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中以前的故事（5）

        （這是上世紀三十年代隔著南湖拍攝的冬景，可見小學的教學樓和校舍）

        據省立宜昌小學當年的教師和學生回憶，這所小學之所以在宜昌獨占鰲頭，首先是因為每月辦學經費2200-3000銀元都是由省教育廳直接按期足額下撥的，這是縣立小學的2到3倍；教職員工的待遇優厚，校長月薪100元，主任90元，教師80元，職員45到60元，而當時縣立中心小學教師的月薪才32元，其它小學教師的月薪僅28元。

        因為辦學經費充裕，校內設施自然就很好：學校建有兩棟新式的教學樓，16個教室，個個寬敞明亮，為了便于學生晚自習，還從懷遠路街對面的永耀電廠（現在的宜昌電力局）拉來專線，裝上了電燈。為了辦好附屬的幼稚園，還耗資從上海買回一架歐洲制造的中型演奏鋼琴，這在宜昌乃至鄂西的幼稚園中，除教會辦的以外是僅有的一架。另外，教學用的圖表、儀表、標本購置的也十分齊全，體育設施器材尤為令人矚目，有籃、排、乒乓球，正規的乒乓臺子八套；有鐵餅、標槍，還有云梯、天橋、吊竿等等。

        一所學校的成功，除了硬件設施，還有師資力量和資源的配備。首任校長陳子和是留學生，繼任的校長王福緒畢業于北大，到1936年，省立宜昌小學的教師達36人，國語教師為北京本科畢業，體育、音樂、美術教師都是專科畢業，連低年級教師和幼稚園教師也均為省立師范、或者幼師畢業，這樣整齊的師資隊伍在鄂西首屈一指；而學校的行管人員10多人，另有木工、瓦工、花匠、門房、打鈴工以及圖書館和儀器室的管理員等校工13人，可謂配備整齊。

        學校規定，班任老師按高、中、低年級跟班走，要求每一個教師不僅要熟記兩年的教程，還要跟班兩年以便能掌握每個學生的特點，做到因材施教，高年級則每班配備兩位班任老師，由帶國語和數學的教師擔任。每天的早讀和早會，班任老師必須按時參加；高年級每晚兩節晚自習，班任老師都要親臨指導監督。

        而對于學生要求更是嚴格，學校規定：三年級以上的學生每天要寫《生活紀要》（類似于現在的日記），每周一篇作文，每日還得寫200小字、一張大字（均為毛筆字）。為了培養學生獨立學字的能力，學校要求每個學生自備《四角號碼字典》，每學期舉行一次查字典比賽；另外，學校規定高年級學生每人買一本地圖冊，以便隨時翻閱；六年級還加學了英語，懂得一些外語基礎知識。

        省立宜昌小學對學生的品德、學業要求也極為嚴格，每周一舉行總理紀念周儀式，會上會總結一周以來各班出勤、遵守紀律、講究衛生的狀況，由校長頒發流動錦旗，以資獎勵；校正廳門口的公布欄也會將各班同學的優秀考卷和作文公布于其中供大家欣賞，在每間教室里均設有公布欄，公布該班學生各科每周測驗和月考成績，以激勵學生們的上進心。當時，學校有150多名住讀生，訓導主任每晚都要檢查學生寢室的情況，而走讀生放學也要排隊走出校門，邊走邊唱放學歌的。

        （省立宜昌小學校徽）

        因為辦學經費充裕，師資配備整齊，教學設備好，學生素質高，所以省立宜昌小學的學生成績一直在鄂西首屈一指。當時省立四中（即省立宜昌中學）每期招收的新生，大部分都是省立宜昌小學的畢業生，于是包括鄂西北的南漳、保康，以及鄂西南的恩施一帶的學生，均有慕名前來入學的，到1938年，省立宜昌小學規模已達16個班，加上幼稚園兩個班，學生總數突破800人。

        可是從1938年開始，由于日本飛機對宜昌進行瘋狂轟炸，學校無法正常上課，不得已，按照省教育廳關于分散到農村繼續辦校的辦法，1939年2月，省立宜昌小學搬到黃牛巖上的高家沖高家祠堂正式開學。由于新校址臨近當時國軍防御重點“三茅兩坪”，同樣經常遭遇日機轟炸，學校不得不在1940年再次搬遷到當時的三斗坪頭頂石村繼續辦校，1945年日本投降、宜昌光復后，這所學校與另外兩所省立區小都移交給了當地的縣立小學，而省立宜昌小學至此不復存在。

        抄錄一下那個北大畢業、第二任校長的王福緒為省立宜昌小學編寫的校歌以資紀念那所宜昌曾經最好的小學：“省立一小，省立一小，前臨大江后南湖，校址真個好。喂！兄弟姊妹們，趕快齊努力，把三民主義學個明了，把五育基礎筑個堅牢。現在不過是培養一些嫩芽，好待他年抽出那百尺的長條。”

        順便解釋一下，當時的“五育”是指：軍國民主義教育、實利主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觀教育及美感教育五項主張，是蔡元培1921年初在出任教育總長時提出的。1999年，后來的教育部提出新的五育是：德智體美勞；而現在的五育是指：語文教育、哲學教育、軀體教育、科學教育和藝術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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