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學校軍訓，并不像現在這樣簡易化。

    根據領導在67年的三七指示。

    軍隊應分期對大學、中學和小學高年級實行軍訓，并且參預關于開學、整頓組織，建立三結合領導機關和實行D、P、G的工作。

    也就是說這項活動是普及到全年級的同學。

    大家不僅要進行實戰操練，思想上也要進行深刻的學習。

    李小弟的學校，更是結成了“一隊紅”學習小組，利用下學時間來進行學習，回家的時間是一天比一天晚。

    李家的晚飯也換了人等，從之前的大妹，換成了如今的李小弟。

    這樣襯的每天正常下班回家的李想，倒跟個閑人似的。

    李想到家的時候，李母的飯菜已經洗切停當，只等下鍋。

    致使這樣的原因，就在于，這個農作物有個規律。

    然多年戰爭下來，再加上天災，導致出現了嚴重的饑荒，致使許多士兵被活活餓死。

    他進廚房本想沏點熱水，卻被菜板上切成絲的菜吸引了主意力。

    這種退化現象在此時，在國內外農業生產上，長期以為都被認為是難以解決的問題。

    但是沒有一個能解決種植上的實際問題。

    挨餓，這個詞從古至今一直伴隨著我們各民族百姓。

    一般第一年產量最高，第二年產量就會大幅度下降，第三年基本上能算得上絕收了。

    一個高產量的作物對于人類的拓展，其實起到了非常之重的作用。

    土豆這個東西從它面世以來，跟“稀罕”好像都沾不什么邊。

    糧食的極度短缺之下，出現人吃人的情況是必然的現象。

    若是碰到絕收年，一年到頭，城市的菜市場里基本連個土豆的影子都見不著。

    李想也是來到這以后，才知道，哪怕是許多把土豆當成主食的北方，除了自個種它的農民，其他人也不是能年年吃到的。

    “媽，這是輪到土豆年啦。”李想的聲音有些小驚喜。

    上百年來，各國相關的學者，關于土豆的退化現象，發表的研究論文數不勝數，說法也是雜學百家，說什么的都有。

    歷史長河中各種駭人聽聞的事件里，因為餓所造成的，不知幾何。

    “是啊，早上在菜場看到上市了，我就撿著能買的挑了老些�！崩钅富氐馈�

    十六國時期，先有君主禁止養蠶，因為桑葉是軍糧之一。

    而且論起大家對土豆的印象，“高產”一直是它身上的重要標簽之一。

    有些學者，曾經悲觀的預言過，這是一種遲早要滅絕的作物。

    中國古代的歷史根本就是一部饑餓的歷史。

    收成好的時候，那年無論城市還是農村，家家都不缺。

    總有人為了活下來，不計任何代價。

    打仗的時候，一旦兵敗，被留下的士兵，無論死活，都將成為對方的口糧。

    賣命的士兵，尚且如此，普通老百姓的日子就更不用提了，哪怕是住在首都的百姓。

    《資治通鑒》：春，正月，秦王堅朝饗群臣，時長安饑，人相食，諸將歸，吐肉以飼妻子。

    意思翻譯過來：前秦苻堅在長安宴請群臣，那一年長安已經人相食。群臣宴席回家后吐出吃下的肉給妻兒食用。

    生靈涂炭這個成語，就是在這個時期創造出來的。

    然后距這個時期500年后，唐末的秦宗全又將吃人肉的技術提高了一個檔次。

    因為軍隊缺糧，他們不僅吃人，還怕肉壞了，用鹽腌制保存下來當干糧。

    戰爭時期，缺糧不可避免。

    和平年代，缺糧的問題仍舊是一個避開不了的問題。

    在沒有計劃生育的時代，人口肯定會不可避免的快速增長。

    然后人口的增長，就意味的糧食的消耗也會跟著增加。

    我們的老祖先其實已經為了人口膨脹下帶來的饑荒，用了很多手段來應對。

    比如興修水利、勸農耕種、推廣農業技術。。。。。。

    還有無效手段，祈雨、求蝗神、*****等等。

    當然除了這些有的沒的，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引進高產作物。

    比如“占城稻”的引進。

    占城稻原屬越南南部，是一種具有高產、早熟、耐旱屬性的水稻。

    它從北宋初年先是傳入福建，在宋朝第三位皇帝宋真宗時代，推廣至長江中下游。

    長江中下游等地不管是稅還是糧，一直都是受各朝關心的重中之重的地區。

    稍有閃失，便是牽一發而動全身。

    能把稻種移到這里種植，可見當時從上之下是下了何等的決心。

    而占城稻果然沒有讓人失望。

    它的推廣，讓當時北宋三千萬的人口，迅速飆升到至1.2億。

    這是中國歷史上人口第一次突破一個億，并由此產生了百萬級的人口城市。

    中國歷史上第二次人口爆發，則要歸功于紅薯。

    爆發時期在清朝，但是作物帶回來的時間卻是在明朝。

    紅薯不僅耐旱，環境適應能力非常強，粗生賤養，不怕蝗災，無論是沙土地、丘陵地，還是紅土地，苗入地即活，而且產量非常高，吃一個到兩個便能夠吃飽，不管生熟都可以食用。

    當時紅薯被西班牙人帶到了菲律賓的殖民島，在那邊印證了高產后，西班牙殖民者卻不準把這個作物輸出。

    一位叫陳振龍的福建人，發現了這個作物的好處，為了讓家鄉百姓免于饑餓。

    他便下定決心作一個盜火者。

    他先是賄賂了當地的土著，得到了紅薯藤。

    之后多次嘗試過關，但都被攔了下來，自己也差點遭受牢獄之災。

    最后一次，他為了躲避海關的層層檢查，他把紅薯藤跟船繩絞到了一塊，才以此避過了檢查。

    過了關卡后，經過七天七夜的顛簸航行，終于從菲律賓回到了福州。

    而福建在引入了紅薯后，當地的農業格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很快，福建便遍地皆種，產量高，價格也便宜，普通老百姓更是三餐把它當主食。

    此后三十年，福建那一代都沒有發生過嚴重的饑荒。

    后來到了清朝乾隆時期，上有君主的政令向北推廣，下有陳振龍的后人陳世元（這位先生有大愛，高齡八十歲死在了向河南推廣紅薯的路上）的積極推進。

    紅薯就此在北方扎根。

    與此同時，在玉米、土豆這兩樣高產作物的輔助下，當時的中國人口突破了三個億。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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