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了熱鬧的神道，我們來到石牌坊這邊轉一轉，找到了一個小飯館，要了一條十三陵水庫里撈的魚，做了紅燒口味，配了幾個大饅頭。席間，我將我的想法告訴了他們二位，老趙聽后那叫一個高興，沒本的買賣誰不愛干！老李也覺得挺好，不過他提出了一個現實的問題：咱們要不要辦營業執照？我說：“不能辦，辦了，我們科就沒戲了。”老李又說：“如果真賺了錢，你們科那部分錢怎么拿出來？我們的賬可都在大隊呀！”我說：“先干起來再說，活人還能讓尿憋死。今天咱們先說到這，我回去得向老徐請示，聽聽他的意見。”水足飯飽，回到公司，我向老徐匯報了自己的想法，老徐說：“都挺好，也別弄什么協議了，和懋隆的事，你也先別找懋隆，懋隆和咱們科是平級單位，由經理出面合適。至于賺到了錢，咱們是萬萬不能拿的，等到了過年過節的時候，讓馬泉營給咱們科分點魚、肉、水果什么的，他們村有魚塘，這樣咱們科的人也能落點實惠。”
  一切工作如愿展開，老趙還真不含糊，在原有涼棚的基礎上，又申請了兩個涼棚，五、六、七三個月的旅游旺季，收入頗豐，老趙提出：過些日子天氣該熱了，旅游團也就沒有那么多了，趁此空檔，咱們結回賬吧！我找到老徐，把老趙的想法說了一下，老徐問我：“老趙給的是外匯券還是人民幣？”我說：“全是外匯券。”我又找補一句：“什么時候找懋隆呀？”過了幾天，老徐找到我說：“高經理說了，外匯券就別給懋隆了，讓你收下后交給公司處理庫存小組的梁坤他們。”我一聽，不對了，跟當時說的想法都不一樣了。當時的想法是：懋隆收了外匯券，交給銀行算我們的出口，現在這是要干嘛？外匯券不得二次使用，如公司二次使用，那就是法人犯法；如個人私分使用，那就是……我心里明白一個理：犯惡的不吃，犯法的不為。雖然此時買外國原裝商品，用外匯券可以便宜不少，外匯券還可以買緊俏物資，在廣州和深圳，外匯券也比人民幣值錢，但我只鐘情于豬頭肉、豬尾巴；我女兒只鐘情于山楂片、果丹皮，什么小霸王游戲機、磁帶、隨身聽、日本的任天堂，這些對于我來說，毫無關系。所以我對外匯券的態度一向是“避而遠之”。記得去年從香港回來，在廣州友誼商店，用12元錢買了一盒空白磁帶，公司的同事都詫異地問我：“怎么不使用外匯券？”我說：“我從來沒有外匯券！”一天中午，老趙帶著他們的會計，提著一個上海產的人造革的手提包，來到我的辦公室，把手提包放在我的辦公桌上，笑著說：“錢拿來了！”打開一看，一百面額的捆在一起，五十面額的捆在一起，十元面額的……塞滿了整個手提包。我忙說：“快拉上，我帶你去找收錢的人。記住，他們不給開收據，您得跟他們要收條，還得蓋上他們的章！”老趙說：“謝謝您的提醒，我以為把錢放您這就得了呢！反正我們那也沒進賬。”我起身找到隔壁的梁坤，指了指我的辦公室，輕聲說：“錢來了。”梁坤隨我到了我的辦公室，介紹完老趙后，我說：“你們交接，我在門外！”隨手帶上門就出去了。
  再來說說后面的事吧！
  十二月份，深圳小交會如期舉行，那邊的會還沒散，消息就傳到北京，公司里瘋傳，參加深圳小交會的人，私換外匯券。辦公室主任換的最多，老徐次之，一般老百姓換幾百塊，高登科不知道換了多少！也不知道這外匯券是從哪來的，準是又賣了好多金首飾。哎，“狗咬狗，一嘴毛；賊見賊，一哈腰”，分贓不均打起來了，想辦好事，結果捅了大簍子。
  1986年高登科下臺，當時領導說他有“一個不該，兩個說不清”。所謂說不清，無非就是：1984年深圳小交會，私分外匯券金額說不清和來源說不清。
  在1984年，我實現了人生最高的理想，于九月份，在支部書記李云的主持下，老徐和李云作為我的入黨介紹人，支部全體黨員舉手表決，通過了我的入黨申請，我光榮的成為了一名中國共產黨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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