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苑的太液池大部分都是人工開鑿的，元代時有北海、中海，至明代又挖開了南海、修建萬歲山，形成了今日西苑大體格局。不過也正是因為它是人工湖，所以與自然互相是比較淺的，湖上的船自然也就不會太大。

　　所以當這群樞密院的預訂官員們依次上船后，讓原本還很寬敞的船艙顯得擁擠了起來，恐怕船身上的水位線都上升了不少，這種感覺讓朱由校不太舒服，但他還是盡力的不讓自己的表情流露出來，他面南背北，端坐于上，做出一副威嚴的樣子。

　　沒辦法，作為一個皇帝，就要做符合身份的事情，用現代化的話來說就是保持人設。在中華傳統之中，天子就當端坐明堂，坐北而朝南，惜字如金，不辨面容。不辨顏色可以保持莊嚴與神秘性；而在坐姿上，馬扎、布墩等雖舒適便利，但皇帝只會在私下用，因為十分不莊重，有損威嚴，如果這樣接見大臣是有侮辱性的，放在春秋大概率會演變成弒君事件。

　　朱由校掃視一周，看到臣子們都肅然坐成兩列、正襟危色垂足而坐、恭敬地低頭不語，雖然有的還能看出很是緊張，但所有人卻都表現出了嚴肅恭敬與氣質，坐在后面的有幾個顯得十分健壯，坐姿也比較粗獷，應當是武人出身，而右列的第三個則是露出一絲儒雅的氣質、舉止自若，藹然可親，很是吸引朱由校的目光，可惜他也是第一次見這些人，所以他們的長相與名字對不上。

　　掃視一周之后，朱由校對這群年輕人還是比較滿意的。這些年輕人讓他看到了大明未來的希望。（明明在場的所有人都比他年齡大，但他畢竟二世為人，算上前世的年紀，這樣倒也不算過份。）

　　這些年輕的官員與朝庭現有的各派系的關系都不深，但或多或少不可避免的還是有一些影子。

　　歷史上古今中外的改革，不論成功與否，都會涉及到一個非常敏感的問題：權力分配的問題一一改革本身就是一種對權力的重新分配的行為。

　　皇帝一人對峙群臣、整個朝庭，那樂觀點說是自取其辱，悲觀點說是自取滅亡，就算是嘉靖皇帝這種權術巔峰的人物，也只弄了一次大禮儀，后期還是要任用嚴嵩等人的；扶持一派大臣對抗另一派，玩平衡才是皇帝應該做的，當然派系的數量與斗爭程度應該控制在一個合理區間之內，如果黨爭那就不好了。

　　不過對于皇帝來說，那怕是黨爭政斗，也比臣子們“同心同德，萬眾一心，眾正迎朔”要好，如果發生了后者，那這皇帝坐得也沒什么意思了。

　　朱由校想要改革的話，正面士紳是遲早的事情。明初即實行“士伸優待”政策，此舉有益于穩定地方，鞏固統治，鼓勵文化，但也促進了士紳階層固化，經濟特權帶來的富貴使他們追求政治的特權，尤其是自己的爺爺萬爺晚期怠政之后，各地方幾乎完全處于士伸的影響之下，而且他們還貪得無厭地把爪子伸向了中央。

　　而朱由校對付士紳與權力的重新分配，只有兩條大的方向道路可以選擇：一是向士紳放權，成立類似議會的機構，鼓勵地方成立團練，正式承認士紳們的地位，將他們竊取的東西付予合法性。此類好處甚多，成效極快，是王朝續命的極佳選擇一一當然也只能續個數十年命而已，即使此舉使政府渡過了統治危機，最后也遲早會被日益強大的地方推翻，如東漢末年與晚唐一般的局勢。

　　二是集中權力，再次中央集權，打擊士紳，汰他娘的：大士紳抄家滅門，小士紳馴服為犬馬。朱由校更中意這個，但難度太大了，一不小心讓南方士族、海商（賊）和北方軍閥、晉商“一所懸命”，來個下克上了，使政府直接垮臺斃命的可能性更大。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指出:國家是一種表面上凌駕于社會之上的力量。國家的特點之一就是擁有公共權力，為維持這種公共權力，就需要公民繳納費用一一稅。而財政就是國家為維護并依靠它所擁有的公共權力，強制地占有一部分社會產品，從而從整個社會產品的分配中獨立出來的種以國家為主體的分配活動。

　　而現在，大明連稅都收不上來了，整頓財政，和權力重置就更難辦了。

　　改革是要廢除或局部的改變舊秩序，建立一個新秩序，但在舊秩序滅亡與新秩序建立之前有一段空檔期一一無秩序時期一一再壞的秩序也好過沒有秩序。

　　壓迫的秩序，剝削的秩序，必定消失于歷史長河之中，但在17世紀這是空談。而且大明現在真的不一定能撐過空檔期。

　　無論先輩們造出的基石有多么地堅固，一旦后人們不去翻新，遲早都會崩潰。當一個國家在走下坡路、立于深淵之前時，需要有一個人坐到駕駛位上去，勇敢地踩一腳油門，或剎車。朱由校想作后者。

　　朱由校就這樣一邊看著樞密院年輕官員們，一邊思索著。

　　而眾人都是第一次離皇帝、皇權這么近，他們很是緊張，低頭著等待皇帝的御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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