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勢危急,倉皇出逃 3
杜月笙要離開上海,他所急于辦理的事情,相當的多。//Www、qb5.C0m\第一,他要盡量調集現金,作為他龐大家族長期逃難的生活準備;第二,他一手創辦盡人皆知的中匯銀行,人欠欠人,他希望賬目能夠結得清清楚楚,不至于因中匯的未了事宜留人口實話柄。這時,杜月笙仿佛已有自知之明,在他有生之年絕不可能再回上海,重振中匯銀行的業務,既不會再開中匯,他便極想作一個漂漂亮亮的結束。
中匯銀行的歷史夠悠久了,它創辦歷時20余年,自戰前以至勝利以后,杜月笙一直自己做著總經理,而以徐懋棠以副經理的名義,負責主持業務,可惜徐懋棠沒能利用中匯銀行悠久的歷史及有利的環境,中匯的業務始終打不開。和中匯同年開張的新華銀行20年來分隸行業已遍布全國各地,而中匯卻一向多數只有愛多亞路一爿總行和天津路的一爿分行而已。直至1947年,杜月笙下定決心,加強中匯銀行的陣容,自己擔任董事長,而使浦新雅出任總經理,徐懋棠、杜維藩副之,中匯銀行才算是在南京中山東路24號開了第二家分行。但是,杜月笙所希望的能在撤退以前結清賬目,這一項愿望卻是始終未能達成。
1949年4月,李宗仁的和平計劃宣告全面失敗,4月21日,解放軍發動全面攻擊,自安徽荻港渡過長江,23日李宗仁悄然飛往桂林,南京棄守;28日宜興,吳興、長興國民黨軍相繼撤離,40萬解放軍正向上海四郊集中,淞滬大戰將起,杜月笙不能不動身了。
陸根記營造廠老板陸根泉和杜月笙是浦東同鄉,又是交往多年、彼此不拘形跡的老朋友。1949年春,陸根泉為了便于跟杜月笙連系,也搬來邁而西愛路18層樓,和他同住在一座公寓里,碰到杜月笙精神好時,也邀幾個搭子,陪他打打牌消遣。一日,這位同鄉老友一本正經的來見杜月笙,坐定以后,劈頭便說:
“杜先生,你該可以動身了。”
“嗯,”在陸根泉面前,杜月笙倒也無須隱瞞,他決斷地說,“我是在準備要走。”
陸根泉很高興,便問:
“杜先生問準備到哪里?臺灣呢還是香港?”
“我很想去臺灣,”杜月笙坦然地說,“只不過,那邊天氣比較熱,比較潮濕,對我的氣喘病,大不相宜。”
“那么,杜先生是決定到香港了?”
“大概是這樣,”杜月笙點點頭說,“問題是房子還沒有找好。這一次,我不但拖家帶眷,還有不少的人要跟我去,住旅館不是長遠之計,找房子,尤其還要找一幢相當大的。”
“這個杜先生只管放心,”陸根泉一拍胸脯,慨然承允,“香港方面,做房地產的朋友,我認得不少,杜先生所需要的房子,由我負責去找。”
信電往還,用不了幾天,陸根泉便來報訊,香港房子找好了,座落堅尼地18號,大小保險夠住,房費只要港幣六萬元。
1949年1月底,調任新職的上海市社會局長吳開先,離滬赴臺,然后到廣州就任新職,臨行前,他到福履理路18層公寓去見杜月笙,談到了杜月笙迫在目睫的動向問題,吳開先認為杜月笙即使無法去臺灣,也得走香港,他可以逃離到任何地方,就是不能留在上海靠攏已有大批潛伏人士,暗中游說若干杜門相關人物。杜月笙未來行止如何,事關重大,吳開先趁臨別之際,以20多年老朋友的身份,特地再來提醒杜月笙,他說:
“杜先生,你不要忘記1927年清黨的時候你那一幕,你殺過什么人?居心險惡,他們報起仇,算起賬來,以命抵命之外,還要給人極痛苦的侮辱和折磨。他們殺一個人不但要叫那人死,尤其還要那人在死前吃足苦頭。”
杜月笙深深領首,答道:
“這些,我都曉得。開先兄,你放心,我絕不會讓我的頭顱跟心肝,給去祭他們的烈士!”
1949年5月1日,解放軍40萬人圍攻上海前夕,宜興、長興、吳上興三處外圍據點國民黨軍撤離上海,上海草木皆兵,情勢驟形危急,杜月笙不能不走了,他起先還想坐飛機,一腳到香港去。
但是,給他看病的醫生一致反對,他們認為杜月笙健康情形太壞,坐飛機有生命危險。醫生的話不能不聽,迫于無奈,杜月笙只好決定乘船。
這時,急于逃出上海的人太多,買一張去香港或臺灣的船票,簡直難于登天。杜月笙走時,太太、朋友、保鏢、傭人,還要跟上一大群,急切之間難于買到理想的艙位,所以當這大隊人馬登上一萬多噸的荷蘭渣華公司客輪寶樹云號時,艙位都是分散開來的,杜月笙、姚玉蘭和孟小冬,三個人只有一間頭等艙,艙內兩張單人床,外帶三等床位一張。
因此,姚玉蘭和孟小冬商量好,排定時間,兩個人輪流值班,招呼杜月笙,一人一班幾個鐘頭,辰光一到就去那張三等鋪上困一歇。
時值杜月笙喘疾大發方告小痊之后,大病初愈,他身體極為衰弱,在此情形之下匆匆就道,大有“扶上雕鞍馬不知”之慨。這次離開土生土長、血肉相連的上海灘,他早就曉得今生今世不會再回來,國事如麻,大局難逆轉,此情此形,以他的精神體力都不容許他有所作為了,英雄末路,他內心中有著無限的凄涼感慨。
寶樹云荷蘭輪通過黃浦江,直駛吳淞口,杜月笙的出生地浦東高橋轉眼即過。別矣,上海,艙外的步聲雜沓,人語喧嘩,杜月笙木然的表情稍微松弛,他轉動眼珠望了望侍坐一旁的姚玉蘭,發出一聲長嘆,然后滿臉苦笑地說道:
“我守了一輩子的寡,差一點就失了節。”
姚玉蘭懂得,杜月笙系指他終于毅然決然,掙出重圍而離開上海。
“就是嘛,”姚玉蘭順著他的心意說,“可見得一個人凡事都該自己有主張。”
因為在杜月笙老一輩的朋友中,黃金榮遲疑復遲疑,遷延又遷延,最后終于決定拼死留在上海。楊虎則聽信了他海員工會老部下王寄一等人的一派言語,跟杜門距離越拉越遠,而且行動詭秘,頗有投共的跡象,這兩位老弟兄的作為都使杜月笙深感絕望,卻是又無可奈何。對于個人進退出處、當前大局環境,頭腦“最清楚的”還數金廷蓀金三哥,金三哥在杜月笙撤離上海之前,即曾不止一次地語重心長地說:
“月笙,你不能上人家的當啊,我們跟的恩怨”,除了殺汪壽華之外,還有早在1927年時,國民革命軍北伐之役,上海“三大亨”黃、杜、張加上了金廷蓀,響應蔣介石的號召,組織共進會,加入“清黨”,攻克工人武裝糾察隊的據點多處。除此以外,“剿共”戰事時期,抗戰前與勝利后,杜月笙在上海利用地利、人和之便,對肅奸防諜,曾有相當的貢獻,凡此,也都被認為是必須“血償”的“血債”。
于是,杜月笙每次都對金三哥回答:
“三哥,我曉得,我心里當然有數目。”
回到內室。杜月笙頗覺心知肚明,還不勝感慨地告訴姚玉蘭說:
“他們要騙我留下來,目的就在于把我弄死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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