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昌宗教面面觀（6）

        六、迷信的中國人

        有權的官員信道拜佛，有錢的商人更加相信財運，有名的大腕也對神明深信不疑，那么廣大的老百姓自然就對宗教頂禮膜拜了。

        漢斯·凱爾遜在他的《法與國家的一般理論》中指出：“最早的社會秩序具有一種完全宗教的性質。”在中國社會通史來說，這句話適用于夏、商和西周三代以前的封建社會。夏禹虔敬鬼神，重視祭祀；殷商一代更以迷信鬼神著稱，商王幾乎無事不卜，西周提出了“以德配天”的君權神授說理論，為自己的統治尋找合法性依據。于是，從秦朝開始，那些皇帝、國王或者君主都號稱自己是“天子（上天的兒子）”頒發的法律和命令都變成了“奉天承運，皇帝詔曰。”

        因為愚昧無知，也由于科學不發達，我們的古人敬天敬地敬鬼神很正常，對身邊的大自然以及撲朔迷離的命運產生崇拜也很正常，尤其是到了儒家的興起，就導致了天地君親師、仁義理智信的道德觀念的創立；法家推崇以法治國的方略，為統治者鞏固其地位秩序出謀劃策；墨家視鬼神同工匠的態度，以及把祭祀和民眾娛樂相聯系的方式，深得推崇。加上道教的廣泛得到傳播，佛教也進入中國，宗教就和皇權和人民生活緊密的聯系在一起了。

        雖然歷朝歷代都有人出來或者像漢武帝那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或者像宋朝的王安石發出“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不言不足恤”的論斷；或者像明代那樣揚道抑佛，或者像清代那樣揚佛抑道；或者像蔣介石那樣發動“新生活”運動，或者和文革初期的“破四舊，立四新”那樣，試圖蕩滌封建社會遺留的污泥濁水，或者像現在不少學者大聲疾呼崇尚科學、反對迷信那樣，似乎都不能動搖人們對上天的崇拜、對命運的憧憬、對夢想的渴望，而且似乎在屢遭打擊之后還依然很有聲勢，很有市場。

        其實，起源于對鬼神的崇拜、扎根在血緣基礎上的中國傳統宗教思想和中國人的自身性格上的一大特色一樣，就是實用主義。尤其是儒家的那種經世致用的思想在儒生們中間形成的思維模式，鬼神和魔怪、奇幻和離奇的事例給民眾的印象，以及人生觀和生活信念上所固有的傳統觀念，加上佛道兩教以官方的意識形態直接作用于社會生活的各個環節，自然就使得廣大民眾對宗教的信仰、對鬼神的崇拜在社會各方面都產生著不可估量的影響。

        中國民眾雖然長期受到儒家經典文化的影響，知道“仁愛”之心，贊同“忠恕”之道，也相信“克己復禮”，還迷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但那些經典文化在民眾的心里過于高大上、常常流于形式；境界過高，難以保持一致，再加上不贊同孔孟之道對殷周以來逐步形成的宗教文化采取存疑態度，就依然相信鬼神，依然相信命運，依然相信“人在做，天在看。”

        和梁漱溟在《中國文化要義》中指出的那樣，民眾“于圣賢神仙各種偶像，不分彼此，一例崇拜。”正如費孝通先生對此形象地描繪的那樣：“我們對鬼神也很實際，供奉他們為的是風調雨順，為的是免災逃禍。我們的祭祀有點像請客、疏通、賄賂。我們的祈禱是許愿、哀乞。鬼神在我們是權力，不是理想；是財源不是公道。”國人從來就是注重實效的。

        因為水患不斷、旱情猖獗，所以各地都有龍王廟；因為崇拜上蒼，信道的就去拜太上老君，信佛的就去拜如來；做工匠的拜魯班，釀酒的拜杜康；妓女拜的是那個首開妓院的齊相管仲，扒手拜的是梁山好漢鼓上蚤時遷；因為想生育，就會有送子觀音；因為想經商，就去拜財神；因為想鯉魚跳龍門，就去拜孔圣人；因為想闖蕩江湖，就得去拜關公；進門有門神，床頭有床神，灶房有灶神，水井里有井神，就是蹲在廁所里，也有司職的廁神……在那些舊時的史料中可以發現，三百六十行居然各有各的神仙和菩薩可供崇拜，這也就是中國宗教與其他國家不同之處：很實用、而且很有針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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