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斯特拉瑟給基洛夫寫信，希望蘇聯不要在西班牙問題上死磕的同時，基洛夫也在給斯大林寫信。

　　這位年輕人正在列寧格勒的鄉村里面進行尋訪，研究急速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對農村的影響。

　　在農村的種種現象迫使基洛夫不得不也給斯大林寫了一封信。

　　“尊敬的斯大林同志，希望您在莫斯科一切安好。

　　最近我在列寧格勒監督一五計劃的實現工作。

　　工人們的積極性都很高，所以我們很有希望在截止日期到來之前，提前完成一五計劃的指標。



　　毫無疑問，工業化是一項偉大的成就。在其他資本主義國家，都深陷經濟危機的時候，我們蘇聯卻在大跨步的向前發展。

　　這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然而比起工業，農業上的情況就不容樂觀了。

　　過去一年里，列寧格勒的農業產量進展緩慢，甚至還在倒退。

　　許多地方甚至還出現了饑荒。

　　但是今年明明是一個豐年，沒有道理出現欠收，所以我親自去鄉下訪問了農民。

　　結果他們的話讓我大吃一驚。

　　農業的欠收問題要從很久之前開始說起。

　　或者說，自從建國以來，我們蘇聯的農業政策一直搞的非常一般。

　　當初為了打贏國內戰爭，我們實行了戰時共產主義政策，這當然是正確的，只是對于農民的壓榨過于離譜了。



　　所以后來偉大的列寧同志提出了新經濟政策有效緩解了我們跟農民之間的矛盾。

　　然而，好景不長。

　　1924年新經濟政策的倡導者列寧的去世，致使這一政策的連續性受到嚴重影響。

　　我之前特意去查詢了數據，1927年全國糧食收購量比1926年減少了1.28億普特（1普特相當于16.38公斤），僅為3億普特。

　　城市居民和紅軍都面臨著糧食供應困難，國家的糧食出口也受到嚴重影響。

　　為了解決糧食收購問題，聯共（布）中央于1927年12月14日、24日及1928年1月6日連續發出三道指令，要求各地加緊糧食收購工作，確保完成任務。

　　1月19日，您從新西伯利亞給中央發了一封密電，強調指出了兩點內容：第一，根據《刑法》第107條，打擊糧食投機者和富農囤積糧食者，因為他們是革命法制的破壞者。

　　第二，根據《刑法》第105條，打擊基層機關中那些縱容投機者，因為他們是蘇維埃法律的破壞者。

　　將嚴酷的刑法用于糧食收購工作，這種“非常措施”迅速擴展到蘇聯各地。

　　上述“非常措施”的實行，雖使糧食收購數量暫時飆升，但引起了廣大農民特別是中農的強烈不滿。



　　我訪問的農民對于這種措施是如此說的，

　　“農民非常愿意幫助蘇維埃政權，準備全力幫助國家，但是當局不讓他們發展，因為當局對農民的糧食規定固定的價格，可是農民購買東西卻無法按固定的價格。

　　有人剛把農業發展了，就立刻被當成了富農來對待，并且還被剝奪了選舉權，這就是說當局希望所有的人都過窮日子。

　　應當給農民自由，讓他們發展，讓他們發家致富，因為農民在養活整個俄國，整個俄國都靠農民來供養，怎么能不給農民自由呢……

　　我們只知道國家需要糧食，去哪兒拿？

　　向農民要，向農民要稅，向農民要糧，而農民除了種地獲得的收入之外沒有別的收入�！�

　　我們國內形勢的惡化，首先是由于農村形勢、農業狀況惡化的結果。

　　我們不應該視而不見除了一小部分貧農以外廣大的農村都在反對我們這一事實。

　　現在黨在糧食收購方面的問題提得太突然了，這會造成不良后果，因為農民對壓榨感到憤慨。

　　如果我們現在到各村去并且用各種收費如農業稅、保險金、貸款、股金等等去壓榨農民，那就是我們改變了以前的法令和決定。



　　照我看，這像是軍事共產主義，甚至還要糟糕，因為在和平環境下農民是不會接受這種急劇轉變的。

　　現在不是20年代，因此黨和蘇維埃政權的威望會受到損害，事態會發展成公開的憤慨。

　　您認定蘇維埃制度不能長久地建立在兩種不同的基礎――聯合的社會化工業和以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基礎的個體小農經濟之上，因此，必須走集體化道路，將個體農民經濟聯合為集體農莊，使“各地區毫無例外地都布滿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

　　要加速工業化，就亟需大量資金，資金從哪里來――從廣大農民生產的糧食和其他農產品中“擠”出來。

　　可是農民們又不愿意按照政府的意志和意愿（或者強制無償收繳，或者按照遠低于其成本的價格征繳）交出糧食，于是將農民們趕進集體農莊便是一條捷徑。

　　所以您要求開展“全盤集體化運動”。

　　與此同時，新經濟政策被徹底廢止。

　　然而，集體農莊在用強制手段確保高效收繳糧食的同時，卻扼殺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農民既無權決定自己的生產內容，也不再是自己的勞動成果的主人，這從根本上窒息了生產力的發展。

　　在蘇聯農村，這種危機就已彰顯。



　　農民破壞生產工具、大肆盜竊集體農莊財產，任憑糧食霉爛在地里也不去收割入倉，大幅度地削減播種面積，甚至爆發農民暴動。

　　僅1928年上半年我國各地就爆發了150多起農民騷動事件，1930年2月和3月共發生7576起農民騷動事件、3263起暗殺恐怖活動、2009起散發傳單事件，如此種種都是農村危機的表現。

　　在我看來，如果這種政策繼續延續下去，而不做改變的話，在我們內部將會爆發出新的**集團。

　　這種行為在許多人看來甚至不是反革命，甚至是正當的，他們還能得到許多人的支持。

　　這不是依靠國家政治安全局就能鎮壓的下去的。

　　尊敬的斯大林同志，我依然對你保持忠誠，但是我希望您能夠考慮我的意見，起碼對于農業集體化政策做出一些合適的修改。

　　——謝爾蓋·米洛諾維奇·基洛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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