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回水江以后，我無處居住，暫時和我的母親和繼父擠在一起。不用說，這夠別扭的。不久，也算是天無絕人之路吧，我姐夫從部隊轉業了，當時他是連級軍官，在部隊有一間10平米的單人宿舍，地點離我們那所職工大學不遠。我姐夫和營房科的人拉拉關系，獲準暫時不交宿舍，借給我暫住。于是我終于有了自己的一個小窩。但這個窩還不能給學校知道，知道的話，你就更沒有希望從它鍋里分一勺了。雖然我和學校簽訂了一份“永遠不要求學校解決住房”的協議，但我聽說在我之前同樣簽了這種協議的同事后來也逐步啃到了一點兒西瓜皮。有個要好的同事叫尹間的告訴我：如果想吃到瓜瓤，第一步必須設法住進學校的教工集體宿舍。尹間還具體教我操作的辦法：不要向學校打申請，你打申請他是永遠不會批準的，你只有找個空床悄悄地“借住”進去，把生米炒成熟飯再說。尹間的這句話讓我想起很多男人談戀愛時常常使用的花招。

　　經過一番偵察，我發現有一間集體宿舍還沒有住滿，只住著一個姓衛的青年教師，但彼此不是很熟悉。尹間告訴我，小衛喜歡下圍棋，而且棋癮很大，如果他宿舍里能多一個下棋的伴兒，他肯定會高興的。告訴你吧，就為這句話，我居然成了一個圍棋愛好者。我臨時看了一點圍棋書，打了武宮正樹和聶衛平的幾局棋譜，就冒充說會下圍棋，和小衛泡上了。當然我是屢戰屢敗，小衛也贏得心花怒放。當時我除了跟小衛下，還經常晚上跑到校長家里去下，我知道我們校長當中學教師時就喜歡下棋，還是小衛的師傅。開始我不過是為了床位在做做戲，不料后來漸漸假戲真做，一下子就迷上了圍棋。經常在小衛宿舍里殺得深更半夜的。有一天夜里忽然下起了雨，我就趁機說不回去了，就睡在這張空床上吧。當時是初秋天氣，不是很冷，床上的設施不很復雜，這第一夜很快就熬過來了。萬事開頭難，凡事有了第一次，下面就很難剎住車了。第二天中午，我從家里帶來了一套墊被蓋被，往那張空床上一放，說，以后再下雨下雪我就不怕了。就這樣漸漸漸漸地，我住在宿舍的次數越來越多，也不分什么下雨不下雨了。有一次我和小衛一起在校長家下棋，我當著小衛的面對校長說，現在我和小衛住在一起，小衛挺照顧我的。校長說這樣也好，省得和你媽媽他們擠在一塊。校長還說：你們都是我的學生，現在在一個單位工作，應該互相照應些。聽上去，我和校長好象達成了某種默契似的。為此，我深深地感激他。又過了些時間，我跟小衛要宿舍鑰匙來配一把，小衛猶豫了一下，但不好意思說不了。好了，你知道了，我是怎樣一步步把生米煮成熟飯的。這一招雖然有些下作，但你不得不承認，它挺適用、挺有效的。

　　算起來，我在學校住集體宿舍的時間前后加起來大約近一年。這一年里，還真有些故事可以一講呢。當時我的兒子四歲了，已經到了上幼兒園的年齡，我在水江找了個關系，在一家幼兒園借讀。兒子有時候和我住在部隊宿舍，有時候住在學校宿舍，擠在一張狹狹的單人床上。就這樣，我們爺兒倆從秋天混到了冬天。學校一放寒假，我和兒子就去了蘇北的麻縣孩子他媽還留守在那里，她沒有寒假。臨近大年三十的時候，一家三口再從麻縣回到水江來過年，然后呢，我們再回到麻縣去過完剩余的寒假，再然后，再回到水江開學就這樣來回折騰。后來人是調過來了，戶口卻過不來，因為遷戶口每人要交七千元錢的“城市建設費”。當時的七千元錢相當于我一個大學教師近三年的工資總和。當然這和房子關系不大，不說也罷。

　　過完了1991年春節、寒假，我和兒子回到學校，發現教師集體宿舍的形勢發生了一點微妙的變化。我們的宿舍樓在校園內，放寒假了，校園里頭頭腦腦走光了，“山中無老虎，猴子成大王”，住校的那些青年教師就開始亂搞，亂搞的對象當然也包括房子。宿舍樓里有幾位結了婚的青年教師，每戶一間，但他們都抱怨不夠用，沒有廚房什么的，于是寒假里趁學校不設防，他們就亂搶房子，亂占地方。其中膽子最大的要數陳立了，他把三樓的一大間學生會活動室給“借”了過來，當廚房用，兼做小孩烘尿布的“烘房”他將上百塊尿布像萬國旗一樣掛得滿屋子都是，下面用四只大電爐進行烘烤（電費當然是不用他來付的）這就是“烘房”給我的第一印象。開學后，陳立繼續強“借”著這塊近80平米的地方，看來他想把這么多生米統統都煮成熟飯。陳立的作為倒給了我很大的啟發：我為什么不能在上面放一張床呢？

　　講到這里，覺得有必要交待一下故事的背景。當時的背景是這樣的，我們學校新蓋的一幢住宅樓正在搞分配，共是24套，分了好長時間了，還沒有分下去。分房規則采用的是打分制，分數高的有優先挑選權。結果前24位都是老年和中年教職工，沒有35歲以下的份兒。前24位再將自己的舊房騰出來，又產生了24套（戶），如此循環，從數學理論上說，似乎可以無窮盡地分下去。其中有位德高望重的老副教授晚節不保，突發奇想，他搬進了新房，卻又不肯讓出舊房，而等著要搬進他舊房的人，就是前面提到的我的好同事尹間。尹間一看這情況急眼了，他覺得自己不能坐以待斃，就在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撬開了新住宅樓底樓尚未分掉的一小套，突擊將家具搬了一部分進去。其中有一些舊家具他不想要了，比如一張斷了一條腿的三人沙發（可以展開來當床的那種），給我倒是挺適用的，于是我一要，他就很大方地送給了我。當時我叫了班上的幾個男學生幫我抬到了三樓那間“烘房”里，擺在一個角落上，斷腿的一角找了幾塊磚頭墊墊牢，一張在我看來很奢侈的床就此誕生了。陳立聞聲跑過來視察，連聲問這床是哪兒來的，我跟他來了個小幽默，說：“尹間搶學校的房子，我們就搶他的東西。”這家伙愣了半天，居然沒有反應過來，還傻鱉似地問：“這話怎么說，為什么他搶學校的房子，我們就好搶他的東西？”你一看就知道這家伙的智商等于幾了。告訴你吧，這樣的人，在我們的教師隊伍里可是比比皆是呢。我提高了聲音沖他說：“你他媽的還傻站在這兒干什么？還不快去搶！再遲一步，好東西可就讓別人搶光了！”你猜這家伙怎么樣，他像個傻大兵在戰場上聽見了沖鋒號，拔腿就往樓下跑去了。

　　事后我想陳立這家伙肯定挺后悔他沒有把他的“烘房”守牢，沒有實施一步一鎖或者人離門鎖的政策，現在被我“突襲”進來了，他也沒有辦法把我轟出去，因為“烘房”也是他非法占領的房子，他沒有理由轟我。當然他可以跟我搗蛋，讓我住不安生。關于這方面的事我將在下面專門講到。

　　前面說過，這“烘房”原來是學生會的一個活動室，共有四間，80個平米，平時多用來做跳舞場所，所以房頂上還掛著一些彩燈、彩紙之類的裝飾物，當然這些裝飾物現在都一概被陳立的尿布代替了。我所需的地方并不大，也就一個角落，五、六個平米吧，因為我當時所有的家當就是一張沙發床，一張舊課桌兩張舊板凳（上面擺一些臉盆、牙刷牙膏之類的生活必需品），能占用多大的地方？角落里只有兩面墻，另外兩面我用鐵絲拉起了兩塊床單，聊以遮羞吧。但比起小衛的集體宿舍，我和兒子畢竟有一塊屬于自己的空間了。生活正在一步步地好起來難道你不這么認為嗎？

　　這期間還有一段插曲。那是一段很不愉快的插曲，因為和房子有關，似乎也有必要在這里說一說。

　　正當我和兒子度日如年地堅守“上甘嶺”之時，我的繼父因病去世了。我繼父身前是一個廠的書記，他自己有一兒二女，均已成家，也均有自己的住房。其中要說明的是，我繼父及我母親把他們自己住的一套新房讓給了（他）兒子結婚，自己卻住在廠集體宿舍的兩間小平房里。按理說，他們對（他的）兒女已經很夠意思了，但他死后，他的兒女及媳婦、女婿們覺得那兩小間平房讓繼母（也就是我母親）住著太便宜她了，于是就鬧著要分一間給他們。我母親當然不會同意。他們就天天來鬧喪，每次來都要搶一些東西走，比如折疊椅、鬧鐘、半導體收音機之類，最后還要搶那臺14寸的北京牌彩色電視機，說那是他們的父親留給他們的。我母親不給他們搶，他們就下狠手打、下狠勁踢，最后電視機還是給他們搶走了。最后他們還要搶房子。事態越鬧越大。廠里來人也阻止不住。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我母親只好請了律師，提起法律訴訟。母親一起訴，廠里的領導就把同情心轉向了被告一邊，他們認為把家庭糾紛鬧到法庭上太過分了，“畢竟不是自己的親生子女啊”，他們這樣說。不過，事情都鬧到這地步了，那還能叫“家庭糾紛”嗎？

　　不知為什么，我繼父的那些子女們堅持認為，他們的親爹一定留了很多錢給他們的后媽（他畢竟是一廠之主啊），卻沒有給他們一分錢。僅從這一點來看，他們就太不了解他們的親爹了。要知道，八十年代的老廠長們大都是“毛澤東時代”的干部，他們滿腦子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四項基本原則，貪污腐敗對他們來說還是個新名詞、新概念，他們還沒有能夠適應，腦筋還沒有轉過彎來，他們看待這類事情就像看待小偷一樣，即使有賊心也沒有這個賊膽。哪像現在的那些年輕的接班人，貪得越多，官做得越大，反之亦然。他們私下里已經把四項基本原則作了這樣的修改：“上班小車接送，吃喝有人進貢，工資基本不動，老婆基本不用”。據說現在還加了一條，叫做“別墅一至二幢”。這就是他們的生活標準和奮斗目標。據說沒有達到這個標準的領導同志都不好意思出門，見了人都感覺到十分羞愧。我繼父的那些子女們肯定把他們的親爹看成了一個晚節失守的貪官。沒有比這個更讓死者傷心的事了。

　　這場民事訴訟前后拖延了一年零三個月，法官們在吃了原告吃被告之后大概覺得再沒有什么油水可榨了，才做了和事佬似的調解。那兩間小平房好歹給我母親保留了下來。這說明，九十年代初的法官雖然有點小敲小榨，但還不敢顛倒黑白，他們還是有所顧忌的。這事要放到現在就說不準了。對此我不是枉加猜測，而是有親身體會。因為前不久，我們為馬家灣（即現住的）房屋面積短缺問題打了一場官司，受理的恰好也是八年前的那個法庭，結果呢，當然是讓人啼笑皆非的。這事我準備在這篇小說的后面詳細講到。

　　現在，還是讓我們來看看八年前（即1991年）的法律到底有些什么威力。調解結束后，那些子女們并沒有歸還他們搶去的東西，相反，他們還是三天兩頭跑上門來鬧事，并啟發我母親說：“你不是會告嗎？你再去告啊，你再去起訴啊！我們害怕你告呢！”駭得我母親再不敢住在家里，只好把那兩小間平房鎖起來，跑到我姐姐家去避難。她總不能跑到我的“上甘嶺”去呀。一個三十幾歲的男人，連自己都無力庇護，更別說庇護自己的母親和“天下寒士”了，還活個什么勁呢。當時我就是這么想的。假如我的意志稍微薄弱一點，說不定我就自絕于人民了。

　　關于我母親的房子問題最后是這樣解決的：當時我姐夫轉業在稅務局工作，他設法把我姐姐從廠里調了出來（廠里形勢越來越糟了）。人調出是要歸還住房的，于是我姐夫又找人，廠里同意將我母親住的那兩小間平房交出來。也就是說來了個調包計。我姐姐原來的一小套調給了我母親，我姐夫一家則搬進了稅務局分的新房（二室半一廳）。

　　下面，還是來說我自己的事。

　　時間還是1991年。我們在“上甘嶺”熬過了春天，迎來了夏天。夏天到了，離放暑假就不遠了。于是我就天天盼著早點放暑假，好帶著兒子回到蘇北的麻縣去那里有我們的一小套住房（一室一廳），它至少不會讓我們時刻擔心自己的中暑問題。

　　提起麻縣的這一小套房子，也是一肚子的辛酸苦辣。當初為這套房子，我們吃了多少苦，花了多少代價？結果剛住進去不到三年，又要告別它、丟棄它了。早知如此，又何必當初？早知調回水江要受那么大的罪，我為什么又非要調回去不可？人家是三十而立，我卻是三十而棄回到一無所有，一切從0開始我不知道自己中了哪門的邪。但我知道，這一切都只能怪我們自己。

　　1997年春節，我算正式擁有了麻縣的這一室一廳。要知道，在此之前，我們一家三口住在一間和草窩差不離的抗震棚里。那棚子是1976年防震抗震的時候搭的，墻、房頂和門都是蘆席做的，四壁透光，下起雨來，外面大下，屋里小下，下大了還會淹你一早起來，經常發現你床前的拖鞋、腳盆、小木凳等等都已飄得不知去向。告訴你，我和我妻子就是在這樣的棚子里結婚的。換句話說，這間蘆席棚曾是我們的新房。我們結婚的時候幾乎是一無所有。雙方家長對我們的婚姻雖然不反對，但也不很贊成，尤其是覺得我們談戀愛的時間太短，結婚太早了，在思想上和經濟上，他們都沒有準備。我單位也說這樣的話。剛分來時，我住廠里的集體宿舍，第二年我要結婚，廠里說沒有房子，只有先到抗震棚里過度一下。當時我們太年輕，也不覺得抗震棚有多可怕，心想過度就過度吧，沒想到一過度就是四年多。剛住進去的時候，我們把蘆席墻用舊報紙糊起來，上面再糊上一層白報紙，有人建議我們用馬糞紙什么的拉個頂，以免看到屋頂上的蘆席和窟窿眼兒，我覺得太費事，再說又不打萬年樁，抱著這樣的想法，就沒拉什么頂。床呢，就是集體宿舍的那張單人床，居然也用它睡了好幾個月，并沒有感到有什么不方便之處。后來廠領導出于關心知識分子，讓行政科借給我們一副床板，共兩張，拼起來約有四尺寬，但妻子覺得它太硬，就沒采用。當然我們也不會讓它閑置著的，我們找來一些磚頭，把木板墊起來，當長條桌使用。在此之前，我們的桌子是由我的木箱來充當的，至于凳子，將臉盆倒扣在地上就成了告訴你，這就是我們最初的新房。我敢拿十元錢和你打賭，從今以后，你再也看不到像這樣的新房了（至少在我們這個地方）。現在，我就經常拿這個事例來教育我的孩子，還有我的那些學生們，在他們面前，我經常毫無愧色地把自己塑造成“自力更生，白手起家，艱苦奮斗”的一個典范。我對他們說：這樣的奇跡，你們這輩子包括你們的后代恐怕是再也創造不出來了。說真的，我不知道時代是不是真的進步了，我也不知道現代青年人的生活質量到底是不是真的提高了。我只知道，我和妻子的婚姻之所以經歷幾次波折而能一直維持到現在，與抗震棚“新房”的這段經歷恐怕不無關系。我心里曾一直暗暗打算，一定要把我的這段經歷寫到我的小說作品里去。我自以為這是我的至少是我們這代人特有的生活體驗。

　　直至現在，1999年的春節，坐在電腦前寫作這篇小說，當我回想起我16年的婚姻史，我還是堅持認為，住抗震棚那四年的時光是最難忘也是最快樂的。10平米左右的窩棚里空空蕩蕩的，除了上面提到的單人床，兩塊床板，幾只箱子（用磚頭墊著）和一些鍋碗杯盆，幾乎什么也沒有。我們唯一“值錢”的家當是妻子帶過來的一臺老式笨重的錄音機，只要我們在家，它總是響著聲音陪伴著我們。后來我妻子聽說我弟弟報考研究生需要用錄音機學外語，她便毫不猶豫地送給了他。我們燒飯用的那只破煤油爐還是妻子當年下放農村時用過的，現在的小青年已經無法想象它是個啥玩藝兒了，很遺憾，我們沒有能夠把它保存下來，在一次又一次的搬家過程中不得不舍棄了。假如保存到現在，至少會給我的兒子多一份見識，多一份教材。那種煤油爐火力很小，不能燒飯炒菜什么的，只能把現成的飯菜加加熱。中午的飯菜都是我從單位的食堂里買了帶回來，假如冷了，就用煤油爐熱一熱。我們事先把飯菜分成兩份，好留一份晚上吃。開水也是我從單位打了帶回來，實在急需，就向鄰居們要一點。鄰居們都很好，對我們很客氣，經常主動地跑過來，問我們要不要開水。后來我們覺得老這樣也不是個事，就狠狠心買了一只煤爐（記得當時的價格是5元錢左右，占了我月薪的近八分之一）。有了煤爐其實也很煩，比如買煤啦，找引火材料啦，最要命的是我們沒有廚房，搞得滿屋子都是煤煙和煤氣味兒。尤其是剛回新煤的當兒。這當兒我總是把煤爐拎到屋外去，等它正常燃燒了，再拎回來。如果碰到刮風下雨，事情就難辦一點，我們只好盡量把那扇蘆席門打開來透氣，或者就干脆熄了火，在煤油爐上下面條吃。不過，有了煤爐，生活上的方便之處也是顯而易見的，比如開水熱水就不要煩了，可以大膽使用，有了煤爐，自己還可以炒點菜吃吃，做妻子的挎著菜籃子上街買菜，然后回來擇菜洗菜燒菜一陣忙，就有事情可做了，看上去就更像一個家庭主婦了。記得當時麻縣的水產特別便宜，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我們花5毛錢買了一大串小螃蟹，妻子回來把它們洗刷干凈，用刀切成兩半，再用面裹著，又是油炸又是紅燒，燒了兩大盆，我們喝著葡萄酒，晚上一頓居然把它們全吃光了，這連我們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議那情景、那滋味兒可說是終生難忘。后來，我又在好些場合吃過這樣的面炸蟹，但沒有一次能記得這么清楚了。就像人們總是懷念自己的初戀、總是清楚地記得自己的第一次性經驗一樣。還有一點想補充的是，當時我們沒有廚房廁所，也沒有自來水，單位只是在路邊上搭了一個簡易的公共廁所，廁所旁邊立著一個公用的自來水龍頭（像我們這樣的抗震棚一共有12戶），那里常常擠滿了要用水的人，廁所門口也常常排著隊。有時候水龍頭壞了，關不上，水便沒日沒夜地嘩嘩流著，淹了巷子里的道路。我們的兒子就出生在這樣的環境里，直到三歲。關于兒子小時候印象最深的是這樣兩件事：一是夏天窩棚里熱得像蒸籠，兒子身上長滿了痱子，夜里我們陪他在門口乘涼，往往要挨到凌晨一兩點鐘才能回屋，夜深了，兒子就睡在地上的一張涼匾里（涼匾是鄰居借給我們的，麻縣很流行用它來做床），我和妻子坐在旁邊，一邊不停地用手里的蒲扇為他驅趕蚊蟲，一邊聊天、唱歌，一點也不感到寂寞。二是夏天里我們的窩棚淹水時，兒子總是感到特別的興奮，穿著雨靴在臟水里故意嘩啦嘩啦地亂踩，他還喜歡坐到塑料臉盆里，試圖讓臉盆像小船一樣地漂起來

　　那時候，我很少聽見我妻子抱怨什么，好象生活本來就應該是這種樣子的。妻子當時經常說的一句話是：“這輩子有了你，我什么都不要了。”我也常常為這句話所感動。我知道，當時，作為一個紡織廠的紡織女工，能嫁給我這樣的物稀為貴的大學生，她內心是很感激我的，她內心的幸運感和幸福感也是可想而知的。我是恢復高考后的第一屆“正規”大學畢業生（即七七級），那一年，整個麻縣只分配了不到十名，在我供職的近二千人的化工總廠，“正規”大學生就我這么一個“獨子”。當時所有的人包括我們自己都對我們抱著很高的期望。很多人（包括我的家人）對我匆匆忙忙找一個上三班的紡織女工結婚都感到不可理解，現在，連我自己都弄不清楚我何以會那么做，但在當時，這一切好象都是必然的、順理成章的事兒，我妻子毅然放棄江南的城市和她的房子（又是房子！），只身跑到蘇北麻縣的草棚里來和我生活在一起，這本身就說明了問題。在我們的眼里，人是第一位的，感情是第一位的，其他的都不重要。我要她來，她就義無反顧地來了，你還想要什么呢？婚后的那幾年，也就是在抗震棚里生活的那幾年，我們的感情確實很好，連鄰居都羨慕我們，他們對我妻子的評價很高，都說我是個“有福之人”。我自己也這么想。那四年里，我們幾乎沒有吵過架，偶爾斗斗氣，一轉眼就和好了。記得有一次她告訴她哥哥說我們從來不吵架她哥哥竟然不信，說“天下哪有不吵架的夫妻？”后來妻子把這件事悄悄告訴我，那滿臉幸福、驕傲的表情，我一輩子也忘不了。

　　想當年，我們蝸居在草棚里等分房，一等就是四年。單位的三幢住宅樓建好后空關了三年沒有分掉。當然不是房子沒人要，而是恰恰相反，要房子的人太多了，怕打破頭。本來我們不打算馬上要孩子的，但聽說有孩子的夫婦可以優先分房，我們就改變計劃把孩子生了下來。記得妻子臨去省城生養的前一天，我們專程去了一趟廠長家與之告別。其實告別是假，談房子的事情是真。妻子挺著個大肚子，讓我們的廠長吃了一驚。記得那是1994年的冬天，廠長對我們說，快了快了，我們準備春節前把房子分下去，讓職工搬進去高高興興過個年。廠長還說：等你們的小寶寶生下來，回到麻縣，就不用再住抗震棚了。聽廠長這么一說，我和我妻子的心情便好了許多。誰不想有個像模像樣的家，誰不想有個自己安逸的藏身之所？在去南京的長途汽車上，妻子便開始一次次地設想、規劃我們新房的藍圖直到我們的兒子長到三歲。每年冬天我們的廠長都有一個心愿，那就是：在春節前把房子分下去，讓職工搬進去高高興興過個年。但每次都有人威脅我們廠長，說如果不滿足他們的要求，就讓廠長過不好年。你想，廠長也是人，他也想過個歡歡喜喜的春節，所以，他只好讓新房一年又一年地空關著，讓所有的人都仰著脖子，望梅止渴。

　　本來，我是住不上新房的雖然我一直自認為，作為全廠唯一的一名“正規”大學生、“正宗”知識分子，進新房應該沒有問題。當時的新房有一室半廳、一室一廳和一室半一廳三種規格，我心不黑，心想哪怕給我一套最小的一室半廳的就行總要比抗震棚強吧？但后來有可靠的知情人偷偷告訴我：新房的分房方案中沒有我的名字。在這篇小說里，我仍不能告訴你這個告密者是誰，，因為我曾向他發過誓：我將用我的人格擔保。假如我沒有如此可信賴的人格，他是絕對不會把情報告訴我的。我相信他的情報是準確的。說實在的，這個情報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暫時沒有把這個情報告訴妻子。可時間不長，她就察覺到了，就猜到是房子出了岔兒，就拉著我到處去找熟人，去找關系。她們文化局一位年輕的領導給她出主意說，他和某副市長關系很好，他要我們寫封信，由他親自交給這位副市長，請副市長在信上批示一下，再轉到廠領導手上，這樣一來，廠領導非重視不可。我們于是依計而行。我的理由也是堂堂正正的，我不要廠里任何“照顧”，只要它公平對待我就行。結果時間不長，那個可靠的知情人又偷偷地告訴我：分房方案中有我的名字了。我把這個消息告訴妻子，她馬上說：“問他是大戶小戶？小戶不要！”后來又有進一步的消息說：是中戶，一室一廳。我妻子又說：“中戶太小了，要不然再去找副市長，要個大戶，爭取一步到位。”我說算了，我們科長連小戶都分不到呢。她又說：“那你去找那個人，要個好樓層，一樓六樓不要，一樓太臟，六樓太高，夏暖冬涼，水壓不足，還會漏雨。”我說好吧。其實我并沒有去找那個人，即那個向我通報消息的同事，他確實是分房小組的成員，但他只是個聾子的耳朵擺設，沒有什么實權，能通通風報報信就不錯了，何必去為難人家呢？

　　我和妻子在經歷了幾年的感情危機和分居的考驗后，又重新走到了一起也就是說，我們一切又要從0開始了。如前所述，我們住過集體宿舍，住過“烘房”，住過“水牢”，直到現在，住進了馬家灣三樓的兩室一廳，我想我們該知足了，或者說，該吸取那么一點教訓了。我的意思不是讓大家不要換房子，正如我不抽煙，但不反對別人抽煙，說到底，做煙民和買房子都是支援國家建設，支持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我的意思是說，房子是給人住的，而不是相反，人給房子住了。最近吧，我老在琢磨普希金的那個《漁夫和金魚的故事》，老想自不量力給這個故事寫個續篇我在琢磨，假如若干天后，那條金魚又游了回來，對老頭兒說：老爹爹，你把我放回了大海，我說過我要報答你，你不用悲傷，你回去吧，上帝保佑你，你們會有一座漂亮的小木房子的。于是，老頭兒走向自己的那間小泥舍，發現小泥舍已經無影無蹤，在他面前，是一座有明亮閣樓的木房子，裝著磚造的白煙筒，還有橡樹造的薄木板大門，老太婆坐在窗下，她還會不會更厲害地指著老頭兒痛罵：你這個蠢貨，你這個地道的傻瓜！你只要了一座木房子，你真傻！快給我滾回去，去跟金魚說，我要做個世襲的貴婦！我在想，假如老太婆不這么說，那么她該怎么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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