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十三日，大明朝廷免除二年天下應征收的錢糧。禮部右侍郎孫承宗擔任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參與軍機要務。二十三日，命孫承宗兼理兵部事務。

　　二月初三日，天有異動。遼東日暈，兩傍有耳如月狀，內紅白光焰閃爍，倏如玉環，其大竟天，并日暈形影如連環狀，如西南東北面，復各有形如日，但其色慘淡，如月之在寵。其日暈之上，大圈之中，約有光彩數十丈，青紅如虹狀。忽如人形，又似刀形、弓形者，二皆外向，與日光相背。自辰至午方散。

　　有言官上奏，言“西虜跳梁，播酋負固東海，夷患未熄，中原災害頻仍”，諫皇帝朱由校“親郊祀，勤朝講，批章奏，錄遺賢，明賞罰，化朋黨”。

　　不過朱由校徹底的無視了他，而朝廷則將“異象”定性為吉兆，與沙嶺大捷并論；異象發生在遼東，后金自然也看到了，后金政府也定異象為吉兆，稱其為“天命所歸”之表現，是“天佑我而不佑中華。”。所以說，自古以來，吉兇之兆也就這么回事，封建迷信不可靠，還是要堅持唯物辯證法。

　　不過此時大明與后金所“共有”不僅僅有吉兆，還有蒙古。二月初四，明期使者到達察漢浩特，與林丹汗蒙古開展外交談判；后金努爾哈赤宴請科爾沁等蒙古部落旗主，以增加“友誼”，明金關于蒙古的外交爭奪戰開始了。

　　明朝將蒙元逐出中原后，北元對各地區蒙古勢力的控制弱，整個蒙古族成為了三大部分，瓦剌；韃靼；兀良哈。

　　明初，兀良哈是內附，太祖認為“有才能者，一體擢用”，設置泰寧、朵顏、福余三衛指揮使司，三衛隸屬寧王大寧都司。經歷了二百多年，這三個衛所，如今都名存實亡，其中的蒙古人大多都漢化，剩下的少部分加入、建立了新的小部落。

　　除了南附的兀良哈部，瓦剌和韃靼之間的關系實在談不上有多和睦，互相攻伐是常有之事。蒙古就在這樣的局勢之下越來越碎片化，徹底的從一個統一的國家退化成了對一個人群的總稱，就像德意志與神羅。

　　等到明萬歷三十二（1604）年，蒙古末代大汗林丹汗繼位時，漠北蒙古（外喀爾喀部）根本不承認其大汗的地位，漠南蒙古中的科爾沁、內喀爾喀、土默特、鄂爾多斯諸部各自為政。身為大汗的林丹汗只能控制遼河流域的察哈爾部，因為察哈爾王統的余威，算是勉強被大多數部落遙尊為共主。

　　但這顯然滿足不了林丹汗的雄心，他夢想著恢復祖上的榮光，開始強力打壓、收攏各部落。“南朝只一大明皇帝，北邊只我一人，何得處處成王？我當先處內，后處外”。

　　而后金的努爾哈赤發現了蒙古各部離散的現狀和傾向。“蒙古之人，猶此云然，云合則致雨，蒙古部落合則成兵，其散猶云收雨止也。俟其散時，我當而躡取之。”

　　而且搞定蒙古也是南下攻明的必然舉措之一。至少，在名義上蒙古各部還是大明的盟友，雖然是花錢買來的盟友。

　　對于人口、兵力有限的后金來說，如果傾全力南下，萬一蒙古人在側后偷襲，則首都腹地不保。因此，女真人挖蒙古人墻角的事從來就沒停過，在努爾哈赤分裂國家、建金稱汗前，科爾沁、內喀爾喀等部便與建州達成了聯姻關系。

　　而林丹汗卻始終處理不好察哈爾部和漠南蒙古各部的關系。而且在這段時間里，蒙古各部在明朝“市賞”下，經常以明朝盟友與后金進行小規模的戰爭，但結果幾乎都是蒙古大敗。

　　年輕的林丹汗，一方面在內部為恢復蒙古“共主”的地位而努力，另一方面則在外交上對明朝展開攻勢。1615年，林丹汗開始進攻明朝，以兵挾賞，雖然被大明的軍隊打退，完全沒有任何收獲。但此舉卻成功的改變了他在明朝大臣心中“懦弱未威”的形象。明朝發現，新興的林丹汗可以成為與后金抗衡的重要籌碼，于是采取中原王朝兩千多年來屢試不爽的“以夷制夷”之策，用大量的賞賜拉攏林丹汗，試圖借助林丹汗武力與后金抗衡。林丹汗則利用明朝心理，不斷索取大量賞賜。

　　明、后金與蒙古各部就這樣在東北亞這片土地上合縱連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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