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周翔的保證，魏天中臉紅的能滴下血來，自己如此等于被陛下狠狠的打了臉，再也沒有什么話可言。rg而趙昺雖然很惱火，但也沒有大發(fā)雷霆之怒，只是命陸秀夫等人予以配合，盡快修復太廟，自己將在年前進城入駐北宮，然后領軍出城回去了，而讓周密留在城中前往吏部辦理入職事宜，準備履職。他回錢塘行宮的途中一言未發(fā)，大家都知道皇帝生氣了，自然誰也不會去討無趣。
“真該殺了這匹夫！”趙昺在屋里轉(zhuǎn)了一圈又一圈，怒氣依然未消，喝了杯水后恨恨地道。
“官家，今日是怎么了，發(fā)這么大的脾氣？”蘇嵐給皇帝續(xù)上水，輕聲問道。
“這廝居然為阻止我進城，竟使出如此拙略的把戲，真是讓人惱火。”趙昺余怒未消地道。
“阻止官家入城？又為什么呢！”蘇嵐聽了皺皺眉，也十分詫異，這種事情就如同主人到了家門口，卻被家奴阻于門外一般。
“都是些上不了臺面的瑣事，他們自以為阻止我入城就可以借題發(fā)揮，將朕架空。”趙昺冷笑聲道。
“官家怎知？”蘇嵐問道。
“很簡單，城中頒布的公告，皆以中書或尚書省的名義，而非用敕令。”趙昺攤開手言道。
“他們?nèi)绱斯偌易钥梢缆蓱吞帲趾伪厣鷼猓 碧K嵐捧上茶水道。
“依律處罰？！他們都是老油條，自然不會讓我抓住把柄的，以那些微末之罪也只能申飭、罰俸，難傷其根。弄得不好，還會讓朕落人口實。”趙昺苦笑道。
姚良臣等人以宮室損毀為名不讓自己入城，在外人看來是合情合理，畢竟皇帝要有符合身份的住宅才能顯示帝王威嚴。若是大興土木修復宮室，則可以給他扣上國家未復，便急于奢侈享樂之名。反正他們總有話，而自己選擇北宮其實出乎了他們的意料，才出那么不靠譜的理由阻止。
而偏偏這些東西還真夠不上什么罪過，更不能是什么大錯，當然若是硬給他們套個違旨或是欺瞞的罪名也不是不行，但自己可就真成了昏君了。且他們大可以用工作失誤，做事不精細、屬于管理、御下不嚴為由辯解，自己也只能以辦事不利為由訓一頓，然后罰點工資拉倒。
那一定有人了，你傻啊！一個現(xiàn)代穿過去的人不知道什么叫依法治國，對這些不作為、懶作為的家伙盡可以公務員管理條例將他們撤職，開出公職，甚至定他們個玩忽職守罪，讓他們吃幾年牢飯。你以為趙昺不想啊，那是沒辦法，無論是政治環(huán)境和理論基礎都不允許他這么做。不服，換個人來試試！
要知道古代國家在未有法典之前，大都經(jīng)歷過一個秘密法的時期。上層貴族社會認為刑律隱蔽好，決不能讓國人知道。這樣才有利于貴族隨意處置老百姓，增加**的恐怖和神秘。而在中國春秋時期，子產(chǎn)決心打破這種傳統(tǒng)，他鑄大鼎將國家法律條文鑄在上邊，把鼎放在城中繁華之處向世人公布，并嚴格依法辦事，增加了社會的透明度，首開政務公開的先河，也是一次重大的普法宣傳和教育活動。
這該是我國第一部公開的法典。但是由于子產(chǎn)鑄刑書打破中國歷史長期以來“刑不可知，則威不可測”的秘密政治傳統(tǒng)，不可受到受到了一些貴族的猛烈抨擊。然而子產(chǎn)鑄鼎之事的價值不僅僅是頒布這些法律，可以是拉開了中華法系的偉大序幕。
春秋時期還有一個被后世稱為法家三大流派之一的開山鼻祖的申不害，其研究的是術(shù)，主攻方向是官僚體制的管理。其對韓國的組織機構(gòu)進行了改革，也就是所謂的“循名而責實”的工作。循名責實實際包括兩個層面的意思，一是明確各個職位的職責范圍，避免職能不清和職能交叉；二是根據(jù)你的職位確定你的權(quán)力，按照職位職責考核工作成效，按現(xiàn)在的話來建立工作責任制和責任追究制。
申不害認為，你有你的職守，你的職責就是干好職工作，超職守就是權(quán)，就是違法。他的職守類似我們今天的管轄權(quán)，我們現(xiàn)在的管轄權(quán)分為級別管轄、地域管轄、部門管轄，估計申不害當時也有這樣的一套制度，界定每個層級、每個部門、每個區(qū)域的職權(quán)范圍。申不害通過強化吏治，推行工作責任制和責任追究制，有效提高了國家政權(quán)的行政效率，使韓國顯現(xiàn)出一派生機勃勃的局面，但仍然沒有能夠善始善終。
趙昺覺得若是中國若是能沿著法制的道路走下去，也許中國的封建社會體制早就被打破，不會等到二十世紀，還是半封建社會形態(tài)了。而歷史不容假設，在自漢武尊儒以來，儒教成了唯一的正統(tǒng)學，孔子的一句話幾乎成了論儒法利弊的至理名言，“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而隨著國人受儒禮熏陶已久，對法家誤解來深深。法家更是被歷代儒者描述為刻薄寡恩之流。
事實真的如此嗎？法家真的那么壞，儒家真的那么好嗎？其實此時的趙昺最清楚，對自己來還是儒家好。為啥呢？從質(zhì)上，儒家和法家的出發(fā)點都是維護中央集權(quán)的，兩家也都企圖限制最高統(tǒng)治者的權(quán)力，避免君王為所欲為。儒家給國君粘的緊箍咒是天道，君主要順應天道，仁政愛民。而法家給國君戴上是法律的枷鎖，君主要懸法而治、奉公去私。
如果你是一國之君，是要不傻，愿意用法家還是用儒家？相必多數(shù)人會選儒家，儒家把你吹捧為至圣先師，道德楷模，你不暈菜才怪，而儒家給你限制只是根伸縮性極強的松緊帶。所謂的天道，也真有天知道，除非你犯了大逆不道的事，天道幾乎不會管你的。
反觀法家就不那么識趣了，法家你皇帝也一樣，不是什么真龍?zhí)熳樱皇且粋�普普通通的魚蝦而已。你能統(tǒng)治國家僅僅是因為你生得好，聽到這你一定氣暈了。更要命的是法家時時念著法律的緊箍咒，法律不能隨意修改，無論你高興與否都要按法律辦事，即使是不大不的事也要依法辦理，你要做守法的楷模。
想想用儒家，你可以恣意妄為，朝野上下都將你奉若神明，天天萬歲喊著，好東西供著，放個屁都能被當做金言玉律；而法家不但不敬著你，還把你從神壇上拉下來，頭頂上還懸著把法律的利劍，不定哪天就會將你罷免。如此答案就簡單了，這當然也就是為什么歷代帝王選儒家的多，選法家的少的原因。
趙昺學了這么多年的儒術(shù)，清楚儒家的可貴之處在于提出了崇高的道德追求和大同的社會理想，使社會與民眾有了高遠的目標。但作為治國之策卻有著不足之處，其是性善論的理想主義者，是以至圣先師的言論作為行事的標準，把道德作為法律使用，也是引禮入法。
但是道德太過泛泛，比如要求公共汽車上必須給老幼讓座，否則殺頭，可是標準太高，一般人根無法達到，于是偽善盛行，賄賂公行。翻翻幾千年的歷史不難發(fā)現(xiàn)，儒家治下除了偽善和人性扭曲之外，就是造假和賄賂公行。所以趙昺以為儒家只能作為個人的思想品德教育，卻不是治國之術(shù)。而歷代歷代也是儒法之道雜行之，興兵建國時實多為法家，守成多用儒家。
不過趙昺卻尷尬了，他初到這個世界的時候哪里懂得這些，又沒有治國治軍的經(jīng)驗，于是參照自己前世管理企業(yè)的模式管理部眾，反倒暗合了循名責實的法治基礎，使帥府上下形成了事事有人管，盡心盡責的行事作風。可隨著行朝的遷入，又把以儒治國的制度帶到了瓊州，雖然他也進行了抵制，但是……若是能徹底實施，自己恐怕也裝不下去了。
所以趙昺今天受了點腌臜氣實是自找的，但是作為儒法治國的最大受益者，這點氣不高興也得受著。好在他堅持以法治軍，沒有讓其波及軍中，而潛邸舊屬仍然保持著令行禁止的習慣，得以給自己找回點兒面子，也給了那些不安分的家伙些警告，這比之罰點俸祿要管用。
準確的趙昺今天是在生魏天中的氣，也是在生自己的氣。他發(fā)現(xiàn)人在私利和群體利益之間做出選擇真的很難，雖然有身不由己無奈，無力改變的痛苦，但仍然讓他的內(nèi)心頗受煎熬，感到彷徨無助。大有有心殺賊無力回天的感概，可更多的是負罪感……
不過趙昺這次臨安城之行也沒白去，次日的晨會陸秀夫已經(jīng)下令開始清理宗陽宮周圍的住戶，并擴建真圣宮以便將北宮中的各路神仙都‘請’到那里去安身。而魏天中也協(xié)助調(diào)集修復所需的材料，收集從宮中流散的御用之物，以備所需；同時開始調(diào)集工匠整修太廟，打造儀仗。禮部則呈上入城典禮的行程安排，及細節(jié)清單。
趙昺閱后照準，而他當前最關心的當然還是擴軍，此時宋軍除了留守瓊州的第十步兵師，已經(jīng)部投入戰(zhàn)場，但是要守護漫長的長江防線，鎮(zhèn)守收復的各州府，緊靠這十多萬兵力是肯定不夠的。如今除了籌建內(nèi)河水軍和征募十萬新兵外，他仍覺不足以填補空缺。
現(xiàn)在趙孟錦所領的四個師已經(jīng)兵至江州，部收復了長江下游各個重鎮(zhèn)，就地轉(zhuǎn)入防御，他下旨任命趙孟錦為江南東路制置使，負責建康至江州的防御江防及州府的守備。第一師駐扎建康，以陳鳳林為鎮(zhèn)撫使；第二師駐蕪湖，以劉志學為鎮(zhèn)撫使；第三師駐扎于池州，以莊思齊為鎮(zhèn)撫使；第四師駐扎在江州，以孫愷為鎮(zhèn)撫使；五師暫留紹興，以冉安國為鎮(zhèn)撫使。
當然憑借這點兵力是難以守護這么大的地盤的，趙昺下旨以各師為基礎，將團擴編為師，団屬炮兵營擴編炮團。然后整編成為一個軍，下轄三個步兵師，軍屬輜重團、警衛(wèi)團和騎兵團、炮團和一個斥候營。各軍繼承原有番號，下屬各師改成一零一師、一零二師及一零三師，各軍皆是以此類推。而第十師現(xiàn)在瓊州，可先行參與整編，其余各師在戰(zhàn)事結(jié)束后照此辦理。
如此一來，每軍轄兵力近四萬人，可增加兵力三十萬人，禁軍兵力可達五十萬。而考慮到來日的復國之戰(zhàn)，還需組建二線兵團，平時鎮(zhèn)戍各地，戰(zhàn)時作為后備力量，按照慣例仍成為廂軍。不過暫時限于財力，暫時只能列入計劃，待戰(zhàn)事告一段落，形勢稍緩后開始組建。
趙昺知道這種外重內(nèi)輕的兵力布置是十分欠妥的，一旦內(nèi)部有事發(fā)生，就不得不抽調(diào)禁軍前往鎮(zhèn)壓。因而現(xiàn)在只能著令各地方州府先行組建鄉(xiāng)軍，由他們負責地方治安，緝盜平叛。另外的措施就是盡快實施新政，安撫民心，清除蒙元殘余勢力和漢奸，消除不穩(wěn)定因素。
大規(guī)模的擴軍帶來的是對武器和軍資的大量需求，趙昺知道僅憑都作院和匠作司的力量是難以保證供應的，他只能一邊擴大匠作司的規(guī)模，增加各式火器的產(chǎn)量，一邊將些輔助的盔甲和器仗交由民間作坊生產(chǎn)，以便能保證所需。不過又使得財政支出大為增加，而前些年攢下的家底兒在短短的幾個月時間幾乎消耗殆盡，靠繳獲、罰沒的財產(chǎn)支撐。
這不能不讓趙昺感嘆打仗真不是鬧著玩兒的，燒錢的速度堪稱神速，而自己的好日子真是太短了，熬了這么多年兜里剛剛有幾個余錢，轉(zhuǎn)眼就沒了，再這么下去自己的金庫只怕也保不住了，而發(fā)愁的日子也又到了……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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