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哈爾產(chǎn)生的一系列變化也許并不明顯，在南京看來也不過是小打小鬧，老蔣更關心的是軍事上的事，趙子赟順利收編方振武的部隊，何應欽與日本人又達成了協(xié)定，長城一線算是穩(wěn)定了下來，馮玉祥鬧歸鬧，和真實歷史相比，不論規(guī)模還是影響力都小了不少，老蔣再次把目光轉向南方，那片赤色區(qū)域的清剿到了關鍵時候，幾次失敗，他也找到了一些法子，準備一鼓作氣解決這個問題。

　　德國人依然還在拼命改進那該死的坦克，羅爾夫都有些羞于見趙子赟，正好張家口電廠已經(jīng)建設完畢，幾條主要的輸電線路也已經(jīng)架好，他很是熱情的投入到電網(wǎng)規(guī)劃當中，算是一種補償。

　　緊跟德國，美國、英國、法國又將早已撤除的察哈爾領事館恢復起來，派出得力人手，加強與趙子赟的合作，相比之下，一直在察哈爾設置領事館的日本則有些郁悶。

　　按理說他們有先入之機，可偏偏開展工作最差的是他們，早先趙子梧對日本人是深惡痛絕，絕不來往，弄得他們根本插不進去，后來趙子赟上位，多少給了點面子，見了幾面，只是禮節(jié)性的，沒有任何實質(zhì)內(nèi)容，但不管怎么說，也算是有了突破。領事橋本正康正想著怎么打開這個缺口，隨即便爆發(fā)了熱河戰(zhàn)役，第六師團攻打多倫一舉將他的所有努力化為泡影，眼下別說見趙子赟，就是走進察哈爾省府大門都絕無可能。

　　占著人家的東四省，打不開局面也無所謂，國內(nèi)向來是文的不行來武的，趙子赟見不見他，橋本正康都不操這個閑心，只要低下武官刺探各種情報的事情沒有阻礙，他也懶得太巴結趙子赟。

　　可眼下局勢有些不一樣了，前年吃了趙子赟偷襲沈陽的大虧，日本國內(nèi)也是有著兩種不同的意見，以石原莞爾為首的具有戰(zhàn)略頭腦的人認為趙子梧死后，察哈爾其實和南京并不和睦，這給了日本一個機會，將趙子赟爭取過來，畢竟日本和他沒有殺兄之仇，反而是趙子赟占了便宜，這個想法不但得到了當時的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的認同，也得到了奉天機關長土肥原賢二的認同。

　　但日本軍界那些狂熱分子卻有著完全不同的觀點，沈陽是他們的奇恥大辱，不但損兵折將，還因為趙子赟的打劫，所獲甚少，關東軍司令部喜多誠一、原田熊吉、田中新一等參謀就認為南京和察哈爾的關系正是他們徹底占領察省的良機，趙子梧死后，不論是山西還是平津，都不會和趙子赟聯(lián)盟，攻打察省即沒有華北那么敏感，也不用擔心其他方面的救援，還能報沈陽之仇。

　　這個主張得到后來接任關東軍司令官的武藤信義一定程度上的認同，他到不是為了報仇，能做元帥的人自然不會被感情所左右，同意攻取察省的意見主要還是來自于北方蒙區(qū)的壓力，占領東三省后，日本人和蒙古王公頻繁接觸，算是有些臭味相投，但趙子赟接過大哥的察省后，一番改革，尤其是正紅旗的倒戈，給蒙區(qū)的蒙古王公帶來巨大壓力，武藤信義更多還是從滿蒙一體化這個方面來考慮的，認為有必要消除察哈爾對蒙區(qū)的影響和壓力。

　　此外就是在多數(shù)場合，趙子赟的言論上都有敵視日本的傾向，不論從軍部還是外務省傳遞的消息里，都提及趙子赟在三十一軍中始終把日本作為頭號敵人向士兵宣傳。綜合兩方面的因素，主戰(zhàn)的聲音占了上峰，就這才有了后來熱河戰(zhàn)役時，第六師團攻擊多倫的舉動。

　　第六師團的慘敗引起日本國內(nèi)一片嘩然，武藤信義這才認真審視起察哈爾來，武力并不是唯一手段，這也是他后來采納土肥原賢二意見的重要原因，他不會因為一個師團攻擊不利而無限制增加軍力，獲取最大利益才是重要的，他相信如果集結三到四個師團，絕對能碾平察哈爾，但有必要付出這么大的代價嗎？于是，在他的主導下，土肥原和石原的戰(zhàn)略設想又被重視起來，收服察哈爾不但可以減少損失，還能進一步穩(wěn)定蒙區(qū)，可謂一舉多得，而且，塘沽協(xié)定后，這也符合關東軍對華北的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戰(zhàn)略設想，搞定察哈爾，日軍都可以直接從察哈爾攻入山西，打入中國腹地，只是趙子赟到底什么想法還不清楚。

　　圍繞察哈爾，日本軍部爭論不休，主戰(zhàn)派認為，多倫一戰(zhàn)后，已無和趙子赟合作的可能，只有打到底一條路，主張合作的土肥原和石原認為，要仔細剖析趙子赟此人和他在察哈爾的影響，從他的言行上看，他們認為趙子赟是個矛盾的人，一方面他通過一些話語，抬高自己民族大義的形象，以此掌控住察省和三十一軍，比如他將日軍列為頭號敵人的說法，但反過來，他更在乎的是他在察省的權利，比如在熱河戰(zhàn)役中，他就沒高舉著抗日之旗，這就說明了他是不愿意成為眾矢之的，所謂抗日，借口的成分大，這已經(jīng)有三個例證，一是當年尾隨關東軍入沈陽打劫，二是多倫戰(zhàn)役時，他對湯玉麟及孫殿英痛下殺手，另一個就是收編方振武，明確表態(tài)不支持馮玉祥的抗日同盟軍，從中可以看出，在抗日大旗和自身利益發(fā)生沖突時，他完全傾向后者。

　　一個利益至上的投機者，這是石原莞爾對趙子赟的評價，他認為趙子赟的底線就是察省必須在他手里，這也很好的解釋了趙子赟為何和德王等人格格不入，一直抓著察哈爾八旗不松手。對于這樣的人，石原莞爾認為，一旦有人大舉入侵察省，趙子赟恐怕會魚死網(wǎng)破拼到底，不管對方是誰，當年第六師團攻打多倫、李肅反叛、李服膺入陽高都印證了他的這個說法。

　　爭論的結果是主戰(zhàn)派暫時做了讓步，不是他們認可了石原莞爾和土肥原賢二的說法，而是以石原為代表的合作派并不是毫無保留的合作，土肥原賢二的說法得到不少主戰(zhàn)派的認可，就算要打，也要做些準備，比如通過一些合作，把勢力滲透到察哈爾內(nèi)，爭取形成當年東北的格局，一旦合作難以為繼，再來一次沈陽事件，必將事半功倍。

　　而且一旦真的合作，也將進一步孤立察省，難說趙子赟會投入到帝國的懷抱之中，土肥原的戰(zhàn)略設想可謂一舉多得，可進可退，怎么看都不會有不利之處，軍政兩方最終都同意先進行試探性的合作，依據(jù)情況來確定最終的方案。

　　在這個背景下，張家口領事館又成了重要的橋梁，國內(nèi)軍政兩方的突然轉變對橋本正康是一種折磨，外務省可不會去管趙子赟見不見他，只知道他一兩個月都沒有任何進展，這是絕對不行的！

　　沒有任何的突破口，橋本正康真是恨不得辭職打道回府，還是一個偶然的事情讓他有了試一試的想法，這都源于他的一位同鄉(xiāng)，來張家口找他，希望能夠通過他參與察哈爾這一年的商品交易會，最好能和多倫的皮革廠達成協(xié)議，購買皮革。

　　橋本正康仔細了解后才明白同鄉(xiāng)的意思，本來日商和察哈爾雖然沒有直接瓜葛，尤其是皮革這一項，好在有赤峰，日商可以通過赤峰的商人去多倫采購，多倫戰(zhàn)役之后，赤峰與多倫的線算是徹底斷了，從北平找中國客商協(xié)助不是不可以，但這控制力就弱了，因此同鄉(xiāng)希望能夠直接和察哈爾交易。

　　這等事本不是領事館該關注的，不過橋本正康卻從中想到一個法子，他知道察哈爾現(xiàn)在農(nóng)牧產(chǎn)品越來越多，也不像以前有多少都有人要，而皮革、羊毛這些東西日本還是很需要的，何不以此為突破口？他覺得不管怎樣，趙子赟應該不會拒絕日商參加交易會吧？

　　他緊急上報外務省，希望在這方面給予支持，說白了，就是花錢的事，用錢先把察哈爾的門砸開。國內(nèi)這次倒是給了他支持，不但給了他一筆特別費作為采購察哈爾農(nóng)牧產(chǎn)品的經(jīng)費，還給了他一個意想不到的支持，鞍山昭和制鋼所將配合他參加交易會。

　　這個迂回戰(zhàn)術確實讓陳淑珍有些難以決斷，察哈爾對外宣傳是歡迎任何國家、任何省市的商家來張家口參加交易會，如果拒絕橋本正康的請求，一旦做起文章來，恐怕又不好收拾了。

　　無奈，她只得挺著大肚子來找趙子赟，想著這事還在門口滑了一下，差點沒讓趙子赟嚇得魂飛魄散，聽完她說的事，趙子赟氣不打一個地方來，張口就拒絕，陳淑珍面帶憂色的說出了自己的擔心，若是趙子梧，肯定還是拒絕，他見到日本人就恨不得一刀宰了，可趙子赟就不一樣，聞言他陷入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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