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0月26日晚，我帶著《為了弱者的尊嚴》樣稿飛抵太原，準備讓有關方面和梁雨潤本人審稿。當夜與主人見面時已近深夜十一時，司機安排好我的住處后，梁雨潤與我打個照面便匆匆趕回辦公室，他說這幾天省里正在召開黨代會，為確保大會順利進行，擔任會務信訪接待工作的他每天有很多事需要直接處理，約好明天即27日抽個時間再與我細談一次。太原的第一夜就這樣過去，入睡時已是子夜，窗外正吹著呼呼的秋風……
“何老師，起床了嗎？”第二天清晨，夢中的我突然被梁雨潤的司機小朱叫醒，他的急促叫喊聲讓我意識到日理萬機的梁雨潤可能又遇上突發事件了。果不其然，小朱告訴我，省黨代會會場大門口從凌晨一點左右就被160多個農民團團圍住，現在梁雨潤正在現場處理……
小朱說：“梁局長他不能來陪你吃早點了，把我叫過來了！”“他這么忙，干嗎還打擾他嘛！”同梁雨潤認識多年，我已經非常了解他，許多時候他與朋友們約好的事，總被一件件急需他處理的急事擠掉了。“先不要管吃不吃早點，我們去現場看看如何？”我對小朱說。小朱猶豫了一下，說：“那好吧。”幾分鐘后，我們來到大會會場——湖濱會堂所在地，這里到處掛滿了彩旗和高高懸浮的氣球，一幅幅歡慶黨代會的標語渲染出莊嚴與歡慶的氣氛。
但與之并不相稱的是大門口嚴守著眾多的公安與保安人員，特別是馬路對面的那個廣場沿街處，更聚集了一大堆喧嚷的人群……“鬧事的農民就在那兒。”小朱指指對面的人群，對我說。“過去看看。”我說。繞著警察和圍觀的層層群眾，我看到一片席地而坐的農民，他們個個穿著破舊的棉衣與羊皮祆，有的手中舉著用白布做成的橫幅，那橫幅上面寫著“強盛種子公司賣假種子，坑害農民天理不容!”“我們要吃飯、要活命！”“強烈請求省委為農民主持正義!”等內容，有的干脆在膝前擺著一堆玉米棒子……農民們憔悴而疲倦的臉上布滿了憤怒。怎么回事？小朱悄悄告訴我：這些都是從平遙縣趕過來的農民。他們是這個縣洪善鎮南長壽村的村民，今年種了省農科院所屬的強盛種業公司的玉米種子，結果玉米只長棒子不見籽，農民們得知自己受害了，便找到種業公司要求賠償。但因為種業公司堅持自己的理由，結果關于如何賠償問題一直沒有達成協議。“他們已經第二次來省城鬧了！”小朱說。“農民們也真會挑時間啊，省里開黨代會，他們就來堵大門口……”我不由感嘆。“是。現在的農民水平高著呢！他們知道怎么才能解決問題。”小朱說。“老梁呢？”我在現場尋找梁雨潤，卻沒有見到他的身影。小朱看了看，隨后掏出手機：“您在哪兒呢？噢噢……知道了。”
小朱回頭告訴我：梁雨潤正在省委領導那兒匯報情況，一會兒就過來。現場似乎處在相峙的狀態：公安人員團團圍住，席地而坐的農民怒顏沉默……“昨晚到現在他們就這樣在外面凍著？”看著蜷縮成一團團的農民們和他們一張張又饑又倦的面容，我心頭不由得涌起一陣憐憫。“唉，沒辦法，說干了嘴也勸不走他們……”
現場的一位公安干警朝我嘆息道。“耗唄，他們當官的不出來解決問題，我們就凍死餓死在這兒……”一位農民舉著一把沒有粒籽的玉米棒，異常憤怒地沖我說。“種業公司也太可恨了！農民們都多么不容易，該賠人家就賠唄！”圍觀的幾位太原市民憤憤不平道。“走走！有什么好看的？別堵塞交通了！”一位干部模樣的公安在驅趕越來越多的圍觀群眾。然后，他的嘴里在嘀咕著：“什么事嘛！鬧鬧鬧！”“他來了！”這時，小朱捅捅我的胳膊。我回頭一看，見梁雨潤正一臉凝重地跨過馬路朝這邊走來。考驗他真本事的時候到了，我心里暗暗想：你梁雨潤到底有啥辦法?梁雨潤的出現，令現場氣氛活躍起來。我感覺無論是公安還是農民都與我懷有同樣的期待心理。走近農民跟前，只見梁雨潤朝現場掃了一眼，然后提高嗓門大聲道：“平遙縣南長壽村的村民們，大家聽著：上次你們為自己的事來省委上訪，經省信訪局協調，跟種業公司達成了協議，當時他們答應每畝賠償你們540元錢，但后來反悔了，提出每畝只賠你們300元，與達成的協議差240元。所以今天你們又來上訪。剛才我向省委有關領導匯報了你們的事，領導們非常重視，現在責成我梁雨潤來繼續把這件事處理好。那么現在你們全體人員都到信訪局去等候處理。大家不要在這兒坐了，希望同志們給我一點面子！
啊——你們得給我老梁一點面子，我負責幫助你們一起把問題解決了！走！咱們全體都走！”梁雨潤說完，朝坐在地上的農民們揮揮手，一邊吆喝著“走走”。“今天解決不了我們就是不走！”有人喊道。“對，我們要求種業公司說話算數，兌現賠款！”有更多農民開始說話。梁雨潤一邊扶起一位面對面跟他頂牛的農民，說：“我就是來給你們解決問題的嘛！你們來是不是想解決問題的呀？”“是，我們受餓挨凍就是為了讓種業公司如數賠償。”有農民說。“這就對了嘛！你們想解決問題的，就跟我走！”梁雨潤再一次使勁揮手，“走！想解決問題的都跟我走！”“走吧！梁局長會幫助你們解決問題的，走啊！”公安人員開始協助動員那些坐在地上的農民。“走走！上我們信訪局去！”梁雨潤大步流星地走在前面，一個讓人驚喜的情景又出現在人們眼前：僵持了六七個小時的160多個農民，收起擺放在地上的一堆堆玉茭穗，一個隨一個地陸陸續續跟在梁雨潤身后開始離開廣場，直至全部撤出……“好了好了，大家回去吧！”一名公安干部招呼著警友們上了警車，現場很快恢復了秩序，像沒有發生過任何事情一樣。這是27日上午九點左右的事。一個多小時后，我因另有要事乘飛機離開了太原。
為了不打擾梁雨潤的工作，我只讓司機小朱悄悄送行。我原以為平遙南長壽村的農民集體上訪事件不會再給梁雨潤增添任何麻煩了，可后來才知道，事情遠沒有想象的那么簡單——我們還是先從這事的由頭說起。?2005年，山西省農科院所屬的強盛種業公司與平遙縣洪善鎮南長壽村種糧大戶任某簽訂了200畝的玉米制種協議，即任某在這家種子公司技術人員的指導下，為種業公司種植玉米種子，其收獲的玉米種子全部由種業公司按高于市場價大約一倍多的價錢回收。第一次試種獲得豐收，任某喜氣洋洋。
第二年續種時，南長壽村的農民與強盛種業公司簽訂了750畝玉米種子種植協議。于是種業公司按機械種植的用種量給南長壽村農民發放了相應的玉米種子，南長壽村的農民精打細算，沒有采取機械種植，而是改用人工種植播種，結果省下玉米種又多種了100畝。多種就多種唄，每畝35元的種子費對農民來說也是個不小的數目，種業公司也認可了南長壽村的做法，村民們更是高興，紛紛從自己承包土地中挑選出最好的地塊和澆灌好的田垅作育種耕地。南長壽村地處晉中，歷來是種玉米的好地方。如今又有種業公司的技術人員指導，加上新種子收成后的價格那么誘人，于是村上農民辛勤勞作，使得所有育種玉米長勢茂盛，一天一個樣……數月過去，育種田的玉米確實與眾不同，不僅稈壯葉綠，而且玉米穗長得格外粗大，個頭比普通的玉米穗大出近一倍——穗大才收粒多嘛！農民們看著又大又粗的玉米穗樂開了嘴。收獲季節將至，農民們小心翼翼地掰開那些又粗又大的玉米穗，卻全都傻眼了：原來那些又粗又大的玉米穗根本就沒長幾粒玉米，有的干脆顆粒不長……這是咋回事？村民們急忙找任某，任某也傻了眼。技術員呢？我們可都是按他的要求種植的，咋種成這個樣了？他人到哪兒去了？技術員早回太原了！他也弄不明白是咋回事。有人垂頭喪氣地告訴農民們。
這、這這……種業公司怎么可以用假種子坑害咱嘛！他們想讓我們喝西北風呀？那一天，南長壽村的250多戶參與種植玉米種子的村民們陷入了絕望的境地。“不行！他們這樣坑害農民，我們堅決要求他們賠償！”村民們把問題反映到村委會，村干部同樣感到了問題的嚴重，于是一起研究決定向強盛種業公司提出賠償要求。地里的玉米長得如此怪異，強盛種業公司認為既有氣候方面的原因，也可能有技術上的缺陷。他們答應農民們的要求，愿意給予賠償。2006年10月29日，梁雨潤在勸說南長壽村村民。一個要求賠償，另一個同意賠償，這本來就沒有什么問題了。然而在如何賠償的實質性問題上，南長壽村農民與強盛種業公司出現了嚴重分歧。南長壽村的農民提出的賠償條件是：850畝所種玉米育種地基本是絕收，種業公司應按照種植普通玉米的正常收成賠償。種業公司說：不管怎么說，玉米棒子上總還長了不少玉米粒吧，要賠我們也不能按絕收來賠。農民們說：十根玉米棒子上的籽兒加起來還沒有一百粒，不算絕收算什么？種業公司依然堅持：要按絕收賠償我們不接受，我們只能在收購價格上作適當調整。農民們火了：你就是20元一斤，我也沒有啥可賣給你的，你這也算是賠償？不行，必須得按絕收賠償！絕不絕收也不能是你們說了算嘛！我們找人現場測定，估出產量后再討論賠不賠的問題。行啊，玉米稈還都在地里插著，你們派人去估產好了！
農民們和種業公司各持己見，等現場估產后再論賠償問題。數日后，種業公司派人來到南長壽村，在育種玉米地里左看右摸，最后告訴村民，他們的估產為每畝可收240斤。考慮到農民的損失情況，公司愿意每畝按這個產量為依據，將原先擬定的收購價每斤1元4角提高到2元，如果同意這個方案，所有種植育種玉米的村民們可以上公司來領取賠款。姥姥的，我們哪兒去收每畝240斤嘛！種業公司坑了一把我們，現在又想樹牌坊不是？沒門！村民們一聽就來火了，走，告他們去！南長壽村的村民們先是到了平遙縣工商局。縣工商局的工作人員告訴他們，強盛種業公司在太原，就是要告狀，也得到太原工商部門去。太原就太原，他們坑害農民，到哪兒我們也不怕！于是農民們派出代表找到了太原市的工商局。看著農民們拿來的一捆捆只有茭穗、沒有玉米粒的棒子稈，工商局領導義憤填膺：這樣坑害農民的事件，我們一定為你們主持正義！南長壽村民代表們聽了這話后熱淚盈眶，如同盼到了救星。可就在當天，他們接到工商局負責人的電話，說你們南長壽村的這個事情我們不能受理，你們真要讓種業公司賠償，恐怕得到法院去解決。為啥？白天你不是答應得好好的，咋轉眼就變卦了？農民不理解。工商局那位領導支支吾吾地回答說：這事……我們實在不好受理。打官司我們也不怕，打就打！村民們不信這邪。但有人馬上不支持這樣做：現在打一個官司，沒有幾個月下不來，我們幾百畝的玉米地總不能讓玉米稈一直豎在地里，冬季麥子還種不種了？就是。他們種業公司在技術上出了問題，就是對我們農民的一種嚴重坑害。糧食種子是一種生產資料，誰坑害了農民，工商部門沒有理由不受理！有人告訴農民們：這是一起典型的坑害農民事件，工商部門應當管。走，我們上省工商局去告！如果他們還不管，我們就讓新聞媒體曝光！農民們天天看電視，天下的道理多少也知道一些，于是他們來到省工商局。“五天后回答你們。”省工商局的人告訴南長壽村的農民說。第四天，農民們得到的回答是：不予受理。這是咋啦？誰都不想受理？好吧，讓大伙兒來評評到底是咱農民不講理還是他們種業公司缺德！9月28日，《山西晚報》將南長壽村民種植育種“玉米光見棒子不見籽”的事件在報上刊出。“這回看他們種業公司的臉面往哪兒擱！”農民們手捧報紙，笑嘻嘻地等候有個公平說法。哪知日子一天天過去，人家種業公司方面依然石板一塊，要想獲賠，條件依舊。農民們沒轍，一商量，看來得把事情鬧大了才解決呀！走，咱們上省城找省委領導去！有人一挑頭，村上那些種植育種玉米的農戶立即響應。這下了不得，你要去，他也要去！嘩啦一下，一點人頭，有160多個！“走！要想不喝西北風的，就上省城去嘍——！”農民們決意要拼老命奪回損失了！他們發動自家的農用三輪車，管它能不能進城，上路了再說！于是浩浩蕩蕩的要求賠償的隊伍，駛向省城……
“了不得呀！南長壽村農民要上省城鬧事去啦！”洪善鎮干部和平遙縣領導得知此事，一路出面阻攔，甚至派出公安隊伍，但都被南長壽村的農民問得啞口無言：我們已經收成無望，官司又打不起，你們要是能為咱解決問題，誰愿意往省城去呀！縣上和鎮里的干部被問得無話可說。于是十幾輛農用三輪車載著160多名討債農民，頗有聲勢地在黑暗中直奔二百里之外的太原城——這是10月15日深夜的事。?10月16日清晨上班時分，平遙南長壽村的村民們已經齊刷刷地坐在省委大門口五六個小時了，他們以靜坐的方式將省委大門圍得人車難行。消息很快報告省委總值班室，“老梁，你在哪兒？快過來吧，省委領導很著急，省委大門口來了一大群農民，趕緊想法子把他們領走，不要影響了機關正常上班。”剛剛從北京接受另一項接訪群眾任務的梁雨潤沒來得及放下早餐的筷子，又被叫到了“火線”。
“王英嗎？你是在現場？好好，你讓農民們選出幾名代表一會兒到信訪局來，我現在就通知省農業廳、省農科院和強盛種業公司的領導……九點半，對九點半，在局里召開協調會。還要讓工商局的人一起來！”梁雨潤一邊小跑步地走出家門，一邊不停地打著電話。群眾圍聚省委大門口是大事。每逢這樣的事，梁雨潤就像接到火線的戰斗命令一樣，總是沖鋒般地在第一時間內趕到現場并及時予以處置。現在是九點半，省信訪局的三樓會議室坐滿了平遙南長壽村村民代表和省農業廳、省農科院、強盛種業公司代表，以及縣區市省四級工商局和省縣信訪局等單位的負責人，氣氛顯出幾分凝重。在南長壽村村民代表和強盛種業公司雙方陳述各自的賠償數目及理由后，省農業部門的領導態度堅定地表示“要維護農民利益”，并責成強盛種業公司盡快做出相應的賠償。但責任方強盛種業公司對南長壽村村民提出的賠償條件不肯答應，堅持認為他們的“職工利益同樣需要維護”。如此僵持不下，一直到下午協商仍在繼續……
“因為另有一件急事需要我去處理，所以下午的協調會開始我沒有參加。下班后我回到局里，見會議室里仍然吵吵嚷嚷的。進去一看，南長壽村村民代表和種業公司負責人火氣都很大，根本沒有達成協議的可能，于是就宣布當日的協調會暫告結束，第二天繼續開會。當時南長壽村的一百多名上訪農民都在我們信訪局的大院里等著，我對村民代表說，希望他們勸農民們先回平遙，留下代表與種業公司協商。就在這個時候，省值班室又通知我去處理另一件事，正當我要離開局機關時，聚集在院子內的農民們竟然有幾個抱住我的雙腿，苦苦懇求說，你梁局長一定要為咱受害的農民做主，否則我們就呆在省城不走。我真不知如何是好，只得暫且勸說一下就匆匆辦其他事去了……可我沒有想到的是，這一夜他們這些村民們因為見種業公司的領導不肯應答他們提出的賠償條件，將患高血壓的種業公司副總經理圍堵在會議室整整一夜。第二天早上，因為省委大門口又有突發事件，我一直在現場處理。中午，我拖著非常疲乏的雙腳回到自己單位時，見南長壽村的村民還都在那兒，就有些上火了。
一問，原來他們的村民代表與種業公司就因為每畝還有10元錢的差距沒有談妥協議，而且雙方都絲毫沒有妥協的意思。我上樓把種業公司副總經理叫出來好聲勸他，說你種業公司再窮也不至于像絕收的農民那么可憐吧！現在就差10元錢一畝的賠償了，你就答應這些農民兄弟算了。可那經理沙啞著嗓門沖我說：農民們是可憐，我們種業公司的職工也不是開銀行的。別說10元錢，就是再多一分錢我們也不答應！我一聽就火了，對那經理說：你這是想解決問題哪？你種業公司再窮也不至于窮得揭不開鍋吧？可你看看他們絕收的農民，為了上省城來討還公道，拼湊了錢上省城來討債，三個人合吃一盒方便面。你拍拍胸口，如果你敢說種業公司現在確實窮得再不能拿出每畝10塊錢的賠償金，那我梁雨潤用自己的工資幫你解決這10塊錢中的一半，你種業公司再另外拿5塊錢如何？不就是4000多塊錢嘛！我拿出兩個月的工資，你看怎么樣？種業公司的副總經理聽我這么一說，不好意思了，說梁局長你真是好人，無論怎么說我們不能讓你拿自己的工資來為我們解難。那好吧，我做這個主了！第一個協議就這樣敲定了下來，真不容易，磨了兩天又一夜……”
梁雨潤事后回憶說。我在省信訪局的卷宗里看到了調解下的第一份“協議書”，大致內容為：平遙縣南長壽村部分村民與山西強盛種業公司因制種發生糾紛，經省信訪局協調，達成四點協議：一、種植畝數按850畝計算，每畝保底價為575元，共計488750元，由種業公司賠償。二、當年所產的合格種子玉米由種業公司按當地種子市場價回收。三、每畝的原種子款35元由種業公司從回收村民的種子款中扣除。四、種業公司的賠償款分三次支付給南長壽村村民。沒拿到賠償現金的南長壽村村民仍不滿意，梁雨潤繼續調解。但這個苦苦磨下的“協議”對南長壽村的農民來說，如同水中撈月一場空。原因是，當晚由梁雨潤在場監督的“協議”，當時涉及到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的蓋章問題。“這都什么時候了，我總不能把管章的人再從家里叫回辦公室吧？”在南長壽村村民委員會在協議上蓋了章后，種業公司的副總經理強調了這樣一個理由。村民們信了他的話。“明天你們到我們公司去蓋！”種業公司的人這樣承諾。第二天一上班，南長壽村的代表梁中祿等人來到強盛種業公司，說要找昨天跟他們簽約的那位副總經理蓋章。管章的人告訴他們，副總經理不在，她不能隨便蓋章。“副總經理去哪兒了？”村民們有些緊張。“還說呢！他被你們氣病住院了！”種業公司的人沒有給農民們好臉看。“他住院了，可這協議上有他的簽名，你們也該蓋章吧！”
農民們拿出合同書。種業公司的人瞄了一眼，毫不在乎地說：“那也不行。你們找他去說吧！”農民們面面相覷，不知如何是好。“上醫院找他！”他們趕到醫院，找到病房，但病房內是空的，病床上掛著的牌子上有那位副總經理的名字，卻不見其人影。“我們上他們當了！他們在糊弄我們！”農民們憤怒了。“這怎么可能？”梁雨潤聽南長壽村的農民代表回來向他反應情況后，極為意外。叫接待員打電話到種業公司，可沒料想，這邊電話還沒打過去，就接到了那邊的“一把手”——董事長的電話，說你們做得也太過分了，怎么能把我們的副總經理折騰一夜不讓回家？他有嚴重的糖尿病你們知道不知道？你們這樣做想過后果沒有？說著，對方的手機掛斷了。梁雨潤知道后，憋了一肚子氣，這也是搞信訪的“職業特點”——你得隨時準備夾在中間受氣。那天，梁雨潤剛剛上班，強盛種業公司的人就給他遞上一份蓋著印章的公函。梁雨潤接過一看，不由生氣起來：“這算什么事嘛！”種業公司的公函內容不能不讓梁雨潤生氣，因為他們在公函上的白紙黑字明確說與南長壽村農民的那份協議是“被迫簽訂的”，并希望省信訪局梁雨潤他們按照300元的保底價作為賠償條件與南長壽村村民商談處理此事。
“賣種子時他們把農民們坑了一回，人家大老遠的跑到省城上訪又把農民們蒙了一回，還想讓我們出面給他們擦屁股，虧他們想得出！”王英等信訪局的工作人員也生氣了，說種業公司這么個態度，我們沒法再插手協調了，等著農民再鬧吧！梁雨潤從椅子上站起來，擺擺手說：“生氣歸生氣，事情還是要辦得穩妥。種業公司這回的出爾反爾，必然會引起南長壽村農民更大的情緒，眼下我們要及時掌握那邊事態的發展。”這是10月25日的事。就在梁雨潤他們省信訪局接到這份公函的差不多時間，南長壽村村民們也從廣播喇叭里知道了種業公司的“毀約”行為以及他們提出的新賠償意見。
“豈有此理！他們欺人太甚！走，到省城再告他們去！”村頭的打谷場上，情緒激奮的村民經人一招呼，立即重新發動起三輪車和摩托車，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披上棉襖，拉起白布標語，再次向省城太原進發——這回的人數比第一次上訪多出了幾十人。前頭是三輛摩托車開道，緊隨其后的是十一輛農用三輪車，車上載滿了受害的農民兄弟姐妹，他們帶著滿腔憤怒和誓死討回公道的決心，要去求見省委領導……
這也就有了我到太原第一天在省委大門口現場看到的那一幕。160多人集體圍堵省委大門并在省黨代會會場門口鬧事，可不是一件小事。種糧農民們因種子出現問題造成絕收的事件同樣不是小事。最苦最累的要算梁雨潤他們這些信訪部門干部了。領導和黨代會的安全他們要負責，群眾有難事上訪求助他們也不能推辭責任。27日早晨，梁雨潤耐心勸說南長壽村村民離開黨代會現場，帶著160多人回到信訪局大院之后的事就不那么容易了，一是“上了一次當”的南長壽村村民變得不再那么順從了，二是種業公司無絲毫退讓的意思。這可怎么辦?難題又一次擺在梁雨潤面前。“梁局長，也不是我們不給你面子，如果種業公司不答應我們上次已經達成的協議條件，如果這回賠償拿不到手，我們是堅決不會撤的！”農民們對梁雨潤如此說。“梁局長，也不是我們不給你面子。是的，農民的利益要維護，可我們的職工利益就不該維護了嗎？”種業公司的人則對梁雨潤如此說。看梁雨潤還有什么招兒!梁雨潤沒有招兒，因為梁雨潤不是神。但梁雨潤有辦法化險為夷、排危解難，他靠的是誠心耐心真心感化人，直到當事雙方和解。聽信訪局的同志們講，從南長壽村的農民再度上訪省城起，他梁雨潤就心急如焚，立即一方面向省委有關領導匯報事情的來朧去脈，一方面苦口婆心勸說種業公司和其上級單位——省農科院領導，請求他們要客觀真誠地對待農民受損問題。那些天正值省里召開黨代會，各級領導都在會上，為了讓領導出面協調和做說服工作，身為廳級干部的梁雨潤像個辦事員，樓上樓下、東院西院不斷地跑，回頭還要組織信訪局的同事去安排、穩定好南長壽村的160多名來訪村民。深秋的寒風里，梁雨潤額頭則從未斷過汗珠子……
在梁雨潤的努力下，協調會終于再一次在信訪局召開，農民代表和種業公司及各自的上級單位領導都派主要負責人參加了。然而在利益面前分歧嚴重，依然各不相讓，梁雨潤急在心里，又不能埋怨哪一方，只能耐心細致地協調。“農民的利益要維護，職工的利益同樣不能刻意損害。既然要處理好事情，就得實事求是，依法辦事。合同上訂的是750畝，種業公司應當對合同內的這個畝數的種植種子所給農民們造成的損失，按照你們上一次已經達成的協議履行賠償責任……”種業公司的上級主管領導單位——省農科院的院長到底水平高、胸襟寬，一語能定音！種業公司不再言語了，南長壽村民拿著早先與種業公司簽訂的種植合同書同樣無話可說。但還有多種的100畝地的損失誰負責呢？農民們不知如何是好了——他們把目光盯向種業公司，種業公司的負責人不再理會。農民們只能自己看自己……
唉，誰讓我們見了好事就有貪心，以為多種就一定能多收！進省城前，村民們自發按種植種子面積每畝交10元錢作為上訪經費開銷，可其余吃喝拉撒還得花錢呢！地都荒了，一年花在地里的錢每畝也有好幾百，有人本來就是靠借錢貸款種的玉米，這下顆粒無收，還得上省城來討公道，而且眼看著討賠也不那么容易，一百多農民在省城幾天里沒有一人住旅館，全部整夜待在露天，靠來時一身棉衣保暖。省城的飯吃不起，開始是三個人合吃一碗方便面，后來有人連方便面都不舍得買。一位婦女出門時帶了32元錢，本來是預備餓了買碗面買個餅啥的，那天這婦女閑時看到街上的小攤前有賣便宜兒童服裝，便想起了自己家里的兩個娃兒，于是橫說豎說，用32塊錢從小販那兒買了兩件孩子穿的衣服。因為與種業公司談判一直沒有著落，所以只能跟著大伙兒繼續在城里待著。口袋里沒了買餅買方便面的錢了，這婦女餓了也不吭聲，一連兩天肚子不進粒米，結果躺在信訪局的石梯上暈厥后滾了下來，嚇得同來的村民和梁雨潤趕緊將其送到醫院，看病花掉醫藥費足有幾百元。這還不是最嚴重的，有個婦女第一次進省城，夜間上廁所找不到地方，結果掉進了污水坑里，差點連命都丟了……
一百多人，一天天地在省城待著不走，而且全都聚集在信訪局大院里，要有個三長兩短誰能扛得住？幾宿沒有合眼的梁雨潤，此刻憂心忡忡。可當他抬起充血的雙眼企求農民們能夠放他一馬時，看到的卻是一百多雙正望著他充滿期待的眼睛……“梁局長，你要不幫我們解決，我們這回就一直在你這兒待下去了！”農民代表們對他說。梁雨潤只好把目光移向種業公司和農科院的領導，那些人把目光移得遠遠的，那目光告訴他——根本不可能再有商量余地。“依法辦事，按合同辦事”，人家的理由充分又合理，不能硬把所有責任攬到一邊嘛！但農民畢竟是受害者，是社會的弱者，同樣是農民出身的梁雨潤深知辛苦勞作投入了一年心血的農民眼見顆粒無收景象時的心境，那等于是要了他們的命呀！從南長壽村農民第一次進城上訪到現在已經十幾天了，幾百個農民繼續鬧下去，假如再出些人身意外，事情就更復雜了！梁雨潤急得嘴唇直起泡，但在問題全部處理完之前，似乎誰也不同情他和他的同事們。
有了！梁雨潤突然想到了平遙縣所轄南長壽村的上級單位洪善鎮鎮政府……“來來，你們都是南長壽村民的‘父母官’，在鄉親們的危難時刻，我們一起用為農民所急的真誠之心想想辦法！”梁雨潤找來平遙縣領導和洪善鎮干部，如此這般地商量起來。“行，聽你梁局長的。你已經為我們南長壽村的農民討回了那么大的損失！既然事情已經這樣了，我們兩級政府也不能不管。就這樣吧：剩下事我們兩級政府負責幫助南長壽村的農民解決！”“謝謝你們！”梁雨潤激動得握住平遙縣和洪善鎮負責人的手連聲致謝。“是我們要謝謝你梁局長嘛！”平遙人有些不好意思道。這回農民們該放心如意地走了吧？但梁雨潤想錯了，有過一回“上當”教訓的南長壽村村民在梁雨潤和平遙縣、洪善鎮干部的一再勸說問題已解決，希望他們離開省城回到自己村里去時，誰也不答應，說一定要見了種業公司賠款兌現后才肯走。與種業公司第二回正式簽訂協議的這一天是10月27日，恰巧是周五下班時間了。
28、29日是周六、周日，種業公司的會計外出不在家。梁雨潤把村民希望見到匯款再走一事通報了種業公司，人家一聽就又火了：我們由省農科院院長在擔保，你們怎么還不相信我們呢？周一我們保證給！別再煩了，周一我們把原先分三次支付的賠款，現在一次性全部匯出！種業公司的領導更是咬著牙說話了。不行！我們就是要見匯款單！不見他們的匯款單就是不回村！有農民們繼續嚷嚷，堅持不走。28日勸說一天，無果。29日繼續勸說，仍然無果。30日是周一，當平遙縣信訪局趙桂花局長歡歡喜喜拿著種業公司從銀行匯款的現金匯單給南長壽村村民時，有人竟然瞅了一眼立即吵嚷起來，說怎么少了一百畝的賠款。趙桂花局長解釋另外一百畝的54000元賠償款由我們平遙縣政府另行支付給大家，哪知有農民反誣說，是不是你趙桂花局長吃了人家種業公司的回扣了？“你、你們怎么能這樣說？我辛辛苦苦……嗚嗚……”女局長趙桂花當場被人氣哭了。“你們也太不像話了！怎么能這樣冤枉一位跑前跑后為你們辦事的好干部呢？”梁雨潤再也壓不住心頭之火了。這時，身邊的王英悄悄拉了拉他的衣角，說：“我去想想辦法。”說著就疾步離開現場。
“平遙的農民同志們，問題已經解決到這一地步了，你們提出的賠償要求基本得到了滿足，省農科院和強盛種業公司現在的處理態度和行動也是積極和實事求是的，他們也作出了很大犧牲，一次性支付了你們的750畝絕收種子地損失，剩下的一百畝，平遙縣也作了明確安排，這應該說是圓滿了結的好事。可你們不能一味堅持所有的意圖都按你們的來辦。農民利益要維護，人家職工利益也要維護的嘛！再說我們處理也總得有個靈活方法是不是？所以說，這種情況下，你們再不離開省城，一定要堅持聚集鬧事，那我只能馬上通知平遙方面派一百個公安干警，并且請求太原市公安局再增援200名干警來強行遣返你們……”梁雨潤這回真是發怒了，只見他說完這些話后，大步跨上車，“嘶——”地離開了現場。得到滿意結果的南長壽村村民與梁雨潤合影。這時，信訪局處長王英氣喘噓噓奔跑過來，只見他將手中的一個紙包交給平遙信訪局趙桂花局長，說：“54000元整，你讓大伙看清了，一分不少。”趙桂花局長問王英：“你這是從哪兒弄來的錢？”
王英笑笑說：“我媳婦是今年從部隊轉業的干部，她有一筆轉業安置費，我給偷偷提了54000元借你急用……”趙桂花一聽，眼淚奪眶而出。然后轉身舉起那54000元現金和那張匯款單，高聲對南長壽村的農民們說：“你們都看到了吧？錢都在這兒！你們還不回哪？啊——？”
“好嘞，我們回家了——！”160多位農民，這才歡歡喜喜地離開現場，登上回家的路途……從而結束了在省城的15天討賠之戰。11月3日，平遙縣委書記帶領的一行人專程來到省信訪局，他們向梁雨潤送上一面錦旗，上面這樣寫著：良雨潤田百姓福。平遙人感謝梁雨潤和他的同事們，不辭勞苦為他們解決了一樁難事。事后我問梁雨潤：“那天你向農民大發雷霆，是不是真的要派警察來驅趕他們？”梁雨潤笑笑，說：“我根本就沒有真心想請警察來，我是想嚇唬嚇唬那些不懂法、不明理的個別人。讓他們明白一個道理：啥時候，人都得講究得理讓三分。我們是個法治社會，做什么事情，都得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進行。對農民也有一個教育問題，如果需要維護他們的利益時，我們應當堅決維護，但他們對政府、對組織、對他人也得尊重，尤其要遵紀守法。其他人也是這個理，我們要建立和諧社會，它不是哪個人、哪個部門的事，它是全社會所有公民的共同責任。”是的，沒有全社會的所有成員的這份責任，和諧社會的建立只能是一句空話。和為貴，是中國人的處世良方。五千年的中華文明集中體現的正是這種和諧理念。人與人需要和，家與家需要和，族與族需要和，國與國更需要和。和，讓我們心境愉快，能讓我們精神健康、身體健康地去工作和生活。心平氣和，能讓我們在困難和艱辛時，找到一種蓄勢待發的力量，能讓我們在勝利和成功時保持清醒和謙遜，從而獲得更大的進步。人與人和諧了，我們面對的是笑臉；家與家和諧了，我們獲得的是真誠與親情；族與族和諧了，我們感受的是處處陽光；國與國和諧了，世界就是美好的大同。
和諧是一種心態，和諧是一種行為，和諧還是一種修養。和諧本身就是辯證法和自然法則。社會要創造和諧，那么就應人人行動起來，從我做起，點滴開始。而和諧本身，就是在克服不和諧的矛盾之中逐步實現的。和諧讓我們的一切都美好起來。
結語：假如沒有梁雨潤
沒有梁雨潤，這個世界照樣還存在。沒有梁雨潤，這個地球肯定還在運轉。這是毫無疑問的。但對局部地方對一些弱者來說，沒有梁雨潤，則意味著一生的不幸，或許他們在人生的半途上倒下后不再能起來，或許一輩子永遠處在含恥與痛苦之中……
梁雨潤在他所在的地方，他是那些民眾的福星。我不止一次聽到有人由衷地高喊“梁雨潤萬歲”這樣的口號——我絕對相信這是發自內心的呼聲。因為所有通過他的努力改變現狀的百姓們真切地告訴我，如果沒有梁雨潤，他們或許還會一天天地掙扎下去，一年又一年地屈辱下去，直至對整個社會產生厭惡與憎恨……
這種心結其實很可怕，問題之嚴重在于這種國民心態在今天的社會里在相當多的一部分人中存在著。它與我們如此高速發展的經濟形勢和日益繁榮的物質世界格格不入，與我們夢想建立的和諧社會更是背道而馳。在一個龐大的國度，一個發展極不平衡的國度，一個貧富差異越來越大、強者與弱者嚴重分化的社會里，梁雨潤這樣的共產黨人和國家公務員的存在，變得越來越重要和具有現實意義。我認識梁雨潤是2001年的事。之前我們彼此毫不相干，后來因為一部《根本利益》，改變了我們彼此的關系，我們從此成了朋友和熟人。
《根本利益》之前，只因為一次偶然的機會使我們得以相識，并由于當時梁雨潤一個簡短的自我介紹，使我下決心為這位被百姓稱為“梁青天”的人民好干部寫一部書。這就是我用了僅半個月時間完成的作品《根本利益》。當時寫得很淋漓灑脫，但由于作品發表后產生的影響比較大，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員共有三人作了批示。為調查核實梁雨潤的事跡真假，中央專門組成了一個龐大的考察組，對其進行近半年的事跡核實工作。所幸的是我書中所談及的梁雨潤的事跡全部無誤，于是在作品發表的半年多之后，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專門作出決定，號召全黨向梁雨潤同志學習。加之中央電視臺把梁雨潤評選為2003年度十大“感動中國”人物之一，梁雨潤的名字和我的《根本利益》從此成為大家熟識的人物和作品。
但這期間，外人并不了解一個情況：因為梁雨潤當時所在單位的個別人出于忌妒心理，揚言說是梁雨潤“為了自我宣傳”，向首先報導他事跡的記者與寫《根本利益》一書的我“送了幾十萬元的好處費”。這一詆毀梁雨潤和我及那位記者的人格的無恥謠言，后來被考察組否定，梁雨潤的形象和我的《根本利益》從此不再受質疑，更加廣為傳播。梁雨潤后來成為黨的先進性教育中的一個全黨學習榜樣，根據《根本利益》改編的電影《信天游》，在這場空前的黨員教育中也起到了積極的宣傳作用。作為一個優秀共產黨員先進典型的主要發現者和傳播者，老實說我心頭想想此事就有些心酸：為什么好端端的一個共產黨人，為人民做了那么多好事并被人民譽為“百姓書記”的梁雨潤，卻被某些同級干部同事無中生有地誣陷造謠呢？
細細想來，也很簡單：有些人自己不為人民辦事、辦好事，看到別人做出一些成績并出了名后，心里就醋勁涌動……
中國的許多事壞就壞在這里！這樣的人不僅僅在梁雨潤身邊有，我們的身邊也常有。他們的所有本領是：我做不成的事你也別想做成；我沒有撈到的好處，你也別想撈。這倒也沒什么，可憎之處是：你明明出于一個共產黨員和人民公務員的一片公心去為他人、為單位做些有益的事，并做出成績之后，他自己不去做也就罷了，卻反過來說你的風涼話，甚至造謠誣蔑潑臟水，實在是心胸狹隘小肚雞腸。作為多年的紀檢、信訪干部，處理大量群眾來信是梁雨潤的日常工作之一。《根本利益》中的梁雨潤，作為一名紀委書記，他看不慣有人不為百姓做實事，因而自覺自愿操心勞命去解決難題，為政府和黨的形象增了光添了彩。
四年過去了，梁雨潤怎么樣了，這是人們有興致關注的事。我當然也一直在關注著他，因為《根本利益》出來后，梁雨潤對我也有一種無形的壓力，那就是他必須經得起時間和實踐的考驗，他必須是一名值得人們信賴的好干部。梁雨潤無愧這一稱號，盡管他也不是一個十全十美的完人。現實生活中其實有許多梁雨潤式的活著的優秀共產黨人和優秀公民，他們是支撐著我們這個民族的脊梁。但在現實中又有一個非常無奈的現象：誰要是當一名活著的焦裕祿、活著的孔繁森的話是很難的，因為他們必須要比死去的那些先進人物更優秀，甚至十全十美。而十全十美的人幾乎是沒有的，所以像梁雨潤這樣不是先由“組織”確定的先進人物一旦宣傳出名后，自然會遇到各種各樣的說法和看法。好在梁雨潤過得硬，好在他做的那些事讓眾多百姓受益和解難了，好在我們都是按著黨性和良心在做事……
有人會說現在的良心還值幾個錢？這倒是真的，現今良心幾乎不太值錢了！可就是因為良心貶值了，所以我們才呼喚人要講良心。建立和諧社會，有人可以把黨性扔在一邊，但你總得還有點起碼的良心吧！應該讓困難群眾感受到政府的溫暖——這是梁雨潤的一貫信念。發生在我們這本書里的故事，有些并不復雜，一般負責任一點的干部或公務員，完全可以像梁雨潤一樣處理得漂漂亮亮、利利索索，但就是有人不干正事，不那么負責，不把百姓的事當作自己的事一樣放在心上，所以才把一件件簡單的事，越弄越復雜，一拖就是幾年、十幾年，甚至幾十年。人類有個共同的弱點，即容易愛富嫌貧，敬強欺弱。物質、權勢和利益關系顯得尤為突出的今天，我們身邊一些無權無勢又無錢的平民百姓經常受到不公正的待遇，這是現實生活中的一個極為普遍的現象。如何改變這種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如何讓弱者和強者享有平等條件下的共同的生存權、財富權與話語權，是今天這個社會的一項重大歷史責任。據報界載文，目前中國有絕對貧困人口2300萬，有3000萬左右的殘疾人，有2億左右的進城農民工，每年還有1000萬左右人次上地市、進省城、赴京城的上訪人員，更有億萬生活上、心理上、情感上和司法上需要幫助的人們……
這一龐大的數字組成了中國現實社會中的一個特殊的弱勢群體，他們是中國社會穩定與否的重要因素，是中國能否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考量，也是中國能否實現偉大民族復興目標的難題所在。因此尊重弱者，其實是為了讓強者有更大發展與發揮空間；尊重弱者，其實是為了讓富有者能夠更快更好地獲得收益與財富；尊重弱者，其實就是讓不是弱者的人永遠不會淪落成弱者。明白了這個道理，千頭萬緒的煩惱就不再有了，勉強與無奈的情結也能揮之而去，一切變得清爽與流暢，快樂與輕松。?可是現實生活中的情形就不是這樣的，你是弱者，你就會受氣、受欺，當你伸出干枯的雙手去乞求他人幫助的時候，因為你沒有背景沒有送禮，你的事就可能永遠無人理會，直至你怒發沖冠、出言不遜，或者做些過激的事，你因此就被扣上刁民的帽子。如果走運，你可能只吃了些筋骨皮肉之苦，不走運你就可能會背上黑鍋而苦度終身……
這絕非危言聳聽，監獄的門內門外，你有心稍稍打聽一下，會有人主動向你訴說這樣的“典型事例”的。為弱者呼喚尊嚴，我們怕誰？怕過誰？但我們確實最怕的是那些連起碼的人性和人情都不講的公務人員與官員！黨一再提倡“執政為民”的理念，為的不就是希望那些應該為民執政的官員和公務人員們能夠履行起自己的職責，哪怕是出于人的基本同情心去關懷或關心一下那些脆弱無助的人們。但正如我在采訪梁雨潤時所看到一幕不該看到的場景時，我失望之余更堅定地要為梁雨潤再寫一部書，寫一部《根本利益》的姐妹篇——仍然并非梁雨潤是個十全十美的人，仍然并非有哪個上級領導或者主管部門指令我去發現和挖掘某一先進典型。
是我覺得我們十三億人口的大國，有那么多錯綜復雜的事要有人去處理、去處理好，是因為我們這有七千多萬中共黨員的社會主義國家，是一個有著龐大的幾千萬人組成的公務員隊伍的大國。為什么有的問題本來很簡單卻沒有去管、沒有管好，最后成了沒法管的爛攤子！每年國家和各省市區開“兩會”或黨代會一類的重要會議時，成千上萬的群眾結伴上訪或者單個找領導的事已非新鮮，國家和政府為了保障這些重要會議的“勝利召開”，為確保不讓“刁民”們鬧事，所花費的人力物力可以是上百萬、上千萬哪！據說中央在北京召開一次重要會議期間，來自全國各地進行“穩定”工作的公安、信訪方面的人員多達上萬人，他們吃住在各自的“駐京辦事處”或賓館，少則三五天，多則十幾天，所費不貲。其實，進京上訪的人大多是被逼得無路可走才上北京來的，現在的老百姓都知道：上北京能解決，北京的官比地方的官頂事。可不，老百姓遇上一些事情，找下面的官員，找了一大圈，皮球踢了幾個月、幾年，甚至十幾年，最后還是沒人理會。無奈只好背井離鄉到北京來，找京城的清官。這已經成為一種風氣。
為什么有這樣的風氣？用老百姓的話說，那就是下面的官員不辦事。不辦事還不要緊，有的地方的官員不僅不辦事，你找多了他，他一煩一怒，你就倒大霉。《為了弱者的尊嚴》里所寫的那些百姓的事，其實本來在基層、在事發初期是完全可以解決或解決得好的，但該辦事的時候有人不給百姓認真辦，非到矛盾激化成不可收拾時，在北京和上級一道又一道“批示”、“責令”下才硬著頭皮去辦，而且即使去辦，在感情上對老百姓仍舊十分冷漠。一次次勉強的辦事態度與煮夾生飯的辦事方式，其結果不難想象，老百姓怨聲載道便是必然結果。怪誰？當然責任不在百姓！這樣社會能和諧嗎？不能。有一次在現場看梁雨潤處理一起群眾圍攻省委大院事件的情景，我很有感觸。那天有上百群眾，舉起白布寫的標語，他們希望同省領導對話，以解決他們的問題。與上訪人員人數相近的公安人員和其他政府工作人員站在現場似乎束手無策，這時圍觀的人越來越多，現場一片混亂。怎么辦？折騰下去，一是沒個頭，二是影響不好。負責現場的公安局負責人和政府工作人員們很著急。后來，匆匆趕來的梁雨潤出現了，大家臉上頓時露出輕松的笑容，竊竊私語道：“老梁來了就好了！”
梁雨潤確實有辦法，只見他三下兩下地就把現場原本態度強硬的鬧事群眾領走了。我當時就想：假如沒有梁雨潤怎么辦？“假如沒有梁局長，那肯定鬧事的人還會多蹲上幾個小時，甚至可能是幾天，或者來了一次又一次……”
信訪局的一位處長十分肯定地告訴我。大量的現場與實地采訪證明了這位處長的話。假如梁雨潤這一天因事沒能到現場，事情會鬧到什么程度？這是我心頭多次設想的事。我知道這個世界上離開了誰，地球還照常會轉動。但現實生活中也確實大量存在著這樣的情況：那些原本對政府和國家工作人員深懷信任的群眾，因為一些關系到自己切身利益的事懇求組織和政府幫助解決，但就是跑斷了腿、磨破了嘴、磕青了頭，問題始終得不到解決，一拖幾個月、幾年，甚至十幾年、幾十年！這些需要幫助的群眾，本來對政府、對某個部門或工作人員并沒有多少意見，結果因為吃盡了千辛萬苦，受夠了冷落和歧視，甚至是無情的報復與殘酷的打擊，最后走向了仇視社會的極端。這樣的事并不少。而從這個意義講，沒有梁雨潤這樣的人，我們的黨，我們的政府，我們的社會，就會變得很不和諧，各種矛盾越聚越多，最后結果是，一些原本簡單的事情成了永遠解不開的死結，平平常常的矛盾激化成“有你無我、有我無你”的嚴重對立……
因此在我看來，對百姓有真情、處理起事情來又有方式方法、能干實事、能辦好事的梁雨潤，我們太需要他了！在建設和諧社會過程中，我們期望梁雨潤式的干部越來越多……
后記本文主人公梁雨潤到任山西省信訪局副局長，主抓群眾接訪工作，經他之手處理的民事案件和化解的難題數以千計，而且其中相當一部分是在中央、省里掛名的“老大難”問題。由于文章的篇幅限制，筆者不能一一記述。但在采訪日子里，所到之處，感受最深的一點是梁雨潤同志在百姓中的威望之高，令我常常敬佩與感動不已。
北京。10月10日，就在筆者正與梁雨潤交談時，突然有人急慌慌地前來向他報告：幾個山西籍的人在中央機關辦公所在地的門口鬧事，誰也勸不動。“那我去一下。”梁雨潤連與我打個招呼都顧不及，起身便走。
一個多小時后，他汗水淋淋地回來了。“對不起啊……”梁雨潤一邊擦著汗珠，一邊向我抱歉道，“剛才把幾個上訪群眾送上回太原的火車了，耽誤你時間了。”一直為突然冒出來的事繃緊神經的我頓時輕松地笑了：“你到底有什么招兒呀？公安警察和別人都治不了的事，你一去就這么順當地解決了？”梁雨潤臉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因為我跟群眾談得攏。”“怎么才能談得攏？”“當然首先你得跟他們有共同語言，講話還得有技巧，他們能聽得進去，覺得你沒有架子，與他們平起平坐的，而且要公正、公平地看待問題，從他們的角度思考他們所提出的問題與意見，并敢于作出判斷，承擔責任，提出解決問題的思路與建議，絕對不能用高高在上、簡單粗暴又什么責任都不敢負的態度對待群眾……”梁雨潤說得很隨便，但我聽后細細品味卻極感深刻。于是也有了下面筆者和他的幾段對話——“現實生活中，我們的許多干部恰恰就是做不到你說的這幾點。”我說。“主要是感情問題。看他對老百姓，尤其是對那些弱勢百姓有沒有基本的感情。沒有了對百姓的基本感情，你就不會感覺別人的事有那么重要、那么緊迫，所以你也就不會去認真負責地處理。”梁雨潤說，當他每次看到有老百姓來找他，尤其是看到他們流著眼淚、跪下雙腿來求自己時，就會揪心。
“一個人一輩子、一個家庭幾十年，誰能保證不會出現三長兩短？就算今天你有權有勢，你也保證不了一生都順暢，何況你有后代、你有親朋好友，他們也不出一點問題？想想這些，我們就會對那些有困難需要幫助的人，心態好一點，工作勤奮一點，或者態度好一點，把事做得細一點，本來可能很激烈的矛盾就化解了，再難的事也不用拖那么長時間了……
“當公務員的不辦真事，當干部的不為群眾著想，怕麻煩，怕惹事，這是我們現行社會中的一個普遍現象，也是導致一些地方的社會不和諧、干群關系緊張的主要原因。”梁雨潤深有體會地說，有些事，你早發現、早處理了，就什么矛盾和沖突也沒有了。你拖著不辦、不處理，麻木不仁，甚至說些難聽的話，做過傷人感情的事，群眾情緒不對立才怪！小問題就一下變成了大問題，局部問題一下變成了全局問題；個人的事、單位的事，一下可能變成了國家和政府的大事了！“所以和諧問題，我認為，重要的問題是要提高廣大干部和公務員的執政理念、勤政能力以及他們的素質與水平。當然不是說老百姓本身就沒有一點問題，但群眾與執政者產生矛盾和分歧時，執政者是主要因素，是解決問題的主要方面。
我經常對一些官員說，你們少請客一次、少外出旅游一次、少到國外跑一次，省下的錢就能解決一個甚至好幾個群眾的困難了。事實上，我們現在有些地方的干部和領導，遇到需要為群眾解決一些經濟困難時，就說沒錢、沒錢。應該承認我們國家還不富裕，有些地方財政不算寬裕。可是我們真的就一點能力也沒有嗎？不是的。我舉個例：山西有個地區，有個上訪群眾就是為了15000元的事，與政府鬧了好幾年，當地干部為這個人光到北京一次次接他回去花的錢就有15萬之多！如果那里的干部和領導會算一筆賬的話，這個群眾的問題不早解決了嘛！遺憾的是，我們一些地方的干部和領導并不算這樣的賬，他們只算給群眾解決困難時要花多少錢是如何如何的‘沒辦法’，可從來不說為應付和處理這些群眾工作的過程中所花費的成本。全國各地一年光為應付和處理群眾上訪事件所花費的人力財力不計其數，數額驚人！
“都是國家的錢，人民的錢，納稅人的錢！我們應當學會心疼我們靠汗水和辛勞換來的財富，不然國家再強大，早晚也會吃窮吃空的！而且該解決的問題沒解決，原本幾千元、萬把元就可以解決的問題，最后十幾萬元、幾十萬元還沒法解決！“建立社會和諧，司法公正、公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現在一些群眾有意見，鬧事，就是因為司法不那么公正、公開，人情案居多。一些法律本身存在的缺陷也是產生問題的原因之一。所以，要提高公民的法治觀念，首先要解決司法本身的問題，這是關鍵。“最后我想對普通百姓說一句話：今天我們的國家，正處在社會全面進步與發展時期，進入轉型的歷史關頭，各種利益關系和社會矛盾隨之也不斷突現。追求社會和諧，過上富足、祥和、快樂的幸福生活，是我們每個人的良好愿望。但現實生活中，難免有些不如人意之處，我們每個生活在現實中的人，應當以健康的心態，正確面對可能出現在你身上的問題和矛盾，學會心平氣和地處理問題，尤其要體諒政府和國家的難處。考慮問題和處事時，一定要從實際出發。在人與人相處時，更應發揚謙和、謙讓的中國傳統美德，即便理都在你這一邊，也要做到得理讓三分。這樣，我們13億人才能真正做到和諧共處。”身體力行的梁雨潤，思考比筆者寫《根本利益》時更加成熟和深刻了，我們有理由相信這位曾經感動中國的人物，今天更能感動你我他……
在《為了弱者的尊嚴》一書收筆時，正參加中國作家協會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會上有幸聆聽胡錦濤總書記所作的報告，他倡導“一切進步文藝，都源于人民、為了人民、屬于人民”，號召作家“以充沛的激情、生動的筆觸、優美的旋律、感人的形象”去創作，以及“進步文藝，刻寫著一個民族的希望，昭示著一個國家的未來，深深影響著一個民族的精神和一個時代的風尚”等話語，長久地回響在耳邊。當代的進步文藝為了什么？我們作家的創作應該走什么方向？這些問題，胡錦濤總書記又一次給我們作了深刻的闡明。備受鼓舞之際我有一種欣慰：回顧近十年來所走過的文學創作歷程，我自我檢查，感覺基本在朝這一目標實踐，并且沒有停止過。十年來，我創作了十幾部作品，近三百萬字，雖然覺得很累，而且經常有朋友勸我別那么累了。確實很累——作為非專業作家，作為負責一家大型文學期刊的主編，再騰出時間寫作本身就已經是件很累的事，問題是還必須使作品能夠產生一定的影響，這注定是更難的事。但我一直沒有聽進朋友們的勸告，原因很簡單，單位的工作責任是不可推托的，寫作是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更加不能放棄。尤其是在已經相對越來越熟練的創作實踐之后，感覺要寫和可以寫的或者別人壓來的任務太多了……絕不是貪婪，絕不是隨意，更絕不是想進入“工業化”的寫作狀態，而是我們這個社會有太多的事情可以去寫，別人追在你后面等著你去寫。有人認為，一個人寫作到一定階段就可以吃老本了，小說家和詩人可能是這樣，但對一個報告文學作家來說，這種可能幾乎不存在——除非你的文學激情和新聞感覺沒有了。
一個充滿文學激情和新聞感覺的報告文學作家，不可能在你生命允許的每一分鐘內停止關注社會、停止寫作生涯……這就是我們的時代給予了今天的報告文學作家的一種財富和生命的不懈推動力。你可以耗盡精力，你可以縮短壽命，但你不能不滿懷激情地一次次投入火熱的生活，采擷鮮活的素材，進行緊張的創作——像戰士對戰爭勝利的渴望一樣。我真不知自己什么時候能夠減弱這種對報告文學創作的激昂情懷，我太熱愛和適合報告文學了，報告文學使我丟失了生命中的許多寶貴東西，又使我拾回了更多的精神財富和心靈的滿足——這種財富和滿足就是作品發表后在；廣大讀者中得到了回應。寫梁雨潤即是一例。我歷來主張，報告文學必然具有“報告”的對象與“報告”的效果。
一部報告文學，我們檢驗它優秀與否，如果不考量讀者和社會及市場對它的反饋，就將失去這一文體本身的意義。沒有讀者和沒有影響面的作品，首先就已失去了報告文學應有的文本功效，獲再多的獎也沒有任何用。同樣道理，不能一版又一版地發行、被一批批讀者長久閱讀的作品，也不可能稱得上是優秀的報告文學，更無須去談論它的“文學性”了。在各種媒介大膨脹、大發展的今天，報告文學越來越被近似的文本樣式（如電視中新聞和“紀實”類的東西）所擠壓，報告文學的創作面臨著更加艱難的形勢與發展態勢。報告文學又因它獨特的新聞材料所構成的基本內容，常常容易被電視與報紙的新聞所趕超和克隆，很自然地被公眾淡化與漠視。
如果加上創作本身存在的問題，報告文學毫無疑問將面臨“死亡”的境地。為了這一文類的不“死亡”并能重新散發獨特魅力，我們只有靠比從事任何文學類別的作家和新聞記者們付出更多的勞動與高超的智慧去實現。我們不可能有那些具備越來越完備的現代化手段的新聞記者們的強勢條件，也不可能有小說家和詩人們那樣悠閑瀟灑的生活方式，報告文學作家是沖鋒的戰士，是馳騁的騎士，是生命驛站上的趕路人！
我們永遠疲勞，我們永遠激情，我們永遠年輕，我們才可能永遠保持其文體的存在價值與創作這一文體的意義！
這是讀者對報告文學作家的要求和文體自身所決定的。今天的人民依然非常愿意看優秀的報告文學，非常喜歡看那些與他們現實生活緊密聯系的報告文學作品，我因此而繼續狂熱地熱愛報告文學，并愿意寫更多梁雨潤式的人物，寫偉大時代出現的那些激動人心的重要事件。我熱愛報告文學就像熱愛自己的生命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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