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今年的這一期，不出所料，用幸災樂禍地口吻報道了艾布拉姆斯在大陸遇到了麻煩。

　　“紅色中國的首都最近大規模暫停了很多主要產業的合同，這一行為挫傷了很多中國公司，也讓很多試圖在這里賺錢并開始動作的美國公司蒙受損失。”

　　而艾布拉姆斯就是其中的首當其沖者，他拿到的很多訂單合同一夜之間變成廢紙。

　　雖然艾布拉姆斯家大業大，但因為大陸政府主要是國有企業的商業違約，使得他損失慘重。

　　看完后，林維楨若有所思道：“這位艾布拉姆斯先生可真夠倒霉的，沒想到《財富》雜志連大陸的情況都清楚，他們在這里有辦事處嗎？”

　　“這個我就不知道了。”丹尼爾搖搖頭道，隨即哈哈大笑：“幸虧我們沒在首都開展業務，否則結局跟艾布拉姆斯這個狗娘養的一樣。”

　　林維楨看丹尼爾心情還不錯，倒是松了口氣，笑著問：“丹尼爾，你這次來首都，不會只是跟我抱怨一通吧？”

　　丹尼爾擺手道：“當然不是。坦率地講，特區的官員們視野更開闊，更有改革精神，一直以來給了我很多幫助，在這一點上我非常感激。所以，只要特區還在，我相信會慢慢好起來的。”

　　丹尼爾嘴上說信心十足，可林維楨卻看到他表情嚴肅。

　　果然，丹尼爾話鋒一轉，搖搖頭道：“可是，現實情況很不樂觀。”

　　說著，又遞給林維楨一本雜志，指著一篇文章道：“《財富》對大陸的經濟還是比較樂觀的，但《時代周刊》卻口氣不善，披露了大陸第一次向國際社會求助。今年3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承諾予以中國4.5億美元融資。這是中國第一次向國際組織貸款。據說你們政府出現了嚴重的財政危機，外匯儲備吃緊，通貨膨脹嚴重，石油生產和出口量下降到歷史最低水平。如果用一個詞來形容，那就是經濟危機。在美國的時候，我還聽到了一個有趣的說法，說你們中國是瓷器店中的公牛，想要走出瓷器店，卻又怕在轉身的過程中，弄壞了瓷器。”

　　其實，林維楨對大陸目前的政策并非一無所知。

　　自從電器店被打辦室盯上后，他便找出了去年和今年所有的人民日報，將一條條與經濟政策綜相關的報道按照時間線剪貼出來，稍微一分析，就能還原出這兩年政策變動的脈絡。

　　事實上，在1981年年初之前，政策的方向還是朝著鼓勵個體經濟，促進改革的路線上推進的。

　　中央仍然提出“鼓勵和扶持個體經濟適當發展，不同經濟形式可同臺競爭，一切守法個體勞動者都應該受社會尊重”。

　　比如在1980年9月的省市區第一書記座談會上，還提出允許“要求從事個體經營的農村手工業者、小商販在與生產隊簽訂合同后，持證外出勞動和經營”。10月，國務院發布《關于開展和保護社會主義競爭的暫行規定》，提出“允許和提倡各種經濟形式之間、各個企業之間發揮所長，開展競爭”。

　　但是到1981年，口徑出現了大轉變。

　　今年新年剛過，國務院兩次發出緊急文件“打擊投機倒把”。

　　一月七日發文規定，個人（包括私人合伙）未經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批準，不準販賣工業品，農村社隊集體，可以販運本社隊和附近社隊完成國家收購任務和履行議購合同后多余的、國家不收購的二、三類農副產品。不準販賣一類產品，不允許私人購買汽車、拖拉機、機動船等大型運輸工具從事販賣。

　　在一月底，國務院又發文明確指出，為限制同大中型先進企業爭原料，將社、隊企業在開辦初期免征工商稅和工商所得稅二至三年的規定，改為根據不同情況區別對待……凡同大的先進企業爭原料，盈利較多的社、隊企業，不論是新辦或原有企業，一律照章征收工商所得稅。

　　這兩份文件林維楨都在報紙上看到過，因為電器店有營業執照，相當于經過工商局的批準，所以當時并不覺得有什么問題。

　　如果不允許銷售電器之類的工業品，當時工商局就不該批復營業執照，既然批了，那就得給電器店背書。

　　上半年首都周邊地區還算風平浪靜，閩粵等沿海地區倒是抓了不少人，多數是從事走私販私的，還包括一些給走私販私開方便之門的官員。

　　年中開始，形式開始嚴峻起來。

　　雖然報紙上沒有明確報道，但林維楨還是能從中捕捉到蛛絲馬跡，很多國有企業不同程度地減產，甚至停產，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也戛然而止，等等。

　　這些跡象表明，中央遇到了財政危機，雖然不知道有多嚴重，但丹尼爾剛才透露的消息，并非空穴來風，很可能比想象中的更嚴重。

　　而財政危機很大程度上是由改革造成的，這當然也有跡可循。比如，為了改善工人和農民的生活水平，在過去的三年里，中央出臺了一系列的政策，包括職工提薪、獎金發放、安置就業、政策退賠、農產品提價以及擴大企業和地方財政等，使財政支出大幅增加。以此同時，經濟的復蘇勢必帶動基礎建設的復興，各地的基建規模不斷擴大，漸漸到了預算無法控制的地步。

　　同時，國有企業的放權讓利改革，一方面讓中央財政的收入少了一大塊，另一方面，此次改革的總體成效又實在不能讓人滿意。

　　因此最近有人開始鼓吹，經濟改革“必須加強集中統一”和“籠子與鳥”的理論。

　　所謂的“籠子與鳥”理論，大意是說，企業是一只鳥，不能老是綁著它的翅膀，要讓它自由地飛，但是，國有經濟體系則是一個大籠子，鳥再怎么飛，也不應該飛出這個籠子。

　　以目前的經濟政策走向來看，中央明顯采納了“籠子與鳥”理論，再加上很多國有企業不思進取，在一旁搖旗吶喊，最近兩個月媒體上出現了大量的聲音，都是訴控那些計劃外的小工廠和個體戶如何與規范的國營企業爭奪原材料，如何攪亂市場秩序，如何讓國有企業蒙受巨大損失的。總而言之，國有企業試點改革搞不好，都是籠子外的野鳥們惹的禍。

　　郝萬福經營的電器店雖然不具有生產性質，不會跟國有企業爭奪原材料，但卻跟國營商店爭奪市場。

　　而且電器店服務好，貨真價實，性價比高，國營商店根本競爭不過。

　　這種情況下，國營商店只能哭著喊著找親爸爸幫忙了。

　　這事沒地方說理去。

　　現在連出口創匯項目都無法優先保證原材料供給，可想而知，經濟改革面臨的阻力和挑戰有多么嚴重。

　　“這么說，你那里也遇到了問題？”

　　丹尼爾點點頭道：“是啊。我從美國回來后，很快在東莞找了一家小型機械加工工廠，委托生產汽車維修工具。其中三分之一的材料從美國進口，剩下的三分之二由國內供應，這是寫在協議書中的條款。原本一切順利，可前兩天工廠負責人卻突然通知我，很多原材料無法購買，現在只能停工。”

　　林維楨聳聳肩，攤攤手，給了丹尼爾一個愛莫能助的眼神。

　　“林，你長期在首都，比我了解你們國家的經濟政策，你覺得中國未來的經濟會走向哪個方向？”

　　林維楨沒有馬上回答，裝模作樣地想了一會兒，道：“丹尼爾，困難是暫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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