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得了蔣介石的親筆函件，心知大事已成，當前最要緊的還是迅速采取行動，免得貽誤時機，一著錯，滿盤輸。\\wｗW。QВ5、ｃǒｍ//

　　第二天他又飛回香港。然后把委員長親筆信交給穩妥可靠的人，秘密攜往上海。接下來，他便是整日引頸翹望，苦等高宗武安然南來。黃溯初也住在杜公館苦苦等侯，杜月笙長日陪伴佳賓，好在黃溯初見多識廣，為人又很風趣，天大的事擱在心上，他也是從容自在，談

　　笑風生。杜月笙從黃溯初那邊獲益不少，杜公館上下雖然不清楚黃先生的身份，卻是人人對他尊重而又親近。誰都喜歡聽他聊天，暢談國家前途、天下大事。

　　由于敵偽方面戒備森嚴，防范緊密，徐采丞發動杜門中留在上海的人要想營救高宗武安然脫險，卻不是一件簡單的事。由于日、汪之間的“日支新關系調整要綱”談判已完成，簽字儀式訂在1939年12月31日舉行，高宗武決心等到密約簽訂過后，再盜出原本，獻諸中央，揭破汪精衛等賣國的勾當。所以，他到1月4日才成行，行前，他又救出了正有生命危險的陶希圣。

　　汪精衛舉行偽“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新成立的偽中央黨部，先行設置的機構只有外交，宣傳和警衛三個“部”，“外交部長”由汪精衛自兼，“警衛主任”是周佛海，副主任李士群、丁默邨，宣傳“部長”即由陶希圣充任。

　　“日支新關系調整要綱”開始談判，陶希圣一看日方提出的條件，日本全面控制中國的野心昭然若揭，他們把中國劃分為“滿州國”、“蒙疆自治政府”、“華北”、“華中”和“華南”5個地帶，而把海南島和臺灣一般列為日本的軍事基地。5大地帶還不包括外蒙、新疆、西甫和西北以及西藏，那便是說，日本要瓜分中國。陶希圣認為，像這樣“白紙寫上黑字”，要借中國人之手去簽署，這件事是“斷不可能的”，因此他拒絕在中日密約上簽字，一面稱病不出，一面暗中策劃如何出走。

　　陶希圣的態度已使汪精衛、周佛海等大起疑忌，1940年元旦前后，便有人秘密通知陶希圣，說是李士群、丁默邨主持的汪偽特務機關極斯斐爾路76號正在計劃刺殺他，陶希圣兩夫婦當時就決定：“如果不能逃出上海，只有自殺一個辦法。”

　　在這千鈞一發之際，1940年元旦，高宗武忽然在法租界環龍路陶希圣住宅出現，他來探病，并且拜年，陶希圣告訴高宗武說：

　　“他們有陰謀不利于你，你怎樣？”

　　高宗武便說：

　　“走了吧。”

　　事實上，徐采丞、萬墨林已經遵照杜月笙的吩咐，替高宗武預備好了船票，同時嚴密制定了保護他順利成行的計劃，臨時加上陶希圣同行，當然不致發生什么困難。1940年1月4日，上午，高宗武按照預定計劃登上了美國輪船“胡佛總統號”。陶希圣則獨自一人，乘車到南京路固泰飯店前門，下車后，進入大廈，馬上赴后門口，換乘一輛出租汽車，直奔上海灘碼頭，果然他也告順利成行。

　　1940年1月5日下午，高陶抵達香港，杜月笙、黃溯初等人心頭懸著的一方巨石才輕輕落下。

　　頂要緊的人到了，日、汪密約原經高宗武的內弟沈惟泰攝成底片，交給高宗武夫人秘密收藏，也攜來香港。

　　“日汪密約”經由沈惟泰所拍的底片一共沖洗了兩份，一份送呈重慶中央，一份由高宗武夫婦共同署名，交給杜月笙，轉至中央通訊社發表。但是發表之前又生了波折，中央社方面因為高宗武在“密約全文”前面加了幾百字的敘言，說明當時經過，他們認為不妥，便指出高宗武不曾親自蓋章而不足以信，而且手續不全。高宗武夫婦解釋說：“圖章當然該蓋，但是倉卒離滬，不及隨手攜帶。”

　　于是便為了圖章的問題，雙方相持不下，即將功德圓滿的一件大事幾乎就要鬧僵。急起來，杜月笙便悄悄關照他的手下，說道：

　　“我此刻到吳鐵老公館去，你等好在這里，等到11點鐘，你再趕到吳家指明找我。你不妨質問我，到底是全文照發，還是一定要刪去前言？你若見我尷尬，你就高聲發話說你受高宗武之托，要立刻將全部文件收回。”

　　吳鐵城這時已卸任廣東省主席，小住香港，是中央在港最高級人員，當晚11點鐘杜月笙導演的這一出戲，讓他助手聲勢洶洶、裝模作樣，以強硬姿態演出。果然使吳鐵老著起急來，他親自囑咐中央社，序言密約，一概照發。于是，1940年1月20日，及其附件之原文攝影皆發表，這一重大新聞轟動世界。

　　轟動一時的高、陶事件接近尾聲，高宗武想出國留美，繼續深造，由杜月笙經手替他辦好了護照。當他知道杜月笙因為他們的事高空遇險得了氣喘重癥時，非常不安，后來，在美國為杜月笙遍訪名醫，請教病因及治療方法，而且經常寄回藥品。

　　但是，為此“高陶事件”，汪精衛對杜月笙恨之入骨，他恨聲不絕地說：

　　“我跟他有什么過不去？他竟這么樣來對付我！”

　　當時，他就令偽政府特務頭腦李士群專程到廣州指揮，派遣兇手到香港去解決杜月笙。然而杜月笙早就防范嚴密，刺客沒有下手的機會。但是，汪精衛仍不甘心，他再派人去香港警署，借口有人密告杜月笙是“流氓”，要把他驅逐出境。

　　戴笠的中統特務王新衡首先偵得消息，十萬火急地去通知杜月笙。但是杜月笙不肯相信，他付之以淡然一笑，反過來安慰王新衡說：

　　“不會有這種事情的，新衡兄，你放心好了。”

　　然而，沒過幾天，柯士甸道杜公館和告羅士打的房間，居然有警署的人跑來說是奉命搜

　　查。這一下，杜月笙才知事態嚴重，于是他便去找王新衡商量。

　　王新衡說：“為了正本清源，徹底消除汪精衛的陰謀詭計，應該把事體鬧到香港總督那邊去。”

　　這時，俞鴻鈞正任中央信托局局長，住在香港，而俞鴻鈞在他擔任上海市長時期招待過香港總督，他和港督私交很深。因而王又建議杜月笙找到俞鴻鈞，結果，俞鴻鈞以非正式的國民政府代表身份，向港督送上一份備忘錄，說明杜月笙是中國的高級官員，社會領袖，他是國民政府正式委派的賑濟委員會常務委員，又是中國紅十字會副會長，此外還兼任國家行局交通銀行的常務董事，以及國家資本占50％以上的中國通商銀行董事長，他指出港警搜查中國官員的住宅及其辦公會客的地點，完全是非法而無禮的行動。港督接到了俞鴻鈞的備忘錄后，當即表示道歉，同時保證此后不會再有類似的事情發生。一樁公案就此了結，汪精衛的報復也因他后來病逝東京而一直無法得逞。

　　在國人交相詈罵聲中，汪精衛等一些漢奸，在南京成立偽政權，他邀約在上海的德、意、日三國駐上海的外交官、僑領、使館人員，由日、偽軍數百人隨車保護，自上海開一列專車到南京，參加他的“還都典禮”。這當，一列車駛近滸墅關，便由忠義救潛伏上海的地下工作者，預埋炸彈，轟然一聲，列車全毀，死傷汪偽貴賓和日偽軍數百人，釀成重大慘案。杜月笙在香港得到捷報，不禁頷首微笑，頻頻說道：

　　“我們送的這一串鞭炮，著實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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