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中書街（105）

        一零五、顧嘉蘅的滑鐵盧

        大清帝國的捐納之混亂從數字上可見一斑：當時全國才1300多個縣，乾隆年間一下子就捐了500個知縣，自然就開始了僧多粥少，有官無缺；于是就改捐縣丞，可僅山西一省，捐縣丞的就有1。2萬人，就更不得了。清代早期，科舉進士出身的官員，是不與納捐的官員一起在上朝的時候排班站立的；但到了后期，買官的實在太多，衙門里充斥了太多的捐納官吏，就變成客大欺主，科班出身的官員如果不與捐納官員擠著站的話，大堂之上就沒地方站了。

        比如康熙征討準噶爾的軍費嚴重不足，索性下詔鼓勵富戶捐納，于是荒唐事百出。《清史稿》記載有這樣一事，嘉慶二十年（公元1815年）“五月丁亥，刑部疏，審明知府王樹勛即僧（和尚）明心，蒙混捐保職官。得旨：枷號兩個月，遣戍黑龍江”。另據《崇陵傳信錄》記載，京城一木材商人玉崑，“以入資助園工，得道員，忽授四川鹽茶道”。上任前光緒例行召見，問他讀過什么書，他說讀過《三字經》與《百家姓》，光緒生看疑，叫他寫幾個字瞧瞧，玉崑卻只能寫出他自己的名字。光緒一氣，“怒斥出，即日罷之”，也就是把一個行將上任的副省長級別的文盲捐納道員、那個肥得流油的鹽茶道給撤了。

        可是捐納也不是想捐就能捐的，除了打理關系、走通門路，還得找準時機。比如咸豐元年（公元1851年），就曾經停捐例。到了咸豐二年（公元1852年），又頒布寬籌軍餉章程；而到了咸豐九年（公元1859年）后，因軍需孔急，捐例繁多，無復限制，仕途蕪雜。到了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捐納整頓為“以虛銜雜職為限”；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改于京銅局統一辦理報捐。各省設局。五任南陽知府的顧嘉蘅就是在這個節骨眼上，自然要力爭一番。

        有言道：官場上同僚之間的交往無非就是互相利用，官員與富商土豪之間的往來無非就是權錢交易，而官員與那些大戶人家的公子哥套近乎，無非就是利用他們父輩的影響力來達到某種目的；同樣如此，同僚之間本來就需要互通有無，那些有錢人家也需要地方官對自己的人身安全和家產予以保護和照顧，那些世家子弟就更是以能和現任父母官稱兄道弟、狼狽為奸、打成一片而自豪，顧嘉蘅與馬步衢之間的關系也莫過于此。

        實話實說，如果不是因為馬步衢的父親馬殿甲曾經是廣西都督，如果不是因為他和顧嘉蘅曾經是好友，卻為了顧嘉蘅捐納之事先鬧翻、再反目成仇，最后水火不相容，到了你死我活的境地，馬步衢注定是在歷史上會成為一個默默無聞的小人物。而恰巧就是這個馬步衢在顧嘉蘅想更上一步，挪動一下位置，以圖更大發展，期待關系一直不錯的好友在自己成功捐納方面運用其父親的關系為之運動時，卻吃了一個閉門羹，人生的滑鐵盧由此開始。

        圍繞著顧嘉蘅第五次就任南陽知府期間有關捐納的具體情節中，現存資料實在太少，大多都是同一橋段：到了咸豐、同治年間，捐納甚囂塵上，不僅要買官，連現任官員換屆也要捐納。于是，顧嘉蘅就去嶝州穰東馬家，找到自己的好友馬步衢，說明自己的苦衷，希望得到好友在籌集捐納資金上的配合，并商定了具體分成辦法，卻不料遭到馬步衢的拒絕，并憤然說：“我馬某決不做這等辱沒祖先的事。”

        顧嘉蘅在官場十幾年，本來就十分傲慢；加上又是個讀書人，本來就自視甚高，受此奇辱，自然不肯罷休。便托付嶝州同僚楊某給馬步衢編造一個罪名以泄怒氣。于是就買通一戶人家到衙門去告馬步衢，楊某一邊受理，一邊把馬步衢請到衙門，告訴他只有去求顧嘉蘅方可撤銷訴狀。馬步衢也是個膽大心細之人，先到南陽寫一辯訴，待顧嘉蘅將訴狀批出后，就帶著批文趕到京城，找到自己父親的換帖兄弟、當時的吏部尚書控告顧嘉蘅挾怨誣陷。

        本來就是朝中有人好做官，不久，吏部便下令撤了顧嘉蘅的南陽知府之職，馬步衢甚至與新任知府一起同車到南陽接印；然而，顧嘉蘅并未就此罷休，他旋即布置各方為其運動，還回到湖北宜昌的家鄉打點銀兩，用以賄賂，于是又奪回了自己的南陽知府一職，這不僅是他的第五次擔任南陽知府，也報了一箭之仇。但馬步衢也不服輸，不久便再次驅車進京，幾乎將家中白銀散盡，終于使得吏部再次撤了顧嘉蘅的南陽知府之職。

        可見得斗來斗去，結果真的很難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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