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臺詩案發生在1079年，是北宋時期著名的政治事件。
  蘇軾在這一事件中成為政治斗爭的工具，經歷了他人生中的至暗時刻。
  烏臺詩案不僅涉及蘇軾，還牽連了包括他的弟弟蘇轍在內的許多其他文人。
  蘇軾最終被判流放黃州。
  這一事件嚴重打擊了他的政治生涯。
  也體現了文學作品在政治斗爭中的影響力。
  《夢溪筆談》的作者沈括，是自張衡后在正史中第二個有傳的科學家。
  沈括自幼家貧，三十一歲才考中進士。
  入仕之后便被榮華富貴所眩惑，竭力營謀進用。
  蘇軾是北宋文壇赫赫有名的人物，沈括對他心存嫉妒卻無法超越其地位。
  于是他利用自己與蘇軾的交往，收集了蘇軾的一些詩作，將其逐首加以箋注，附在察訪報告里，簽貼進呈，告他“詞皆訕懟”。
  別有用心地指控蘇軾詩中諷刺朝政，為后來臺諫官攻擊蘇軾提供了“工具”。
  宋初，為了鼓勵言諫，臺諫官由皇帝親自選拔。
  因此臺諫官地位較高，可以隨時彈劾執政，久而久之，便成為毫無統馭的群體。
  北宋時期的新舊黨派之爭非常激烈，以王安石為首的新政派和以司馬光為首的保守派不斷博弈。
  當時的保守派中，司馬光正在洛陽閉門撰寫《資治通鑒》。
  而王安石曾指責過蘇軾是司馬光反對新政的幕后智囊團。
  加上沈括“譏訕朝政”的老辦法可以故伎重演。
  于是以李定為首的臺諫官，為了打擊保守派的潛在勢力，鞏固新政派的既得政權，有計劃地結伙陷害蘇軾。
  宋神宗接連收到了臺諫們對蘇軾的“控”狀，這場出生入死的文字獄便如火如荼地燒了起來。
  1079年6月27日。
  監察御史何正臣首先發難。
  上札論蘇軾到湖州任謝上表中，有“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
  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指為“愚弄朝廷，妄自尊大”。
  接著是監察御史的舒亶。
  進札子說：“臣伏見知湖州蘇軾進謝上表，有譏切時事之言。
  流俗翕然，爭相傳誦，忠義之士，無不憤惋。”
  這一段與何正臣互為呼應，以期激怒神宗，陷蘇軾于“大不敬”的殺頭之罪，用心非常狠毒。
  緊接著是權御史中丞李定。
  7月2日。
  上札列數蘇軾四大罪狀，句句緊扣著蘇軾怨望和謗訕的對象都是皇帝，富有挑撥性。
  神宗果然被激怒了，下旨道：“送御史臺根勘聞奏。”
  于是太常博士皇甫僎馳驛趕往湖州，逮捕蘇軾到案。
  蘇軾5月20日剛到湖州上任，7月28日就被御史臺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師，在任僅兩個月又八天。
  逮捕當日。
  皇甫僎帶了兩個臺卒直接闖進州衙，秉笏立于庭下，兩個臺卒左右夾侍，白衣青巾，顧盼獰惡。
  全衙人心惶惶，蘇軾是個文人，也沒見過這種陣仗。
  直到看到皇甫僎帶來的臺牒，發現只是尋常的追攝行遣，只是皇甫僎故意那樣威嚇他們。
  蘇軾被綁了繩子帶出郡署門，家人號泣跟了出來。
  據說當時“頃刻之間，拉一太守，如驅犬雞”，很是凄涼。
  蘇軾的妻子王夫人帶著一家二十余口，前往南都蘇轍家寄寓，蘇軾身邊只有長子蘇邁跟隨。
  8月18日，始入臺獄。
  據說御史臺的監獄非常狹小逼仄。
  蘇軾自己記述（《曉至巴河口迎子由》詩），住在里面，一舉手，一投足，就會碰上陰濕粗硬的墻壁。
  仰起頭來，屋頂上開的一個天窗，還不到一片席子大，整個囚房，就像一口百尺深井。
  這位名滿天下的詩人，就蜷縮在這個不見天日的井底，生死未卜。
  “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等待別人宰割。
  蘇軾八月十八入獄，二十日開始問案。
  蘇軾初供：“除《山村五絕》外，其余文字，并無干涉時事。”
  勘狀指責他“虛稱別無譏諷嘲詠詩賦”。
  于是御史臺就移文有關地方的政府機構，向各關系人問證。
  在這樣嚴厲的逼供情況下，即使片言只紙，也都一一輯錄。
  以蘇軾寫作的豐富，像這樣追根究底地夜以繼日地勘問，簡直就是“疲勞審問”。
  參與圍剿的權御史中丞李定是主審之一。
  當時滿朝文武都不敢問及此案，也沒有人敢和他說話。
  據說有一天。
  李定在崇政殿的殿門外，大伙兒一起等候早朝，李定忽然跟同列的官員道：“蘇軾確是奇才！”
  別人不知其意何在，不敢搭腔。
  他自言自語道：“一二十年前所作詩文，引經援史，隨問隨答，無一字差錯，此非奇才而何？”
  說完他獨自嘆息良久，空氣非常凝重，眾人皆默不作聲。
  蘇軾在臺獄，受盡折磨。
  熬過兩個月，總算勘問審理完畢。
  御史臺于十月上旬，撰成勘狀，奏請皇帝批示。

  在御史臺羈押審訊的兩個多月里，各方勢力不斷搏斗。
  御史李定、舒亶等網羅罪名，意圖安謀反之名置其于死地。
  而蘇軾的好友張方平、范鎮等設法營救。
  宋仁宗的皇后、當今的太皇太后也出面勸告，提及昔時仁宗策試，喜得太平宰相兩人之事。
  已經致仕的舊日政敵王安石也上書神宗：“安有盛世而殺才士乎？”
  蘇軾被逮赴獄，弟弟蘇轍便奏請朝廷赦免兄長，自己愿意納還一切官位為兄長贖罪。
  通篇文字非常謹慎，但情實融會，很能使人感動。
  御史臺勘狀奏上后。
  十月十五日奉御批：“見勘治蘇軾公事，應內外文武官曾與蘇軾交往，以文字譏訕政事者，該取會問驗看若干人，聞奏。”
  就在同一日，因太皇太后患病，肆赦天下的詔令也發表了，假如不問死罪，蘇軾至少已無生命之憂，大家松了一口氣。
  在上下內外的營救下，蘇軾免得一死，責授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
  蘇軾于八月十八日入獄，至十二月二十九日出獄，歷時四個月又十二日。
  出獄之時，已經是歲末新年了。
  恢復了自由，蘇軾難免松了口氣，作詩兩首，第二首為：
  平生文字為吾累，此去聲名不厭低。
  塞上縱歸他日馬，城東不斗少年雞。
  休官彭澤貧無酒，隱幾維摩病有妻。
  堪笑睢陽老從事，為余投檄向江西。
  寫完后，念了一遍，然后擲筆嘆道：“怎還不改？”
  烏臺詩案是宋代政治斗爭的一個縮影，尤其是新舊黨派之間的對立。
  這一事件體現了政治權力是如何利用文學作品作為打擊對手的工具，來維護自己的政治利益。
  也展現了文人在表達自由和政治壓力之間的掙扎。
  烏臺詩案是蘇軾個人命運與歷史進程交織的一個例證。
  作為一位杰出的文學家和思想家，他的個人經歷反映了更廣泛的社會和歷史動態。
  這一事件不僅改變了蘇軾的人生軌跡，也對當時和后世的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對于理解中國封建社會的政治文化環境具有重要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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