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這些原汁原味的“鄉土文”很感興趣。看到有紅白理事會的活動，我記得這個理事會是由臨高的天主教會、新道教聯合辦理推廣的，對此很感興趣，便問了問這個理事會的工作情況。
老霍紅白理事會的確做了不少事，特別是他們在村里搞得“澳洲禮儀”，因為場面隆重，花費又不多，最近愈來愈受到村民的歡迎了。問到具體做法，原來理事會采用信徒義工體制，各村天主教徒和新道教的信徒在村村民有紅白事的時候要出義務工，至于需要的各種儀式用材料、道具，都由理事會免費提供。主持儀式的司儀和誦經超度也由兩教免費提供，很受群眾的好評。
翻到村班子最近一次民主生活會的記錄，今年6月15日，內容鄉里隨機組織村民代表對村長、副村長等位村干部進行無記名投票評議，位均得15張“工作成績肯定票”，可見村班子是得到信任的。
我又往前多翻了幾頁，看到有一頁是村里的民主生活會，參加的除了村干還有村里的牌甲組頭們。我注意到里面記錄了一位叫郭晉的組頭發言：“我今年經常被鄉里抽調借用，很少參加村里的工作，更談不上起帶頭作用或幫助群眾，希望大家給我提出寶貴意見，給予幫助。”接下來還記錄了一位叫霍守英的婦女委員發言：“我作為一名女干部，還是社會調查部杜主任的聯系對象，也很少參加村里的工作，只認為搞好上級特別是杜主任直接交辦的中心任務就行了，對自己村里的事很少過問，今后一定要努力工作。”無需多。兩位基層干部直白的話，客觀反映了一些地方農村干部被多處使用的現狀。
看到村里有婦女委員，我有些奇怪：我走訪了很多村子，除了臨高老區一部分村子設有婦女委員之外，大多數村子都沒有。潭口既不是模范村又不是老區村，怎么會設有這么一個職務呢？
我詢問了老霍才知道。原來該村是社會調查部主任杜雯直接蹲的村子，所以這個村的裹腳情況、打罵婦女和女性掃盲情況都比周邊的村落要好，特別是裹腳，在社調部幾次“集中兵力打殲滅戰”的運動之后已經完絕跡。
看來，我們的婦女工作也包括目前許多迫切需要掃除陋俗的工作，搞“三和一少”是不行的，對某些重落后地區就是要多煮“夾生飯”，充分運用法律和專政的武器。
我提出要見一見這位婦女委員，老霍很快就把她叫來了。原來霍守英是老霍的遠房族侄女。看年齡不過二十出頭卻已經成了寡婦――萬惡的孔有德兵變害死了她的親人，現在她身邊一個親人也沒有了。
可是從她的面龐上，你看不到一頹唐的感情。看得出她對這里的生活和工作都充滿了熱情。我注意到她剪了短發――要知道這里的農村婦女雖大多不再梳過于復雜的發髻，卻很少有人剪短發。
“這樣洗發梳頭的時間就可以少很多。”霍守英，“多出來的時間正好用來學習工作。”
交談中我得知她是杜雯親自挑選重培養的婦女干部，馬裊農講所的學員，最近還去參加了三個月的“婦女干部專訓班”。和她交談之后我發現她不但新話得好，對元老院的政策掌握也很強。起村里的工作頭頭是道，還多了一份女性的細心之處。
談起村里的婦女工作。霍守英經過杜首長幾次帶人來“整頓”，現在打老婆風氣已經有所收斂。但是村民大多對這一工作不理解，不贊同，多數人認為是狗拿耗子多管閑事，包括許多婦女也有相同的看法。
“……有些婦女自己經常被丈夫打罵，卻對我們的工作風涼話。”霍守英述的時候露出無可奈何的表情。“甚至有人拿俺笑話，俺現在跳得歡，等以后有了婆家一樣叫男人摁在炕上抽光腚……”
她講得時候雖然是用笑話的口氣，但是看得出這位婦女干部內心是有很大的波瀾的。看來在農村要移風易俗并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隨后，我們又談了其他事情。到了許多我走過的各個村落都被反復提到的民生問題：彩禮、搞破鞋、光棍扒廁所……她還提到了男干部很少提到的婦女生育問題。
“現在大伙生活安定，有吃有穿，婦女們生娃的很多，連快沒了月信的婦女都有懷孕的，鎮上幾次來村里宣傳‘到院生產’、“接生必須持有助產士執照”，可是俺們這里鎮上有執照的產婆才三個人，根應付不過來。再去縣里一趟也不容易。大多數婦女生孩子還是在家請抱腰老娘，婦女生孩子危險大，這幾年村因為生產過世的婦女就有幾個，有的還是一尸兩命。”
到這里，這位婦女干部的眼圈都紅了。我深感在衛生保健這一領域，我們要做得工作還很多。
交談中我感到這位婦女干部工作態度非常認真，有一股子把事情鉆下去做到底的勁頭。
隨后，應我的要求，會計拿出了村里的土地和戶籍檔案。不但有詳細的土地登記，還有略圖。村的耕地塊非常整齊，是典型的我們測量員的作品。會計：“這些耕地都是‘首長的徒弟’丈量的。每畝面積完一樣。不再有大畝畝的區別。”
因為畝的面積完一樣，在分地的時候就不得不考慮好地壞地的問題，當時總得原則是“以產定數”，大致就是分到好地的就少分，分到壞地多分。考慮這樣可以大致拉平各家各戶的總收入。
但是會計這樣實踐下來問題很大。分到壞地的農戶要投入更多的勞力去生產，反而加劇了他們的負擔。
“沒有大牲口，種畝好地都吃力，何況有的人家分得地差，要種三四十畝！”會計，“很多人為了圖省事，就種不大需要伺候的紅薯、雜糧。為了這分地的好壞，村里不少人有意見。要按照我們老家的習慣，好地壞地水田旱地，一畝的大都是不一樣的，反而要公平些。”
關于這個情況，我已經不止一次聽到村干部和村民反應，看來我們工作中“拍腦袋決策”還是太多了，對實際面對情況的復雜性估計不足。
除了分地面積上的問題，農民的個人積極性沒有充分調動出來，許多移民不熟悉稻作生產，而天地會不組織生產他們熟悉的麥、谷子、高粱，也不提供相應的種子和技術指導，許多農戶就采取粗放式的種植，產量很低。
會計移民一開始有怪話：種了一輩子地，現在還要幾個南蠻子來當夫子，教自己種地。現在怪話少了，但村民還是很想種麥。
這些鮮活的情況提醒我，移民的教育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農村工作要從實際出發，分類指導，不能一刀切。尤其是每畝地的實際面積并不一樣這一，更使我體會到農村的數字概念有較大彈性，甚至可以由村里人約定俗成。這一不符合標準化，但在農村的確有一定合理性。如何能兼顧到合理性又能堅持標準化，看來是一個考驗我們執政能力的課題。
戶籍檔案因半年沒人查看，許多頁粘到了一起。我翻來翻去，看不出農村人口的流動，除去生育和死亡人口，建村以來都沒有變化。但具體一打聽，有十幾個農民已招工去了臨高和瓊山，不在村居住了。因為沒有遷徙戶口，戶籍檔案未能及時準確的反映。
接下來我走訪了村里的幾戶人家，第一戶是村會計，他家里有5口人，個女孩，大女兒二女兒是妻子改嫁帶過來的，只有女兒是在當地出生的。這樣的重新組合家庭在各個移民村落里是很多見的。
他家分了畝地，有水田有旱地，番薯年畝產5多斤，水稻年畝產來斤，加上當會計的補貼，在村里算是好的。因而家里有較多的日用工業品，吃糧中的細糧比例也高一些。
從會計家出來，我又順路隨機走訪戶農民。其中一戶中年兩口子帶兩個兒子，大兒子歲了，年前在甲子煤礦打工肩部受傷后病退回家，如今在家務農，因為干不了重活收入受到很大影響，沒錢也娶不上媳婦。兒子最初在家，去年招工去了三亞，但也積不到什么錢，春節前回村是空手進家門。老兩口現在的最大希望是是兩個兒子能找到媳婦－－卻因為彩禮問題希望渺茫。
這個家庭的境況，是農村的一個縮影。以前我也調查過一些農戶，多數出去打工的未婚年輕人，經濟上對父母幾乎沒有什么資助，自己能成家立業就算不錯。不言而喻，農民收入翻番的“賬”還要重新算算，切不可盲目樂觀，要采取多渠道綜合增收的措施。(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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