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山雖處魚米之鄉的江南，卻是江沙沖擊出來的小*平原，人口眾多而地力貧瘠，魯冠球生來對種地毫無興趣，他自小流浪鄉里，先學打鐵，后修自行車，25歲那年，他東借西湊4000元，帶著6個人辦起了“寧圍公社農機廠”，并自任廠長。Ｗｗw。QΒ五。ｃOｍ/寧圍是他出生地所在，在他將近50年的職業生涯中，這位日后著名的“中國企業常青樹”把公司辦到了大洋彼岸，自己卻從來沒有離開過這塊土地。

　　魯冠球辦廠，可以說真是從一窮二白起家。工廠沒有地方買原材料，他蹬著一輛破自行車每天過江到杭州城里，走街串巷地收廢舊鋼材，有時候就蜷在一些國營大工廠的門外一整天，有廠里不要的廢鋼管、舊鐵線扔出來，就寶貝一樣地揀回去。生產什么，也是有上頓沒下頓，一開始做了一千把犁刀，跑去向農機公司推銷，一進門就被趕了出來，因為他沒有“經銷指標”。那是一個鐵桶般的計劃經濟年代，生產什么，購買什么，銷售什么，都要國家下達指標，指標之外的物品流通便屬“非法”。精明的魯冠球東鉆西闖，好不容易找到了一條活下來的縫隙，那就是為周邊公社的農具提供配套生產，如飼料機上的榔頭、打板，拖拉機上的尾輪叉，柴油機上的油嘴，要什么做什么。

　　到1978年，雪球慢慢滾大，魯冠球的工廠竟已有400號人，年產值300余萬元，廠門口掛著“寧圍農機廠”、“寧圍軸承廠”、“寧圍鏈條廠”、“寧圍失蠟鑄鋼廠”四塊牌子，到這一年的秋天，他又掛上了“寧圍萬向節廠”。四周的農民恐怕沒有幾個弄得清楚失蠟鑄鋼、萬向節到底是個什么東西。在后來人看來，從農作耕地到初級工業化之間，魯冠球似乎已經在費力地搭建自己的企業基石。

　　讓人猶為驚奇的是，只有初一文化水平、從來沒有接觸過任何企業管理知識的魯冠球在很早就嘗試著管理工廠的方法。在1969年建廠之際，他就實行了基本工資制，工人工資額固定，按月出勤結算發放。1971年，他提出了計件（時）工資制，根據工人的勞動量來分配他們的收入。直到七八年后，少數覺醒的國營工廠才小心翼翼地開始試驗這種分配制度。“做工廠不能有什么就做什么，到了一定的時候就要小而專、小而精。”魯冠球后來說，他從1978年開始考慮一些問題。如果這是事實的話，他可能是當時8億中國農民中僅有的幾個開始思考這些問題的人。這一年，在一些企業已經開始悄悄恢復基本工資加獎金的制度，有的還開始嘗試計件制。9月，吳敬璉、周叔蓮和汪海波發表長篇論文建立和改進企業基金提成制度》，他們用經濟學和政治學的混雜語言十分辛苦地論證，利潤考核和提成制度是符合社會主義經濟特征的，不是“資本主義的利潤掛帥”，在結論上，他們很自然地將那些錯誤的觀點歸咎于**和“四人幫”：“他們把兩件不相干的事情混在一起，用心險惡地要把我們的企業都變成坐吃山空的官僚衙門。”

　　1978年的冬天，北京的每一個清晨都給人寒冷的感覺。新華社記者在新聞稿中寫道：灰白的太陽終于費力地鉆出薄霧，把它那毫無熱氣的光線投射到這個巨大城市的每一個角落—擁擠的樓房、狹窄的棋盤式街道和蠕動的密集人群中。

　　如果說，鄧小*平在年末的訪日頗有點“招商”意味的話，那么，歐美的企業主也明顯嗅到了中國變革的氣息。特別是早在1972年就與中國恢復了正常外交關系的超級大國美國，它那家最著名的公司—可口可樂公司很早就把它的臨時辦事機構設在王府井街口的北京飯店里。當時在中國主管事務的是可口可樂亞太分部的一個叫亨達的美國中年人，接觸過他的人都記得他有一頭鐵灰色的頭發。12月17日，中美雙方發表中美建交聯合公報》，宣布“中美雙方商定，自1979年1月第二天，亨達與中國糧油集團簽署了一份合同，獲準向中國出售第一批瓶裝可口可樂。根據當時的協議，可口可樂公司獲準以補償貿易的方式及其他支付辦法，向中國主要城市和游覽區提供可口可樂制罐及罐裝設備，在中國設立專廠裝罐裝瓶，并在中國市場銷售。在罐裝廠建立之前，從1979年起，由中糧公司采用寄售的方式先行銷售可口可樂飲料。合同是在外貿部大院（與北京飯店斜斜相望，僅隔著一條長安街）簽訂的。外貿部長李強在批復中加了一條：“僅限于在涉外飯店、旅游商店出售。”盡管合作的姿態是審慎和小心翼翼的，但是可口可樂總部顯然是非常滿意的，因為幾乎所有人都知道，水閘一經打開，就再也關不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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