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法勝明文法

        我們中華是文明古國，文化底蘊自然豐厚。

        中華傳統文化，是五千年中華各民族提煉的精華，是人類文明的結晶。但自五四運動“打倒孔家店”口號一起，全盤打倒、否定中國傳統文化，似乎成為無產階級革命的標志。

        否定傳統中華文化，貌似很革命，實際是倒退。當野蠻被冠以革命的名義，一切非法的血腥行為手段，都有了堂皇的理由。與傳統觀念決裂，曾經使無數熱血青年誤入歧途。在階級斗爭理論支撐下，當擁有二十畝田地、一個手工業作坊或一個商鋪的人被劃為敵人后，人們并不考慮，這些所謂敵人的財產，是來他們自身的聰明勤勞奮斗和祖傳繼承。

        當風花雪月和琴棋書畫，都被當做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時候，你不能不佩服這些無產階級革命者的革命性的徹底。

        只是他們忘記的或不在意的是人是有思想的。

        今天，倘若我們再用階級分析的方法，按財富來分析一下他們階級屬性的時候，不難發現，這些人基本上都屬于“官僚、地主、資本家”這個敵人的營壘。不同的是，以前被無產階級專政的那些“官僚、地主、資本家”，他們的財產大部分是自身的聰明勤勞奮斗和祖傳繼承。而今天的這些“官僚、地主、資本家”，沒有一個人的財富，是從種地、做工開始創業發展的歷史。眾多落馬的貪官已經給我們做出注釋，他們的財產基本來源于權力致富。在職官員公示財產提案，使在職官員們如臨大敵，同仇敵愾的抵制、反對，他們用實際行動將自己劃為貪官。

        這些人，基本上是暴力革命的既得利益者。對先人那段逼上梁山鬧革命、打天下的歷史，有著深厚的血緣繼承情結。他們對那段歷史，鐘情醉心于“革命無罪，造反有理”。只要有質疑他們先輩革命理念的不嚴謹或合法性缺失，他們都會不約而同地敵視。

        不知道他們在鼓吹暴力革命的時候，有沒有想過，如果今天人們按照馬列無產階級革命理論，再來一次“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他們將有何感想？

        一方面，他們對歷史抱著馬列無產階級暴力革命的理念奉為祖傳經典，容不得半點懷疑。一方面，他們對現實日益彰顯的社會分配不公，貧富差距拉大，卻把祖傳經典的馬列無產階級暴力革命的理念棄如糞土，大談寬容、和諧、穩定，甚至不惜一切代價來維穩。他們一點也覺察不出這是很拙劣的悖論，把別人不屑的譏笑當成贊賞的微笑。

        這些現象，與文化不沾邊，與權利連體。

        說文化，就不要談大刀長矛，斧頭鐮刀。一涉及槍桿子，別說筆掃千軍，你那如椽大筆連打掃衛生的掃把都不如。

        經過六十多年不斷的政治運動洗禮和主旋律宣傳，人們對傳統文化已經很陌生。現在一些人，只知道萬惡的舊社會，卻不知道中華傳統文化，都是舊社會的產物。

        不說我們祖國的歷史、地理、風土人情、生活方式、文學藝術、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等等，僅僅是傳統習俗和行為規范，對律法的遵循，也足以鼎力于世界民族之林之巔峰。

        試舉數例：

        其一，劃地為牢。相傳堯舜時，皋陶掌管司法“劃地為牢”。為最初監管犯罪之人囚禁場所，我國從此有了監獄。從此，“皋陶造獄，劃地為牢”正式流傳下來，而造獄的先驅皋陶，則被尊為獄神。

        古人很自律，有人犯法，執法者就在地上畫個圈，令其在圈內活動，不許出圈，以示懲罰。此圈，即如后代牢獄。漢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故有畫地為牢，勢不可入，削木為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也。”《武王伐紂平話》卷中：“捍姬昌呴畫地為牢，刻木為吏；洽政恤民，囹圄皆空。”皆有記載。

        傳說樵夫武吉擔柴擔進西岐城南門賣柴，恰逢周文王車駕路過，由于市井道窄，武吉在柴擔換肩時塌落一頭，失控扁擔脫落，將守門軍王相打死，被拿。文王說：“武吉既打死王相，理當抵命。”在地上畫圈為牢，豎根木頭做獄吏，將武吉禁閉。三天后，大夫散宜生路過，見武吉悲啼，問道：“殺人償命，理所當然。哭甚？”武吉道：“小人母七十，孤身體弱，恐要餓死！”散宜生入城見文王，奏：“可否先放武吉回，等其辦完贍養老母后事，再抵償王相之命。”

        文王準奏，放武吉回。

        其二，路不拾遺，夜不閉戶。是指人們在路上丟失了物品，沒有人會拾取；夜晚睡眠，家家戶戶不須要關緊門窗。開始專指我國歷史上著名“貞觀之治”時期的社會治安情況，后泛指某時期或某地區社會治安良好。

        唐太宗李世民，是唐朝第二位皇帝，名字寓意“濟世安民”。李世民在與群臣討論如何禁止盜賊時，有人請用酷律制止。李世民說：“百姓為盜，是于賦稅多，兵役重，官吏貪。百姓無飽暖，故顧不得廉恥。當去奢侈，省開支，減徭役，少賦稅，用廉吏。百姓富余，自不會為盜，何必用嚴刑？”

        后李世民勵精圖治，國家安定，民間富足。人們品德高尚，社會風氣良好。始有路不拾遺，夜不閉戶之安定、安全現象。

        其三，流放，是一種刑罰。將定刑的人押解到荒僻或遠離鄉土的地方，強行讓其自食其力以生存。一以對案犯進行懲治，二以維護社會和統治秩序。古人被束縛在土地上，注重家族親情。兒孫滿堂，四世同堂，天倫之樂成為多數人的追求。在沒有通訊工具手段的時代，仁慈的流放刑法，對犯人精神制裁實際上很嚴厲。但寬松的管制下，逃犯極少。

        以上數例，粗糙而籠統，不可不信，不可全信。但都說明古人有律法，特別是人們心中有法。心中有法，法律才強大。而心中有法，就是傳統文化的核心，即人人心中有桿秤是非的秤。這桿秤，它的秤砣和秤星是永恒公正的，不會因你的權勢財富而秤砣和秤星可以隨意變化。

        現在的法律詳盡細致，大法、中法、小法，乃至規章、制度、條例，可以說滴水不漏，應有盡有，就是沒有用。可就是斗不過潛規則和領導指示，否則，黑社會從何而來？貪污幾十億都沒人知道，那是老百姓不知道，上下級和平級的人一定都知道。那個單位沒有賬？幾十億又不是小數目，難道紀檢部門的官員都是腦殘？當然不是，皆因投鼠忌器，因人施法。

        假如明明白白將一個國家的根本大法憲法都當個花瓶作擺設，你能指望官員和民眾心里有法嗎？

        而官員和民眾，人人都把法律當兒戲的時候，這個國家別說什么發展文化，基本就是“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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