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昌宗教面面觀（13）

        十三、宜昌的“火劫”（上）

        宜昌依江而建，水道東連荊漢，西通巴蜀；陸路南接三湘，北往襄陽，自古就是長江邊上的著名的商埠。現在有了四通八達的高速公路和高鐵，就又成為中國中部重要的交通樞紐。宜昌有過兩個宏大的夢想，一個是抗戰勝利后，曾一度因興建“三峽大水閘”，擬將宜昌建成市區面積達1750平方公里、可容納300萬人口的現代國際都市，但是因為內戰爆發終成泡影；另一個就是現在所說的“大城夢”：按照規劃，“十二五”末，宜昌城區達到200平方公里、200萬常住人口；2020年爭取達到300平方公里、300萬常住人口；遠期達到500平方公里、500萬常住人口，成為繼武漢、重慶以后的又一特大城市。

        不管宜昌的“大城夢”如何叫人振奮，但不管怎么說，因為上通下聯，宜昌就成了長江這條黃金水道的重要節點；因為擁有三峽大壩和葛洲壩，就被譽為“世界水電之都”；擁有4處國家5a級旅游景區，數量居全國城市第四，自然就是旅游城市；加上同時享有國家園林城市、國家衛生城市、國家森林城市、中國鋼琴之城等美譽，自然名聲在外。

        不管宜昌號稱川鄂咽喉也好、渝東鄂西最大城市也罷；不管這座城市聲稱有兩千多年歷史也好，一條環城路記錄著百年風華也罷。位于長江上中游交界處的宜昌這座城市，自古乃兵家必爭之地，所以從遠古走來，一路戰亂不斷，硝煙彌漫。據不完全統計，光是因為軍事行動遭到的“火劫”就有六次之多，而每一次都將這座古城的亭臺樓閣、廟宇民宅化為灰燼。

        《史記》記錄的戰國晚期，秦國大將白起“燒夷陵”是有史記載以來的第一次“火劫”。《后漢書·公孫述列傳》記述：東漢初年，漢光帝派大將岑彭、吳漢火攻公孫述于西塞，實為宜昌古城歷史上的第二次“火劫”。而第三次“火劫”就是三國時期的東吳大將陸遜火燒連營七百里，不僅打敗了劉備、贏得了“夷陵之戰”的勝利，連宜昌也被燒了。《晉書王濬傳》記載：西晉初年，王濬火燒鐵鎖之戰雖然在宜昌上游，可是城門之火、殃及池魚是肯定的，這就是宜昌第四次“火劫”。據《宜昌縣志》記載：“清康熙十四年閏五月，吳三桂親至松滋，潛分岳州，兵犯夷陵。”“由水路前進，絡繹上行，并占領境之河西孝子巖，每瞰吹煙起則飛炮入城中。”這就是宜昌城遭受第五次“火劫。”

        不過最為慘烈的還是抗日戰爭期間，日軍突破國軍的重重封鎖，從漢水一帶直插宜昌，數倍于日軍的國軍要么不堪一擊、喪失抵抗力，要么聞風而逃、毫不抵抗，使得日軍幾乎兵不血刃就占領了這座城市，當然就沒躲過又一次“火劫”。據政協宜昌市委文史資料委員會1995年編寫的《宜昌抗戰紀實》記載：民國廿九年（1930年）六月十日，日軍侵入宜昌城，先進行了洗劫，然后在宜昌防火連燒了五天五夜。“熊熊大火達三星期始息。”“街道除劃為難民區的天官牌坊（民主路）、南正街、二架牌坊（新民街）等房屋尚保存較多外，環城西路、鼓樓街（西陵一路）、璞寶街、白衣庵（南正上街）、南門外正街僅有少數房物，而其余大街小巷房屋幾乎全毀。”而據不完全統計，日軍侵占宜昌城期間，被炸毀和拆毀的公房有312棟，私房有51681棟。整個古城幾乎被焚燒殆盡。這就是宜昌古城歷史上遭受的一次最深重、最慘痛的“火劫”。

        宜昌古城之所以屢遭“火劫”，這顯然與其特殊的戰略地位是分不開的。元人劉應李在《大元混一方輿勝覽》卷中“峽州路”條指出：“西陵重鎮，楚之西塞。西通全蜀，北轅襄、漢。”就指明了這座城市軍事重鎮的地位。在那些冷兵器的群雄紛爭的動蕩時代，在之后的軍閥割據的年代，宜昌自然而然成了兵家爭奪的焦點。而當時的宜昌，除了洋人的高樓、地主的深院、商賈的豪宅和低矮的土屋，剩下的幾乎全是板壁房和茅草屋，一旦被人放火，就會火燒連營。

        再加上除了戰爭頻發，還有民間不慎引起的火災，我在寫《小河，三江橋與上下西壩》一文查閱資料時，就看到如下記載：1891年的農歷七月十五，也就是俗稱的鬼節，宜昌西壩的居民祭祖焚紙錢的時候不慎引起火災。燃燒到江邊，焚燒的木船順江流至鎮川門，據記載，那些著火的木船飄過三江、引燃江邊的木船，繼而北岸鬧市都引起大火，受災上千戶，有數十人被燒死。屢遭“火劫”，所以那些曾經存在的大量廟宇建筑也就被毀于一旦。以至于現在，連新民街1號那么一座極為普通的百年木屋都成了寶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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