各州縣自甘心從賊耳。故目前勝著，須從收拾人心始。收拾人心，須從督撫鎮將約束部伍，令兵不虐民，民不苦兵始。”
但已經陷入“崇禎死局”的明朝官方顯然對于如何扭轉人心無能為力，相反，一切現實都在不斷加重“崇禎死局”的惡性循環，對此，保定巡撫徐標就在與崇禎皇帝的對話中，憤慨地陳述道：
“臣自江淮來，數千里見城陷處固蕩然一空，即有完城，亦僅余四壁城隍，物力已盡。蹂躪無余，蓬蒿滿路，雞犬無音，曾未遇一耕者，成何世界？皇上無幾人民，無幾土地，如何致治乎？”
對于經歷大干旱、和農民軍、清軍交替攻掠、掃蕩，造成從華北平原的河北、山東，到華中地區的河南、湖北，華東地區的安徽，華南地區的湖南、江西，到西北的陜西等地先后遭受的重大動亂，徐標以他的親身見聞，向崇禎痛陳直言：“皇上無幾人民，無幾土地”。
聽到徐標的一番陳述后，崇禎不禁潸然淚下，他說：“皆朕之罪。”
針對明朝官方的潰敗，明末清初的學者張岱（1597-1689）后來分析說，明朝末年，明朝官軍紀律渙散，動輒搶掠民眾，加上三大餉等各種苛捐雜稅，使得民不聊生：
“明季以來，師無紀律，所過鎮集，縱兵搶掠，號曰‘打糧’，井里為墟。而有司供給軍需，督逋賦甚急，敲撲煎熬，民不堪命。”
張岱以當時人和親身經歷者的視角指出，與明末明朝官方的做法相反，李自成農民軍在后期改變了初期燒殺擄掠的做法，“自成下令曰：殺一人者如殺吾父，淫一女者如淫吾母。得良有司，禮而用之，貪官污吏及豪強富室，籍其家以賞軍。人心大悅，風聲所至，民無固志。故一歲間略定河南南陽、汝寧四十余州縣，兵不留行，海內震焉。時喪亂之余，白骨蔽野，荒榛彌望，自成撫流亡，通商賈，募民墾田，收其籽粒以餉軍。賊令嚴明，將吏無敢侵略。”
痛心之余，張岱也客觀地指出，當時李自成的農民軍之所以所向披靡，與民心的歸附關系很大：“至是陷賊，反得安舒，為之歌曰：‘殺牛羊，備酒漿，開了城門迎闖王，闖王來時不納糧。’由是遠近欣附，不復目以為賊。”
就在這種“殺牛羊，備酒漿，開了城門迎闖王，闖王來時不納糧”的民心逆向歸轉下，崇禎和大明帝國的死期，日益臨近。
李自成的多次咸魚翻身、死灰復燃，是明末社會劇烈矛盾的助燃所致。圖源：影視劇照
02
面對李自成軍隊的席卷之勢，崇禎越發心慌，盡管他窮盡一切努力，大明帝國內外還是烽煙四起，對此他曾經心有不甘地向臣子們表露心跡說：“朕非亡國之君，事事乃亡國之象。”
到了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城前夕，他甚至嘆息說：“朕不自意將為亡國之主！”
為了護衛大明帝國，被關押三年后釋放的名將孫傳庭，則率領新軍于1642年在河南與李自成展開決戰，但由于兵少餉匱等多重原因，孫傳庭部很快就被擊潰，不得已，孫傳庭只得率部進入陜西休整。
至此，到了崇禎十六年（1643年），大明帝國內部仍然尚可一戰的軍隊，只剩下了遼東的邊軍，和潰逃到湖廣等地的左良玉部，以及退守陜西的孫傳庭部。
老將出身、熟悉敵我軍況的孫傳庭，則在退守陜西后積極擴軍備戰，為了避免加重百姓負擔，他故意重點向陜西當地地主和富戶紳商開刀，逼迫他們捐款助軍，他貼出告示，要求豪強權貴交出多占的屯田，“地不容失一畝，糧不容遺一粒”，拒不執行者，則直接梟首示眾。
陜西的權貴富戶，恨透了不玩潛規則的孫傳庭，也以人民的名義，逼迫孫傳庭出關。他們甚至制造輿論，誣陷孫傳庭不聽朝廷節制，指責孫傳庭在陜西養軍備戰、休養生息是“玩寇糜餉”，是想割據關中，以致“秦人日在湯火中”。
而急于求成、沒有清晰判斷敵我力量對比的崇禎，也熱切期望孫傳庭早日出戰、剿滅亂匪，崇禎十六年（1643年）五月，朱由檢任命孫傳庭為兵部尚書，并總督秦、蜀、晉、豫、楚、江、皖七省軍務，全權指揮中原戰事。
對于崇禎著急催促孫傳庭率領新軍出戰，兵部侍郎張鳳翔再三勸告崇禎說：“孫傳庭所有皆天下精兵良將，皇上只有此一付家當，不可輕動。”
面對左良玉部怯敵畏戰，遼東邊軍邊軍為了對抗滿人又無法南下的兩難局面，張鳳翔從當時的局勢出發，勸誡崇禎一定要珍惜孫傳庭新訓練的這支大明帝國最后的生力軍，但求成心切的崇禎不為所動，嚴令逼迫孫傳庭出戰，孫傳庭對此無奈地說：“臣以癡忠，取忌當路者甚眾。”“雅不欲速戰，見上意及朝論趣之急，不得已誓師。”
出關時，他頓足嘆息：“奈何乎！吾固知往而不返也。”
從陜西無奈率領新軍出戰的孫傳庭部，隨后與李自成軍隊在崇禎十六年（1643年）九月相遇于今河南郟縣，由于恰逢大雨、糧運不繼，加上糧道被截，孫傳庭所部在回撤過程中被李自成追擊大敗，孫傳庭無奈率軍退入陜西潼關，當時，部將勸孫傳庭放棄潼關退守西安，但堅持不肯后退的孫傳庭決心以死守關，李自成進攻潼關時，孫傳庭率領著幾千殘兵揮刀躍馬，奮勇沖殺，最終死于亂軍之中，死后連尸體都找不到。
由于找不到孫傳庭的尸體，當時崇禎甚至還懷疑孫傳統逃命去了，因此不愿意下旨表彰孫傳庭，以致一生忠勇報國的孫傳庭，至死都未能得到公正評價。
孫傳庭戰死五天后，崇禎十六年（1643年）十月，李自成軍隊占領西北重鎮西安，此時，距離北京淪陷和崇禎上吊自盡，還有半年時間。
而生性多疑、急于求成的崇禎，則在繼1630年中皇太極反間計處死袁崇煥，1641年又冒進催促洪承疇倉促出戰、以致明朝邊軍在松錦之戰中慘敗后，又一手葬送了明軍在西北的最后一支主力部隊，但崇禎并不曾反思自己的過錯，而是將責任全部推卸到孫傳庭身上：“孫傳庭輕進寡謀，督兵屢潰，殊負任使！”
對此，后來晚明遺老們在《明史》中評價說：“傳庭死，而明亡矣。”
很多人都看出了孫傳庭之死的象征意義，但身處其中的崇禎，卻仍然在痛恨盡忠殉職的孫傳庭沒能為他和大明帝國力挽狂瀾。
至死，他還是看不清。
孫傳庭一死，明朝在關內再無大軍可以平亂。圖源：影視劇照
03
盡管才智有限，但是在晚明最后四任皇帝中，崇禎算是個很勤奮的帝王。
相比崇禎那位曾經長達24年不上朝的曾祖父嘉靖皇帝，以及高達28年不上朝的祖父萬歷皇帝，還有他那長期嬉戲玩樂、聲色犬馬的兄長明熹宗朱由校，大明末代皇帝崇禎簡直就是個勞模——自打1627年以年僅17虛歲登基后，面對晚明以來日益混亂的國政，他先是雷厲風行鏟除了權宦魏忠賢，此后他殫精竭慮，每天都早起上朝，夜晚則經常批閱奏章到深夜，因此，崇禎時期，很多閣臣夜晚都經常留宿在紫禁城文淵閣中，以備皇帝不時召見。
有感于明朝內憂外患、財用不足，與奢靡的祖先嘉靖皇帝、萬歷皇帝相比，崇禎也厲行節儉，他即位后，先是下令停止了蘇杭織造，此前，蘇杭制造由宮內太監掌管，專門為宮內采購緞匹絹帛，對民間騷擾頗重，對此崇禎下詔說：
“惟是封疆多事，征輸重繁，未遑蘇豁，乃有織造錢糧，雖系上供急需，朕痛念連年加派絡繹，東西水旱頻仍，商困役擾，民不聊生，朕甚憫焉……朕不忍以衣被組繡之工，重困此一方民。”
崇禎節儉，甚至衣服破了也還繼續穿。有一次他參加經筵日講，由于內衣袖子破損，露在外面給廷臣看見不太雅觀，不太自在的崇禎于是不時用手將內衣袖子塞回去遮掩，發現這個細節后，經筵主講官于是說：“天子衣服破敝，雖然過于節儉，但這是美德，何必忌諱呢！”崇禎這才不再塞掩手袖。
為了悼念皇子和節約宮中開銷，就在皇五子朱慈煥于1640年病逝后，崇禎甚至一度改而吃素，崇禎的外祖母聽說后非常心疼，后來進奏說她夢到崇禎早逝的母親托夢，要外孫崇禎還是要吃素，并勸告說“藥補不如肉補”，崇禎這才恢復吃葷，但他與周皇后在此后生命的最后四年里，仍然堅持每月吃素十天，以此節約膳食開銷。
節流之外，為了開源，他甚至命令將他的祖父萬歷皇帝時期珍藏遺留的多年野生人參拿出來變賣，換了幾萬兩銀子補貼國用。
但這些對于緩解帝國的財政窘境，甚至連杯水車薪都算不上。
于是，就在崇禎十七年（1644年）開年，面對由于連年戰爭國庫耗盡，已經走投無路的崇禎帝，只得向滿朝文武百官和皇親國戚們發出號召，希望大家能捐錢籌集軍餉，以對抗李自成的農民軍。
募捐號召發出后，盡管明熹宗的皇后的父親、太康伯張國紀帶頭捐了2萬兩銀子，但其他人中，除了內閣首輔魏藻德捐了500兩之外，其他的幾乎沒有人響應，眼見群臣應者寥寥，心急如焚的崇禎又緊急派出多位太監，分別到大臣和皇親國戚們家中游說募捐。
太監徐高隨后奉命前往崇禎的老岳父、周皇后的父親嘉定伯周奎家中，讓他帶個頭，捐個10萬兩銀子。
此前，在即位之初，崇禎曾經賞賜了一套蘇州的豪宅給老岳父周奎，還曾經一次賜給他700頃土地和30名隨從尉軍。作為當朝國丈，周奎平時非常吝嗇，還經常給當時北京城的平民放高利貸，“寢室積錢常滿”，收高利貸富得流油——但就是這樣一位富豪國丈，卻在女婿崇禎和國家危難之際裝窮賣傻，任憑崇禎的使者、太監徐高幾次哭著哀求都沒有用，臨走前，徐高對周奎說，“老皇親你如此吝嗇，現在國家危難，以后即使你廣蓄錢財，又有什么用呢？”
實在無奈之下，周奎只好勉強答應捐1萬兩銀子。
但崇禎帝認為老岳父周奎實在太不像話，要他至少必須拿出2萬兩銀子，跟前任國丈、太康伯張國紀一樣，給滿朝文武做個示范，周奎于是就跑到后宮央求女兒周皇后幫忙，周皇后為了面子，只好從皇宮東拼西湊了5000兩銀子送給周奎，而周奎竟然私底下還貪污藏匿了3000兩。
于是，在明熹宗國丈太康伯張國紀和當朝國丈嘉定伯周奎的帶頭“示范”下，號稱當時京城首富的大太監王之心捐了1萬兩，連同其他皇親國戚和滿朝文武，這次亡國前夕的募捐活動，崇禎一共只籌集到了20萬兩銀子。
盡管只是杯水車薪，但對于火燒眉毛的崇禎來說，這點錢也算是聊勝于無了。
當然，這里面還有后話是，后來崇禎上吊自盡后，李自成率軍進入北京城后，檢查明朝的國庫，發現查來查去，竟然只有“銀二千三百余兩，又錢作八百，國家之貧至此，可發一笑。”
需要金錢運轉的李自成，于是讓手下對城內的原明朝皇親國戚和文武百官嚴刑拷打逼供，一度哭窮的周奎最后向李自成上交了52萬兩銀子，而太監王之心則交了15萬兩，李自成在北京幾個月，從這些人身上逼索到了7000多萬兩銀子，相比于崇禎“文明勸捐”只得到20萬兩銀子的結果，李自成失了官心，但卻得到了實在好處，這不得不說是一種對比的諷刺，由此可見明朝在亡國前夕，滿朝勛戚和文武百官，很多人都懷著一種“等公司倒閉、換老板、好跳槽”的心理。
對此學者劉守剛指出，“從勸捐事件可以看出，在君主可能失去江山時，具有自己獨立地位與權力來源的官僚在背棄君主時是堅決無情的。哪怕是勛戚和宦官這些被君主有意識地扶植起來的人，也沒有成為衛護一家一姓政權的力量。
明末思想家黃宗羲的一句話，把這些官僚的心思更加清晰地表達出來，那就是‘天下為主，君為客’；君主不是天下的主人，而只是可以更換的客人，任何人的君位都是可被撤銷的對象，官僚也可為不同的君主服務。”
簡單來說，大廈將傾，很多人都做好準備，要換公司、換老板了。
明末官僚群體都在觀望局勢發展，很多人在準備跳槽換老板。圖源：影視劇照
04
就在李自成和張獻忠等流民大軍到處掃蕩之時，內外交困之中的崇禎，意外得到消息，說清人皇帝皇太極，已于崇禎十六年農歷八月初九日（1643年9月21日）暴亡——據記載，可能死于中風的皇太極死亡當天白天還在處理政務，晚上就突然病逝，這使得清廷內部的多爾袞、豪格等人為了奪權，暫時陷入了混亂。
盡管遼東戰場臨時歇了口氣，但李自成并未停下腳步，就在崇禎十六年（1643年）十月攻占西安、隨后占領陜西全省后，李自成決定正式稱帝。
此前，1643年農歷三月，李自成在攻占襄陽后自稱為“新順王”，但他顯然并不滿足于此，到了崇禎十七年（1644年）農歷一月，李自成在西安正式稱帝，并宣布定都西安，建國號“大順”，改元“永昌”——至此，在1644年的中國大地上，同時出現了三個年號，這分別是：大明帝國的崇禎十七年，和遼東滿清的順治元年（多爾袞和豪格經過妥協，最終擁立皇太極的第九子、6歲的福臨為帝，是為順治帝，并于1644年改元順治），以及李自成創立的大順國的永昌元年。
正式稱帝后，李自成開始發兵，計劃取道山西進攻北京，農歷二月，李自成先后揮兵攻克山西汾州（今汾陽）、陽城、蒲州和太原等地，除了在代州（今屬忻州）和寧武關（今山西寧武境）先后遭遇總兵周遇吉的頑強抵抗，農民軍死傷七萬多人外，其他地方并未遇到像樣抵抗。
寧武關陷落是在崇禎十七年（1644年）三月初一日，此時，距離李自成農民軍攻克北京、崇禎上吊自盡，還有18天時間。
作為拱衛軍事重鎮大同的門戶，寧武關陷落，大同也岌岌可危，由于在寧武關遭遇頑強抵抗、死傷慘重，因為李自成下令對寧武關進行屠城——“嬰幼不遺”，這種殘酷的屠城政策，使得大同總兵姜瓖極為震撼，看到大勢已去，姜瓖立即開關投降，隨后，宣府總兵王承胤也向李自成遞上了降表，當年三月十一日，李自成的大順軍開進宣府鎮，“舉城嘩然皆喜，結彩焚香以迎”，滿城軍民都慶幸自己沒有遭遇戰禍，免于身受屠戮之災。
就在李自成取道山西，即將兵臨北京城下之時，崇禎再次想起了遷都南京的計劃，為此，他與左中允李明睿多次秘密商談南遷，但崇禎擔心像此前計劃遷都一樣遭遇群臣反對，因此一直不敢公開此事，一直到農歷三月一日寧武關和大同在同一天陷落后，已經接近走投無路的崇禎，決定公開召見百官，商談南遷計劃。
沒想到，兵科給事中光時亨首先站出來反對，光時亨激動地說，如果不殺主張南遷的李明睿，“不足以安人心！”于是，其他大臣都不敢再公開討論此事，死要面子的崇禎無可奈何，只得裝樣子說：“國君死社稷，朕將焉往？”
見群臣都不敢附議南遷，崇禎只得違心地表示要堅守京城，與京都共存亡：“如事不可知，國君死社稷，義之正也。朕志決矣！”
有意思的是，激烈反對南遷的光時亨，卻在李自成進入北京城后，率先投降農民軍，在帝國最后的生死存亡關頭，光時亨表現得激烈慷慨，但當北京城破之日，他卻毫無骨氣地屈膝投降。
面對這樣不敢擔當甚至虛偽無恥的臣子，在某種程度上，也難怪崇禎感慨“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盡為亡國之臣。”
因為歸根到底，京官都有自己的小算盤。
他們不愿意放棄眼前的利益，良田美宅帶不走，而等到新的王朝建立，他們跳槽到新公司，總比南遷之路顛沛流離來得輕松。
另外，大臣們對崇禎也有些恐懼。崇禎皇帝在位17年，雖然忙里忙外，但這個皇帝就像有偏執型人格障礙，不輕易相信別人，喜歡殺大臣。
對這樣一個皇帝，眾臣很難跟他一條心。
歷史學者魏斐德對此認為，崇禎在亡國前最終決定放棄遷都，他的優柔寡斷，使得清朝得以在擊敗李自成后，入關繼承了明朝完整的中央機構，幾乎接管了明朝京城的全部漢族高官，并依靠這套系統，進一步統一了南方。
而這次遷都計劃的失敗和崇禎的死亡，也削弱了南方明朝皇室宗親的凝聚力。
后來，建立于南方的南明政權，包括由福王朱由崧監國南京建立的弘光朝廷，以及后來福建的隆武、廣東的永歷等小朝廷，由于缺乏天下共主的地位，派系傾軋，內耗嚴重，最終抗清失敗。
假如當初崇禎成功南遷，即便北方被闖軍或清朝所奪，至少可在南方實行統一的軍令政令。這樣的南明政權，也許還有中興的可能。
當然，歷史沒有如果。當清軍于1642年底攻入山東，殺死魯王朱以派，并擄掠了220萬兩白銀和36萬漢人入關為奴之時，手下已經沒有可用之兵的崇禎皇帝，只得眼睜睜看著清軍在境內來去自如。
在關內，為了應對不斷攻城掠地的農民軍，崇禎先是于1642年年初，下令釋放了此前曾經大敗李自成、后來卻無辜被羈押三年多的名將孫傳庭，但日趨壯大的李自成農民軍已經今非昔比，而手下已經沒有精兵強將的孫傳庭，則在開封城破后的第二個月（1642年農歷十月），被李自成擊敗于河南，隨后，明朝“諸將皆望風引避，莫有敢當其鋒者”，很多官吏甚至直接棄城出逃，“易服匿草間”。
在河南境內擊敗孫傳庭后，李自成又揮兵進攻湖廣重鎮襄陽，當時，鎮守襄陽的是擁兵二十萬的左良玉，這也是崇禎在關內僅剩的一兩支仍然可以倚為支柱的大軍，結果，左良玉不僅沒有守城御敵，反而是在李自成兵臨城下前，先是縱兵擄掠襄陽和樊城百姓，然后棄城出逃，致使李自成輕松占領襄陽。
襄陽一失，李自成的軍隊很沿著漢江進入到了長江中游，并先后攻克了長江中游的重鎮棗陽、荊門、荊州等地。
進入崇禎十六年（1643年）后，當年農歷五月，另外一支主要流民軍隊、張獻忠所部又攻陷了華中重鎮武昌，并處死了楚王朱華奎——張獻忠也學習李自成吃福王肉，將楚王朱華奎剁碎了吃掉，不僅如此，張獻忠還將攻陷武昌等地掠奪來的六百多萬兩白銀拿出來召集流民、擴大軍隊。
01
在武昌，張獻忠自稱“大西王”，建立了大西政權，與此同時，李自成也在襄陽建號稱王，對于張獻忠的稱王舉動，李自成頗為不滿，當時，明軍左良玉部開始反攻張獻忠軍隊，為了避免與李自成部和明軍左良玉部兩面作戰，張獻忠于是又率領軍隊南下進攻湖南和江西等地，到了崇禎十七年（1644年）正月，張獻忠又率部向四川進發，開始了此后亂蜀的大屠殺之戰。
與此同時，此前只是滿足于攻城略地、殺人越貨的李自成，也開始萌生了與明朝分庭抗禮、爭奪天下的想法，就在攻克黃州（今湖北黃岡）后，李自成就發布檄文聲討崇禎皇帝和明朝官方說：
“明朝昏主不仁，寵宦官，重科第，貪稅斂，重刑罰，不能救民水火，日罄師旅，擄掠民財，奸人妻女，吸髓剝膚。”
而對于攻克之地的百姓，李自成則發布檄文進行撫慰：“本營十世務農良善，急興仁義之師，拯民涂炭。今定承天、德安，親臨黃州，遣牌知會，士民勿得驚惶，各安生理。”
不僅如此，李自成還到處宣傳“三年免征，一民不殺”，這對于當時因為大干旱以及明朝官方三大餉重壓之下，已經接近生存極限的北方災民來說，影響巨大，以致于李自成軍隊所到之處“所至風靡”。
對于這種農民軍和明朝官方的人心向背轉換，明朝翰林院編修馬世奇在與崇禎的對話中指出，在農民軍中，李自成比張獻忠更可怕，原因就在于張獻忠到處屠戮，而李自成卻處處收買人心：“今闖、獻（李自成、張獻忠）并負滔天之逆，而治獻易，治闖難。蓋獻人之所畏，闖人之所附。”
對于李自成攻城后散財收買民心的舉措，馬世奇分析說：“賊知人心之所苦，特借剿兵安民為辭，一時愚民被惑，望風投降。而賊又為散財賑貧，發粟賑饑，以結其志，遂至視賊如歸，人忘忠義。”
談到如何扭轉困局，馬世奇說：“其實賊何能破各州縣？各州縣自甘心從賊耳。故目前勝著，須從收拾人心始。收拾人心，須從督撫鎮將約束部伍，令兵不虐民，民不苦兵始。”
但已經陷入“崇禎死局”的明朝官方顯然對于如何扭轉人心無能為力，相反，一切現實都在不斷加重“崇禎死局”的惡性循環，對此，保定巡撫徐標就在與崇禎皇帝的對話中，憤慨地陳述道：
“臣自江淮來，數千里見城陷處固蕩然一空，即有完城，亦僅余四壁城隍，物力已盡。蹂躪無余，蓬蒿滿路，雞犬無音，曾未遇一耕者，成何世界？皇上無幾人民，無幾土地，如何致治乎？”
對于經歷大干旱、和農民軍、清軍交替攻掠、掃蕩，造成從華北平原的河北、山東，到華中地區的河南、湖北，華東地區的安徽，華南地區的湖南、江西，到西北的陜西等地先后遭受的重大動亂，徐標以他的親身見聞，向崇禎痛陳直言：“皇上無幾人民，無幾土地”。
聽到徐標的一番陳述后，崇禎不禁潸然淚下，他說：“皆朕之罪。”
針對明朝官方的潰敗，明末清初的學者張岱（1597-1689）后來分析說，明朝末年，明朝官軍紀律渙散，動輒搶掠民眾，加上三大餉等各種苛捐雜稅，使得民不聊生：
“明季以來，師無紀律，所過鎮集，縱兵搶掠，號曰‘打糧’，井里為墟。而有司供給軍需，督逋賦甚急，敲撲煎熬，民不堪命。”
張岱以當時人和親身經歷者的視角指出，與明末明朝官方的做法相反，李自成農民軍在后期改變了初期燒殺擄掠的做法，“自成下令曰：殺一人者如殺吾父，淫一女者如淫吾母。得良有司，禮而用之，貪官污吏及豪強富室，籍其家以賞軍。人心大悅，風聲所至，民無固志。故一歲間略定河南南陽、汝寧四十余州縣，兵不留行，海內震焉。時喪亂之余，白骨蔽野，荒榛彌望，自成撫流亡，通商賈，募民墾田，收其籽粒以餉軍。賊令嚴明，將吏無敢侵略。”
痛心之余，張岱也客觀地指出，當時李自成的農民軍之所以所向披靡，與民心的歸附關系很大：“至是陷賊，反得安舒，為之歌曰：‘殺牛羊，備酒漿，開了城門迎闖王，闖王來時不納糧。’由是遠近欣附，不復目以為賊。”
就在這種“殺牛羊，備酒漿，開了城門迎闖王，闖王來時不納糧”的民心逆向歸轉下，崇禎和大明帝國的死期，日益臨近。
李自成的多次咸魚翻身、死灰復燃，是明末社會劇烈矛盾的助燃所致。圖源：影視劇照
02
面對李自成軍隊的席卷之勢，崇禎越發心慌，盡管他窮盡一切努力，大明帝國內外還是烽煙四起，對此他曾經心有不甘地向臣子們表露心跡說：“朕非亡國之君，事事乃亡國之象。”
到了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城前夕，他甚至嘆息說：“朕不自意將為亡國之主！”
為了護衛大明帝國，被關押三年后釋放的名將孫傳庭，則率領新軍于1642年在河南與李自成展開決戰，但由于兵少餉匱等多重原因，孫傳庭部很快就被擊潰，不得已，孫傳庭只得率部進入陜西休整。
至此，到了崇禎十六年（1643年），大明帝國內部仍然尚可一戰的軍隊，只剩下了遼東的邊軍，和潰逃到湖廣等地的左良玉部，以及退守陜西的孫傳庭部。
老將出身、熟悉敵我軍況的孫傳庭，則在退守陜西后積極擴軍備戰，為了避免加重百姓負擔，他故意重點向陜西當地地主和富戶紳商開刀，逼迫他們捐款助軍，他貼出告示，要求豪強權貴交出多占的屯田，“地不容失一畝，糧不容遺一粒”，拒不執行者，則直接梟首示眾。
陜西的權貴富戶，恨透了不玩潛規則的孫傳庭，也以人民的名義，逼迫孫傳庭出關。他們甚至制造輿論，誣陷孫傳庭不聽朝廷節制，指責孫傳庭在陜西養軍備戰、休養生息是“玩寇糜餉”，是想割據關中，以致“秦人日在湯火中”。
而急于求成、沒有清晰判斷敵我力量對比的崇禎，也熱切期望孫傳庭早日出戰、剿滅亂匪，崇禎十六年（1643年）五月，朱由檢任命孫傳庭為兵部尚書，并總督秦、蜀、晉、豫、楚、江、皖七省軍務，全權指揮中原戰事。
對于崇禎著急催促孫傳庭率領新軍出戰，兵部侍郎張鳳翔再三勸告崇禎說：“孫傳庭所有皆天下精兵良將，皇上只有此一付家當，不可輕動。”
面對左良玉部怯敵畏戰，遼東邊軍邊軍為了對抗滿人又無法南下的兩難局面，張鳳翔從當時的局勢出發，勸誡崇禎一定要珍惜孫傳庭新訓練的這支大明帝國最后的生力軍，但求成心切的崇禎不為所動，嚴令逼迫孫傳庭出戰，孫傳庭對此無奈地說：“臣以癡忠，取忌當路者甚眾。”“雅不欲速戰，見上意及朝論趣之急，不得已誓師。”
出關時，他頓足嘆息：“奈何乎！吾固知往而不返也。”
從陜西無奈率領新軍出戰的孫傳庭部，隨后與李自成軍隊在崇禎十六年（1643年）九月相遇于今河南郟縣，由于恰逢大雨、糧運不繼，加上糧道被截，孫傳庭所部在回撤過程中被李自成追擊大敗，孫傳庭無奈率軍退入陜西潼關，當時，部將勸孫傳庭放棄潼關退守西安，但堅持不肯后退的孫傳庭決心以死守關，李自成進攻潼關時，孫傳庭率領著幾千殘兵揮刀躍馬，奮勇沖殺，最終死于亂軍之中，死后連尸體都找不到。
由于找不到孫傳庭的尸體，當時崇禎甚至還懷疑孫傳統逃命去了，因此不愿意下旨表彰孫傳庭，以致一生忠勇報國的孫傳庭，至死都未能得到公正評價。
孫傳庭戰死五天后，崇禎十六年（1643年）十月，李自成軍隊占領西北重鎮西安，此時，距離北京淪陷和崇禎上吊自盡，還有半年時間。
而生性多疑、急于求成的崇禎，則在繼1630年中皇太極反間計處死袁崇煥，1641年又冒進催促洪承疇倉促出戰、以致明朝邊軍在松錦之戰中慘敗后，又一手葬送了明軍在西北的最后一支主力部隊，但崇禎并不曾反思自己的過錯，而是將責任全部推卸到孫傳庭身上：“孫傳庭輕進寡謀，督兵屢潰，殊負任使！”
對此，后來晚明遺老們在《明史》中評價說：“傳庭死，而明亡矣。”
很多人都看出了孫傳庭之死的象征意義，但身處其中的崇禎，卻仍然在痛恨盡忠殉職的孫傳庭沒能為他和大明帝國力挽狂瀾。
至死，他還是看不清。
孫傳庭一死，明朝在關內再無大軍可以平亂。圖源：影視劇照
03
盡管才智有限，但是在晚明最后四任皇帝中，崇禎算是個很勤奮的帝王。
相比崇禎那位曾經長達24年不上朝的曾祖父嘉靖皇帝，以及高達28年不上朝的祖父萬歷皇帝，還有他那長期嬉戲玩樂、聲色犬馬的兄長明熹宗朱由校，大明末代皇帝崇禎簡直就是個勞模——自打1627年以年僅17虛歲登基后，面對晚明以來日益混亂的國政，他先是雷厲風行鏟除了權宦魏忠賢，此后他殫精竭慮，每天都早起上朝，夜晚則經常批閱奏章到深夜，因此，崇禎時期，很多閣臣夜晚都經常留宿在紫禁城文淵閣中，以備皇帝不時召見。
有感于明朝內憂外患、財用不足，與奢靡的祖先嘉靖皇帝、萬歷皇帝相比，崇禎也厲行節儉，他即位后，先是下令停止了蘇杭織造，此前，蘇杭制造由宮內太監掌管，專門為宮內采購緞匹絹帛，對民間騷擾頗重，對此崇禎下詔說：
“惟是封疆多事，征輸重繁，未遑蘇豁，乃有織造錢糧，雖系上供急需，朕痛念連年加派絡繹，東西水旱頻仍，商困役擾，民不聊生，朕甚憫焉……朕不忍以衣被組繡之工，重困此一方民。”
崇禎節儉，甚至衣服破了也還繼續穿。有一次他參加經筵日講，由于內衣袖子破損，露在外面給廷臣看見不太雅觀，不太自在的崇禎于是不時用手將內衣袖子塞回去遮掩，發現這個細節后，經筵主講官于是說：“天子衣服破敝，雖然過于節儉，但這是美德，何必忌諱呢！”崇禎這才不再塞掩手袖。
為了悼念皇子和節約宮中開銷，就在皇五子朱慈煥于1640年病逝后，崇禎甚至一度改而吃素，崇禎的外祖母聽說后非常心疼，后來進奏說她夢到崇禎早逝的母親托夢，要外孫崇禎還是要吃素，并勸告說“藥補不如肉補”，崇禎這才恢復吃葷，但他與周皇后在此后生命的最后四年里，仍然堅持每月吃素十天，以此節約膳食開銷。
節流之外，為了開源，他甚至命令將他的祖父萬歷皇帝時期珍藏遺留的多年野生人參拿出來變賣，換了幾萬兩銀子補貼國用。
但這些對于緩解帝國的財政窘境，甚至連杯水車薪都算不上。
于是，就在崇禎十七年（1644年）開年，面對由于連年戰爭國庫耗盡，已經走投無路的崇禎帝，只得向滿朝文武百官和皇親國戚們發出號召，希望大家能捐錢籌集軍餉，以對抗李自成的農民軍。
募捐號召發出后，盡管明熹宗的皇后的父親、太康伯張國紀帶頭捐了2萬兩銀子，但其他人中，除了內閣首輔魏藻德捐了500兩之外，其他的幾乎沒有人響應，眼見群臣應者寥寥，心急如焚的崇禎又緊急派出多位太監，分別到大臣和皇親國戚們家中游說募捐。
太監徐高隨后奉命前往崇禎的老岳父、周皇后的父親嘉定伯周奎家中，讓他帶個頭，捐個10萬兩銀子。
此前，在即位之初，崇禎曾經賞賜了一套蘇州的豪宅給老岳父周奎，還曾經一次賜給他700頃土地和30名隨從尉軍。作為當朝國丈，周奎平時非常吝嗇，還經常給當時北京城的平民放高利貸，“寢室積錢常滿”，收高利貸富得流油——但就是這樣一位富豪國丈，卻在女婿崇禎和國家危難之際裝窮賣傻，任憑崇禎的使者、太監徐高幾次哭著哀求都沒有用，臨走前，徐高對周奎說，“老皇親你如此吝嗇，現在國家危難，以后即使你廣蓄錢財，又有什么用呢？”
實在無奈之下，周奎只好勉強答應捐1萬兩銀子。
但崇禎帝認為老岳父周奎實在太不像話，要他至少必須拿出2萬兩銀子，跟前任國丈、太康伯張國紀一樣，給滿朝文武做個示范，周奎于是就跑到后宮央求女兒周皇后幫忙，周皇后為了面子，只好從皇宮東拼西湊了5000兩銀子送給周奎，而周奎竟然私底下還貪污藏匿了3000兩。
于是，在明熹宗國丈太康伯張國紀和當朝國丈嘉定伯周奎的帶頭“示范”下，號稱當時京城首富的大太監王之心捐了1萬兩，連同其他皇親國戚和滿朝文武，這次亡國前夕的募捐活動，崇禎一共只籌集到了20萬兩銀子。
盡管只是杯水車薪，但對于火燒眉毛的崇禎來說，這點錢也算是聊勝于無了。
當然，這里面還有后話是，后來崇禎上吊自盡后，李自成率軍進入北京城后，檢查明朝的國庫，發現查來查去，竟然只有“銀二千三百余兩，又錢作八百，國家之貧至此，可發一笑。”
需要金錢運轉的李自成，于是讓手下對城內的原明朝皇親國戚和文武百官嚴刑拷打逼供，一度哭窮的周奎最后向李自成上交了52萬兩銀子，而太監王之心則交了15萬兩，李自成在北京幾個月，從這些人身上逼索到了7000多萬兩銀子，相比于崇禎“文明勸捐”只得到20萬兩銀子的結果，李自成失了官心，但卻得到了實在好處，這不得不說是一種對比的諷刺，由此可見明朝在亡國前夕，滿朝勛戚和文武百官，很多人都懷著一種“等公司倒閉、換老板、好跳槽”的心理。
對此學者劉守剛指出，“從勸捐事件可以看出，在君主可能失去江山時，具有自己獨立地位與權力來源的官僚在背棄君主時是堅決無情的。哪怕是勛戚和宦官這些被君主有意識地扶植起來的人，也沒有成為衛護一家一姓政權的力量。
明末思想家黃宗羲的一句話，把這些官僚的心思更加清晰地表達出來，那就是‘天下為主，君為客’；君主不是天下的主人，而只是可以更換的客人，任何人的君位都是可被撤銷的對象，官僚也可為不同的君主服務。”
簡單來說，大廈將傾，很多人都做好準備，要換公司、換老板了。
明末官僚群體都在觀望局勢發展，很多人在準備跳槽換老板。圖源：影視劇照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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