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jù)《徽州府志》記載：黟歙間多良紙，有凝霜，澄心之號，后者長達五十尺為幅，自首至尾勻薄如一。
　　因原產(chǎn)地歙縣的覆船山有一道天然奇觀“石門九不鎖”，乃是一道丘壑，丘壑中有一巨石，形如心臟，名為“天下第一心”。
　　巨石下的溪流叫做云溪，有如穿心而過，所以這個地方就叫“澄心”，是儒釋道三教合一的天然道場。
　　這里所產(chǎn)的紙，其制法是在寒溪中浸楮皮料，用敲冰水舉簾、蕩紙，最后熔干而成。
　　成品“滑如春水、細如密繭。韌勝蜀箋，快比剡楮”。
　　史家稱其“膚卵如膜，堅潔如玉，細薄光潤，冠于一時。”
　　這紙首先是得南唐李后主極力推崇，設(shè)局令剡道監(jiān)造名紙，供宮中御用，并建堂藏之，就命名為“澄心堂”。
　　澄心堂一開始只是南唐君主居住宴客之地，名字都沒有留下來，到后來增加了藏書功能，成為南唐著名的內(nèi)府書庫。
　　而中主和后主曾召集文士入內(nèi)從事經(jīng)要典籍整理工作，待到成為收藏澄心紙的地方，方才有了“澄心堂”這個名字。
　　到了南唐中后期，該堂一度成為實際中樞所在，李后主讓學士于內(nèi)召對咨訪、參政議政，其中直承宣命、總決政事之人，被稱為“澄心堂承旨”，權(quán)力一度大于烜赫一時的樞密使。
　　可見李后主對那個地方的喜愛。
　　而這一時代的畫家，如徐熙和黃荃，他們的畫作除了絹本，“多用澄心堂”。
　　不過這個紙到了宋代就已經(jīng)變得極其珍貴，北宋歐陽修和他的好友，著名文史學家墨莊三劉之一的劉敞，都收藏有少量南唐澄心堂紙，歐陽修還寫過一首《和劉原父澄心紙》詩，里邊便提到:“君家雖有澄心紙，有敢下筆知誰哉？”
　　意思是老劉你別嘚瑟，你家里雖然有珍貴的澄心紙，可是你找得到敢在上面下筆的人嗎？
　　歐陽修之所以這么得意，是因為剩下的不多紙張，都收藏于大內(nèi)，歐陽修之所以得用，那是仁宗英宗神宗三代皇帝給他敞開了供應。
　　只有皇帝的意志，比如命李公麟繪制傳世之作《五馬圖》、命歐陽修的起草《新唐書》和《新五代史》、以及拓印的《淳化閣帖》等，方才取澄心堂紙使用。
　　直到宋代出了一個制作文化用品的名家潘谷，除了制墨、制硯之外，還將澄心堂紙工藝還原出來后，潘氏澄心堂紙再次引發(fā)轟動，得到蘇軾、歐陽修、梅堯臣一眾書畫名家的追捧，這才算解決了“澄心堂紙荒”。
　　梅堯臣就曾經(jīng)為之作詩：“澄心紙出新安郡，觸月敲冰滑有余；潘候不獨能致紙，羅紋細硯鐫龍尾。”
　　從此，潘氏澄心堂紙得到宮廷和名家的喜愛，每逢歲貢，歙地的文房四寶便是歲貢中不可少的藝術(shù)珍品。
　　元費著《箋紙譜》寫得很明白：“澄心堂紙，取李氏澄心堂樣制也，蓋表光之所輕脆而精絕者。”
　　南唐澄心堂紙很快就珍如龍髓，就連宋代潘氏澄心堂紙，到了明代都變得珍貴無比。
　　明朝的書法家董其昌在得到一些潘氏澄心堂紙的時后，都曾經(jīng)感慨：“此紙不敢書。”
　　然而現(xiàn)在，在眾人的面前，竟然出現(xiàn)了一摞！
　　周至有些喉嚨發(fā)干：“這一摞……真……真是……”
　　“南唐澄心堂。”
　　“何……何以見得？”
　　“因為我見過。”張老已經(jīng)將頭抬了起來，害怕呼吸的水氣沾染了寶貴的紙張：“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有蔡襄的《澄心堂紙貼》，書架上有我從那里帶回來的畫冊，小徐你去取來吧。”
　　畫冊印刷得非常精美，翻到蔡襄的《澄心堂紙貼》的時候，周至不禁感嘆：“翰墨英豪蔡君謨，厲害！”
　　北宋四大書法家，大家公認是蘇黃米蔡，其實這個排位多半只是為了押韻，或者說是為了名氣大小，甚至到后來這個蔡還發(fā)生過爭議，認為有可能是蔡京。
　　其實完全是胡說八道，四大書法家的名號其實要倒過來念才合適，蔡米黃蘇，最后兩位黃庭堅和蘇軾可以并列，排名不分先后。
　　而北宋當時天下公認的書法第一人，一點爭議都沒有，就是蔡襄。
　　蘇東坡曾在《東坡題跋》寫道：“獨蔡君謨天資既高，積學深至，心手相應，變態(tài)無窮，遂為本朝第一。然行書最勝，小楷次之，草書又次之……又嘗出意作飛白，自言有翔龍舞鳳之勢，識者不以為過。”
　　歐陽修對蔡襄書法的評價更是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自蘇子美死后，遂覺筆法中絕。近年君謨獨步當世，然謙讓不肯主盟。”
　　黃庭堅曾經(jīng)和蘇軾笑噱對方書法，但是只服兩個人：“蘇子美、蔡君謨皆翰墨之豪杰。”
　　《宋史》更是直接釘死了棺材板兒：“襄工于手書，為當世第一，仁宗由愛之。”
　　而蘇黃米蔡里這個蔡是指蔡京，也不知道是哪個公眾號胡編亂造，到后來竟然能夠渾水摸魚，讓天下無數(shù)人信以為真，也是一件非常可笑的事情。
　　“看內(nèi)容。”張老沒想到周至還是為書法愛好者，蔡襄這號稱北宋第一的書法周至之前都沒有見過，一下子就看入神了，只得提醒。
　　“哦。”周至這才醒悟過來，念道：“澄心堂紙一幅，闊狹、厚薄、堅實皆類此，乃佳。工者不愿為，又恐不能為之。試與厚直，莫得之見？其楮細，似可作也。便人只求百幅。癸卯重陽日，襄書。”
　　“周同學古文不錯。”張老點頭夸獎：“句讀斷得不錯，臺北故宮博物院斷成了‘試與厚直，莫得之？見其楮細，似可作也。’少了韻味。”
　　周至笑了笑，《說文解字》我都在標注第五遍這種事情，我就不用說了吧？
　　不過張老其實也就是隨口一夸，轉(zhuǎn)而說道：“看下面的標注。”
　　周至看著畫面下邊標注的小字：“《澄心堂紙貼》，尺牘，紙本，1063年作，北宋蔡襄書，行楷，縱24.7厘米，橫27.1厘米。”
　　看到這里周至算是明白了：“這是蔡襄寄給他人的一封信，同時又是他寄給那人的南唐澄心堂紙的一幅‘標本’。
　　當時已經(jīng)不可能是原始幅度那種五十尺了，純粹就是打個樣，意思他能夠找到的好工人，都推脫了按照這個標準仿造該紙的要求，也不知道是不愿意做還是達不到這樣的工藝水平。”
　　“然后他不信這個邪，在樣品上寫了一封信寄給了這個朋友，跟他說多給點錢，他就不信仿不出來。”
　　“還指點了一處細節(jié)——‘其楮細，似可作也’。”
　　“最后說如果仿造成功他也不多要，只要百張這么大的紙就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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