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九年（626）三月，唐高祖下詔沙汰寺僧；只京師留三寺千僧，其余寺宇并賜王公，僧徒放還故鄉。但到六月三日，高祖退位，太宗大赦天下，佛教又恢復舊觀。

　　南北朝以來，佛教盛極一時，寺院遍及各地，僧尼人數與日俱增。鑒于這種情況，武德四年（621年）六月，傅奕上奏《請廢佛法表》，請求廢除佛教。在奏表中，他首先回顧佛教傳入中國之前的情況，“竊聞八十老父，擊壤而歌；十五少童，鼓腹為樂。耕能讓畔，路不拾遺。孝子承家，忠臣滿國。庠序成林，墨翟、耿恭之儔，相來羽翊。乃有守道含德，無欲無求。寵辱若驚，職參朝位。”之所以會出現這一情況，傅奕認為主要是“當此之時，共遵李、孔之教，而無胡佛故也”。在傅奕看來，只有遵從李耳的道家和孔子的儒家學說，才能使“天下大治”。這是站在儒家、道家學說的立場上反佛教的。他還列舉自佛教傳入中國后佛教盛行的弊病，請求唐高祖“定天門之開闔，更新寶位，通萬物之逵否，再育黔黎，布李老無為之風，而民自化；執孔子愛敬之禮，而天下孝慈”。為了說服唐高祖，他列舉了庖犧氏至漢高祖，歷二十九代，四百余君，“但聞郊祀上帝，官治民察，未見寺堂銅像，建社寧邦”。因此，他請求將“胡佛邪教，退還天竺；凡是沙門，放歸桑梓；令逃課之黨，普樂輸租；避役之曹，恒忻效力。勿度小禿，長揖國家，自足忠臣，宿衛宗廟。則大唐廓定，作造化之主，百姓無事，為犧皇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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