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生活中一些現象總是讓我難以搞清楚究竟是純屬巧合，還是天人之間有著某種神秘的聯系。Ｗｗｗ、Qb５、cOМ//怎么咱們中國這塊土地上凡有重大的事件將發生時，老天爺總要用他令人膽戰心驚的方式發出警告，這警告就是人們聞之色變的地震。

　　1966年3月河北邢臺發生大地震，兩個月后**中央發出“5.16通知”，國家主席**倒臺的倒計時就此開始；1970年元月云南通海地震，一年后副統帥**摔死在溫都爾汗；1975年2月遼寧海城地震，不到一年總理周恩來去世；1976年5月云南龍陵地震，兩個月后委員長朱德去世。并且這幾個重要人物離開這個世界的時間距地震的發生時間越來越短，**是44個月，**是20個月，周恩來是11個月，朱德是2個月。這僅僅只是偶然的巧合嗎？巧合得太有規律了，這是不是某個神秘力量明顯已經開始了它的加速？一個最可怕的現實正在逼近？

　　1976年7月底發生了本世紀在我們這塊古老的土地上破壞力最大的唐山地震，一道藍光閃過之后，剎那間天搖地動，一座生機勃勃的城市轉眼間成為一片廢墟，二十多萬條生命在那一刻化作一道青煙飛向天外，人們再一次意識到自己在大自然面前的脆弱和渺小。“天上沒有玉皇，地下沒有龍王，我就是玉皇，我就龍王。喝令三山五岳開道，我來了。”這種自詡為大自然的主人來號令世間萬物的氣概，作為一種文學創作上的浪漫未嘗不可，但誰要真這樣干，誰真要以大自然的主人自居，大自然會一直懲罰到他找不到北。

　　唐山大地震是不是大自然用太殘酷的方式向我們發出的一個信號：一個時代結束了？

　　9月9號這天中午，大喇叭里說將有重要廣播時，我就有一種預感，但只在心里想，不敢說。當沉痛的哀樂從廣播里緩緩流出時，心里想完了，天塌了，肯定是**他老人家走了。接下來廣播的內容證實了我的預感。

　　一個早就有自己的思想，又在牢里關了九年，也思考了九年的學生，只要他不是只在個人得失的小圈子里打轉轉，只要理想之火不曾在他心里熄滅，就不可能沒有一些自己的認識和內心深處的質疑。盡管在內心深處偶爾也會冒出一點不甚恭敬的想法，盡管對他老人家的去世不是沒有一點心理準備，但噩耗真的傳來，他老人家的去世還是深深地震撼了我，巨大的悲痛襲上心頭，哀傷的淚水奪眶而出。

　　如果不是**把我從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壓制下解放出來，精神上早在1966年我就死了，我會在深深的負罪感和世人白眼下慘度余生。是他老人家力挽狂瀾，把我從公民的基本權利被剝奪得干干凈凈的那五十多天的白色恐怖中解救出來，更重要的是此舉讓我找到了再也不會坍塌的精神支柱。在不斷的磨礪和思索中我明白了，自己的追求實質上就是人類與生俱來的對自由和平等的渴望，是這延綿了數千年的渴望和追求的中繼。這是不是他老人家的本意并不重要，這一類的問題讓歷史學家們去爭論和考證，重要的是一大批有思想，有追求，無怨無悔，執著堅定的思想者是他老人家一手培養和造就的。僅此這一點，我也要終生緬懷他老人家。

　　當晚一首七律和淚寫出。

　　七律

　　沉痛悼念偉大領袖**

　　驚聞噩耗心欲碎，誰信尊親真別離？

　　哀壓巍巍五岳矮，淚添浩浩四海溢。

　　蓋地偉績世代頌，頂天豐碑山川豎。

　　悲痛化作力千鈞，迎風億萬進軍旗。

　　我跑到中隊部去要求搞一個悼念儀式遭到訓斥，指導員在中隊大會上說全廠就只有李乾一個人這樣無理取鬧，完全忘記了自己的身份。中隊通知不許在押犯人戴黑紗和白花，我們運動案子的人就自制白花和黑紗戴在里層，一年后我寫的《訴衷情》是這感情的延續。

　　訴衷情

　　最敬愛的偉大領袖和導師**主席與世長辭已整整一年了。在這牽動每一個人思緒的時刻，我有多少心里的話要在他老人家的英靈前傾訴啊！

　　曾經哀樂和淚聞，

　　白花胸中生。

　　不忘東風化雨，

　　赤子獻至誠。

　　啟心扉，

　　去稚氣，

　　純靈魂。

　　恩德長懷，

　　教誨永記，

　　遺愿終成。

　　1976年的國慶節過后不久，監獄辦公樓的墻上貼出了歡呼粉碎“四人幫”①的標語，各式各樣的小道消息在勞改隊流傳，高度警惕又不乏檢舉揭發者的管教們顯得有點興奮，悄悄拉開了一張大網，空氣驟然變得緊張神秘。改造積極分子們被召去開會，布置加強對我這樣一類人的監督，不斷有人被叫去反復追查在知道“四人幫”被抓時私下聽到些什么？說了些什么？運動案子幾乎是人人過關。我還算是謹慎的，那位涂管教在我到這里第一天給我的一記悶棍，讓我實實在在認識到自己處境的險惡，心里的話絕不輕易對人說，從這個角度來說我應該好好感謝他。但在很小的圈子內不可能沒有一點議論，這位涂管教的嗅覺是不一般的，在他政策攻心的作用下，這個小圈子被打開了一個缺口，在他看來，我這條大魚就要落網了。此時已有因惡毒攻擊英明領袖，為“四人幫”鳴冤叫屈的“爪牙”們被加刑、被重判，布告就貼在辦公室外的墻壁上。這天我被叫到辦公室，這位涂管教和顏悅色地開始了對我的盤問。

　　“李乾，聽說你是獨子？”

　　“是的。”

　　“你家里多不容易，你要爭取早點回家，減一年刑就是三百六十五天哪，這對家里是多大的安慰。”

　　“我知道。”

　　“你到這里來了多長時間了？”

　　“三個多月了。”

　　“三個多月都沒有主動來找過我們一次，不能積極靠攏政府，這對你的改造很不利呀。”

　　“我只想把自己管好，老老實實把自己的二十年搞完，別的我不想。”

　　“你不要看我對你批評時語氣有點重，有抵觸情緒，那是為了你好，是怕你犯錯誤。但是你好像沒有聽進去，根據知情者的交待和揭發，你這回犯的錯誤很嚴重，不過不要緊，只要你如實向我們講清楚，就算是你自己坦白的，就可以從輕處理。如果你還能積極主動檢舉揭發他人的重大問題，我們不僅不處理你，還要給你記功、減刑。你聽明白沒有？”

　　“聽明白了。”

　　“你最近說過什么錯話沒有？”

　　“沒有。”

　　“聽別人說過什么錯話沒有？”

　　“沒有。”

　　“李乾，你是為么事來的？”

　　“文化革命中打死人。”

　　“你是運動案子，你們這批人是最關心政治的，逮捕‘四人幫’這么大的事你就沒有一點想法？”

　　“我堅決擁護英明領袖華主席。”

　　“別跟我演戲了，把你這一套收起來，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罰酒，不見棺材不掉淚。”

　　“我沒有說過任何不該說的話。”

　　“□月□號晚上你在干什么？”

　　“加班。”

　　“吃夜班面時在哪里？”

　　“車間。”

　　“有哪幾個人？”

　　“有我、王□□、張□三個人。”

　　“這就對了，別人說得很準確嘛。在一起你們說了些什么？”

　　“就說了夜班面條里沒有油這句不該說的話，其它再沒什么了。”

　　“沒說到‘四人幫’的事？”

　　“沒有。”

　　“你沒有說，他們兩個也沒說？”

　　“沒有。”

　　“李乾，別跟我兜圈子了，‘尸骨未寒’這四個字不是你說的？”

　　“涂干部，我雖是運動案子，但我是刑事犯罪，我不可能說那些話。這肯定是有人立功心切，用栽贓陷害的方式想達到他減刑的目的。”

　　“你敢對質？”

　　“當然敢。”

　　“李乾，你不要嘴硬，門不要關早了。我還是給你一個機會，先回去想一下，想好了來找我，不過要快一點，過了這個村就沒這個店了，時間不等人。”

　　我心想別看他最后說是給我機會，那是在給他自己找臺階下，我沒有給

　　他留一點希望，這位涂管教應該死心。我完全想錯了。

　　幾天后我又被叫到中隊辦公室，里面有三個我不認識的人，中隊新來的一個年輕干事坐一邊。

　　來人在核實了我的身份后，一臉的嚴肅：

　　“我們是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的，你要老老實實回答我們的問題。說說耿祺華，寧漢文，何儒非，柳英發在‘12.5事件’中的情況。”

　　這個問題我不知回答和寫了多少遍，怎么還來問？我們的問題不是已經處理了嗎？怎么又翻出來了？看來幾個月前我就想過的事情兌現了：對耿祺華、寧漢文、何儒非、柳英發，不是他們不想下手，是他們不能。現在他們能了。我實事求是地說了一遍，他們好像很不滿意，一遍又一遍地開導我：

　　“李乾，你不要以為你把責任自己扛下來，他們在外面就能保你，告訴你吧，現在他們自身都難保，你現在只有依靠我們，檢舉揭發他們，才有可能得到寬大。聽明白沒有？”

　　“聽明白了。”

　　“那你說吧。”

　　“我知道的我都說了，我再沒有什么可說的了。”

　　“看來可能你真的是忘記了，我來提醒你一下。”說著他從卷宗里抽出一份材料，翻到其中一頁念到，“‘在新禮堂門前，耿祺華對李乾等人說：你們只管去打，打出事來我負責。’你想起來沒有？”

　　“不記得耿祺華說過這樣的話。”我心里在罵這伙人怎么敢這樣明目張膽地誘供、陷人入罪？但還是盡可能平緩地說。

　　“你怎么這樣傻呀？這樣一來你的責任不是要輕多了？”

　　“這不是哪個責任輕和重的問題，在我的記憶中根本沒這個事。”

　　“我告訴你李乾，你保他們沒有一點用，這只能說明你的態度惡劣。外面的形勢你還不清楚吧，告訴你，你們的總后臺‘四人幫’已經垮臺，你們犯下罪行要徹底清算。你承不承認都絲毫不影響這事實的存在，耿祺華是‘12.5事件’的主謀，這就是法律的結論。”

　　“你們根據你們的事實得出你們的結論，我只能實事求是地說出我知道的事實。”

　　想誘我上套，沒門。

　　來人碰了一鼻子灰悻悻地走了，沒想到有人接著來了。

　　半個小時后我再次被叫到中隊辦公室，一去就見那位涂管教在里面等著。看得出他是聽說法院來找我后急匆匆趕來的，還在那里整理他的呼吸。可惜來晚了一步，法院的人已經走了。他一臉的懊惱，沒能借用法院的人在場的機會對我施加壓力。

　　他這次開門見山，沒跟我兜圈子：

　　“剛才市法院來找了你？”

　　“是的。”

　　“我們勞改部門在法院面前說一句話是很管用的，你的態度決定我們在法院面前怎么說。前幾天問你的問題想好沒有？現在對你來說是個關鍵時刻，從重從輕就在你此時的一念之間。”他兩眼死死盯著我，一句一頓地把這幾句話說完。

　　我毫不躲避他的目光，同樣一句一頓地對他說：

　　“涂干部，我就實話跟你說了吧，你不要再費這個心了。我李乾到了這一步，態度好壞不起任何作用。法院真要殺我的頭，不是你一句話能保下的，也不是我態度的好壞能決定的；法院不要我的命，別說那幾句話無證無據，就算你所掌握的那幾句話證據確鑿，也改變不了什么。”

　　對這位想趁人之危、逼人就范的涂干部我實在有點忍無可忍了，上面這一通話脫口而出，我要一勞永逸地讓他停止對我的糾纏。只是有了那次戴銬子的教訓，另外一句話我沒說出口，那就是：我根本不在乎對我的從嚴從寬，能決定我命運的法院引誘我作偽證都碰了一鼻子灰，你算什么？！

　　這位涂干部一下子愣住了。正滿懷信心等著獵物落網的他，壓根沒想到他的獵物能如履平地一樣走過他精心設計的陷阱，徑直來到他面前，當頭給了他一盆不乏揶揄的涼水。詫異和意外讓他那本來極具攻擊性的目光一點點收斂，直至完全消失，聽完后他一聲不吭，慢慢背過身，辦公室里好半天沒有一點聲音。我以為他緩過神來后會惱羞成怒、暴跳如雷，把我大罵一通，甚至還會有什么措施，就靜靜地等候著暴風雨的降臨。誰知他沉思了好一會后，背對著我說：

　　“你這樣想也有道理，回去吧。”我想他此時的臉色可能很難看。一個勞改隊的管教在他所管的人犯面前就是君臨天下，予取予奪，說一不二的。在這種冒犯面前能夠忍下來，不容易，這有點驟然臨之而不驚的味道，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我對他的憤怒里有了一點欽佩，盡管有可能他只是在放長線釣大魚，在等一個更有殺傷力的機會。自此以后，這件事他再也沒找過我。

　　其實我對“四人幫”的態度是十分矛盾的。

　　從1967年王洪文率領工總司殘酷地攻打、鎮壓上柴聯司時起，我就認為他和我們不是一回事，支持他的張春橋、姚文元，我也沒有什么好印象。造反派除了在1967年到1968年外，從來沒有被哪個當權者看作是自己的一支力量。“四人幫”從來沒有把造反派看是他們的人，是他們的隊伍，是和他們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力量。他們從來沒有這樣想過，更沒有這樣做過。要不然全國的造反派哪會在他們垮臺前就已經那樣悲慘？這也不奇怪，他們追求的目標和造反派追求的目標不是一回事。他們追求的更多的是權力，造反派追求的更多的是人的解放。被稱為“走資派”的那些人心里多清楚，別看曾思玉是外地調來的，百萬雄師的出現跟他個人沒有一點關系，但他就是知道百萬雄師是他們的基本隊伍，他清楚實際上他將和百萬雄師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他根本不管中央說什么壞頭頭不壞頭頭，殺人兇手不殺人兇手的，不僅放出去而且還要升官，多有膽有識。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曾思玉走了，他的繼任者同樣深知這個道理，放誰抓誰涇渭分明。“四人幫”心中有誰？誰也沒有，只有他們自己，他們把自己搞成孤家寡人。**他老人家一世英明，怎么最后也搞了一個清查“5.16”？怎么搞了這樣一個大冤案？在我看來這是自毀長城。這本來就是一個既定的戰略安排還是一個不得已的讓步？我不想去搞清楚，也搞不清楚。在這樣的一個大背景下，“四人幫”怎么能不垮臺？

　　文化革命其實早在1968年7月就結束了。標志性的事件就是幾萬名工人宣傳隊隊員進駐清華園。造反派從此在全國范圍內被打入另冊。其后的八年充其量只是文化革命的余波，只是不斷地整肅和善后，只是對造反派接二連三地分化和鎮壓。**他老人家去世后“四人幫”的被抓，是八年清算的繼續，是在八年清算基礎上的最后一擊，也是一直在清算“另類文革”的人自己被清算。想找到真心擁護“四人幫”的造反派很難，但他們的被抓，預示著本來就十分悲慘的造反派的處境將更進一步惡化，并且不知道要惡化到哪一步，造反派對這件事的抵觸是情理之中的事。

　　［注釋］

　　①“四人幫”：指王洪文（曾任**中央副主席,后被特別法庭判處無期徒刑，1992年8月3日因肝病死在秦城監獄）、張春橋（曾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后被特別法庭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2005年4月21日病故）、**（**的夫人、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后被特別法庭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1991年5月14日自殺身亡）、姚文元（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后被特別法庭判處有期徒刑20年，2005年12月23日病故）等四人。他們于1976年10月6號被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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