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最近在德國北方可謂是風頭無兩，自從艾伯特總統遇刺，社民黨收縮了自己的勢力范圍，將柏林拱手讓出后，國社黨就迅速占領了他們留下的地盤。

　　雖然在歷史上的1925年，國社黨過的沒有那么舒服。因為在英美的干涉下，協約國為了恢復德國經濟以便于支付戰爭賠款，在1924年前就對德國實行了道威斯計劃。

　　該計劃使得德國在1925年的經濟是呈現恢復趨勢的，這樣一來社會矛盾沒有那么尖銳，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勢力都得到了遏制，反而是溫和的中間黨派上臺組閣。

　　在這個世界線，1925年初，魏瑪共和國的經濟的確也是呈現上升的趨勢，但是艾伯特總統的遇刺打斷了這一進程，國會為了重新劃分勢力范圍變得混亂，導致道威斯計劃沒有繼續按計劃實行。

　　德國到了1925年末，經濟恢復工作還是停滯不前，所以斯特拉瑟的國社黨才能借著這一段窗口期迅速發展。



　　當然，國社黨能夠吸引如此多的人參加并非完全是填補空白的原因，他們宣傳的理念也深得柏林人的認可，在整個德國北方也有了一定的影響力。

　　在1919到1923年，德國的經濟下行讓無數小資產階級失去了自己的儲蓄，淪為了無產階級，他們在掙扎無果后將自己人生失敗的責任推給了社會。

　　此時這一批人急需要一個能夠為自己生活失意開脫的出氣口，此時國社黨橫空出世。

　　斯特拉瑟領導下的國社黨支持左翼的經濟政策，對于占有大量財富和土地的容克資產階級大肆抨擊，這使得他們贏得了左翼人士的好感；

　　同時，國社黨對于在協約國槍口下簽訂的《凡爾賽和約》進行了辛辣的諷刺，號召德國要擴軍撕毀《凡爾賽和約》，重新統一德國，這使得他們贏得了右翼人士的好感。

　　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在斯特拉瑟的綱領和口號下或多或少都看到了自己想要的東西，所以他們紛紛匯集到斯特拉瑟的名下，這也是國社黨能發展的比共產黨更快的原因。

　　但是發展過快也有其缺點，當斯特拉瑟在北方除了柏林之外的城市發展黨員時，隨著隊伍的擴大，原來絕對忠誠于斯特拉瑟的國社黨內增加了許多新面孔。

　　這固然加強了斯特拉瑟的力量，但是分歧也開始出現。

　　斯特拉瑟提出的綱領吸收了左派和右派的優點，讓他發展的更快，但是也因此不得不接受左派和右派的缺點。

　　斯特拉瑟認為，當今德國的矛盾是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即國內的階級矛盾跟國外的民族矛盾，德國應該對內解決階級矛盾，對外解決民族矛盾。



　　然而，現在大約只有三分之一的黨員即斯特拉瑟在柏林的支持者完全擁護斯特拉瑟的路線。

　　國社黨內的左派認為，德國可以聯合英法兩國的工人共同推翻《凡爾賽和約》，而黨內的右派則是認為只要解決了英國和法國對德國的壓迫問題，從中獲取的利益足夠緩解國內的階級矛盾。

　　這兩派的各自都有不少的支持者，經常在黨代會上爭吵，最激烈的時候甚至要大打出手，全靠著斯特拉瑟個人的威望才勉強壓制住了雙方的爭斗。

　　斯特拉瑟曾經向德哲勛爵請教過這個問題，得到的回答令他舉棋不定。

　　斯特拉瑟非常清楚的記著那時的場景，德哲勛爵坐在沙發上，語重心長地對斯特拉瑟說道，

　　“格雷戈爾，黨內有思想路線上的矛盾是非常正常的，一個政黨就像一輛車，不可能永遠直行。

　　當前方是左轉彎時我們就向左轉，當前方是右轉彎時我們就向右轉。

　　至于這個度，你必須學會自己掌握，因為你是司機。

　　你不僅要小心翼翼，還要抓穩方向盤，因為你要對車上所有的人負責。”

　　斯特拉瑟明白，自己必須用絕對的個人意識來主導國社黨黨的路線，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里，自己不能讓一些短視的家伙干涉黨的路線。



　　和平時期可以允許這些人發表不同的意見，因為有試錯的成本，但是在內外交困的德國容不得犯錯。

　　從那一刻起，斯特拉瑟就知道，自己必須要走上集權的道路，不是出于對權力的貪戀，而是德國需要一個掌握最高權力的船長，一個元首。

　　“我一定要讓德國不再重蹈歷史上的覆轍！我一定要擊敗希特勒！擊敗德國人民所有的敵人！”斯特拉瑟下定了決心。

　　正當斯特拉瑟做好了思想準備，打算開始自己的工作時，門外傳來了敲門聲。

　　“進來。”

　　進入房間的是一高一矮兩個身影，正是科伊和戈培爾。

　　“我的元首。”兩人紛紛行禮。

　　“元首，我從巴伐利亞那邊把戈培爾博士帶回來了。”科伊報告。

　　“我知道了，你先下去吧。”斯特拉瑟揮手示意。

　　科伊再次行禮后轉身離去，在經過戈培爾旁邊時用警告的眼神瞪了戈培爾一眼，方才出門離去。



　　戈培爾苦笑了一聲，

　　“元首···”他剛想辯解，斯特拉瑟立刻嚴肅地打斷了他，

　　“我知道你想說什么，約瑟夫，我還知道你上衣的口袋里藏著一把手槍。”

　　“我的元首。”戈培爾誠惶誠恐。

　　“我就問你一個問題，約瑟夫，”斯特拉瑟的語氣此刻反而溫和了下來，

　　“對你來說，是德國人民幸福的人生更重要，還是個人的權勢地位更重要？

　　告訴我你的答案，如果是前者，我今天就當無事發生，你還是國社黨的副主席；如果是后者，看在你為了柏林做出這么大貢獻的情況下，我會放你離開的，只不過，下次見面可能就是敵人了。”

　　斯特拉瑟此時也不確定戈培爾的選擇，只不過他面對此類事情的處理方式和希特勒完全相反。

　　希特勒只有事情發生到必須解決的地步才會悍然出手，而斯特拉瑟喜歡一開始就將一切不穩定因素擺到臺面上，然后掐死在搖籃里。

　　“對我來說，到底是哪個更重要？”



　　戈培爾開始正視這個問題，他的腦海中各式各樣的畫面一閃而過，就像走馬燈一樣，有自己年輕時的郁郁不得志；有在魯爾區演講時受到的追捧；還有和斯特拉瑟在咖啡店關于理想的談話；也有對希特勒指點江山的得意。

　　這些記憶，似乎對自己都很重要，但是又不是最重要的。戈培爾努力地比較它們的分量，很難抉擇。

　　突然，戈培爾靈光一現，他找到了一個好辦法。

　　他閉上眼睛，慢慢地、一點一點地將這些記憶從自己的大腦中移出，當他再次睜開眼時，腦海里想到的第一個東西震撼了戈培爾。

　　那是戈培爾1924年寫在日記本上的一段話：

　　“作為一個真正的德國人，我們思維要簡單一點，愛情要高尚一點，信念要熾熱一點，說話要謙虛一點。

　　如何讓德國人在苦難中變得優雅而高貴，一個懦夫是做不到的，必須要有一個領頭人，一個英雄，一個上帝。

　　我們必須尋找上帝！我們正是為此而活在世界上！”

　　戈培爾如遭雷擊，渾身不斷地顫抖著，他雙手捂著自己的臉，不至于露出自己失態的表情。

　　“你沒事吧？戈培爾，”斯特拉瑟有些擔心，



　　“如果你現在無法做出選擇，我可以給你放假三天好好地回去思考一下。”

　　“不，元首。”

　　戈培爾抬起頭，此時他放下了手，露出布滿血絲的眼睛，興奮地說道，

　　“我知道我一生追尋的是什么了，德國人民必須尋找他們的上帝，讓那個上帝帶領他們擊敗一切敵人。”

　　“那么你覺得那個上帝是誰呢？”

　　雖然戈培爾的答案有些出乎斯特拉瑟的預料，不過斯特拉瑟更想知道戈培爾的選擇是什么。

　　“我不知道什么樣的人可以成為上帝，但是我知道上帝一定很強。”戈培爾用著詭異的表情盯著斯特拉瑟，這是他從未流露出的表情。

　　“我跟隨強者，所以在你被希特勒擊敗之前，我會永遠忠誠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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